宋代之乡村组织，除了保甲法之外，又有乡约法之创立。我国乡教之义，始于《周礼》。而乡约之制，滥觞于北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陕西蓝田吕大临、吕大防兄弟之吕氏乡约。吕氏兄弟之乡约法，毫无疑问，是受《周礼》的影响，但与《周礼》的方法稍有出入。吕氏乡约是一种地方自动自发的组织，目的是为了提倡伦理道德、推广地方教育、促进社会交流及民间之经济合作。它与《周礼》所言，由政府赞助者有别。
吕氏乡约是在地方上推举年高德勋者一人为都约正，另外推举两位有学行者为约副。每月另选一人为直月，月终，如有善行者，则加以奖励；有过者，则加以劝改。这是一种自动自发的乡村教化组织，并不强迫加入。凡是自愿入约者，都可以登记加入。加入以后，必须受乡约的约束。吕氏乡约规定：（1）德业相劝。希望约中之人，居家时能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时能事长上、接朋友、教后生、御童仆。（2）过失相规。如有犯过，则请约正以义理教诲之，不听教诲者，则听其自动退出。（3）礼俗相交。订定应对进退之礼，以供乡约之人遵守。（4）患难相恤。凡有水灾、盗贼、疾病、死丧、孤弱、诬枉、贫乏之家，可以告诉约正，约正则邀集约中之人，互相救济。这种慈善事业，并不限于约中之人。邻里之间，如有患难之事，虽非约中之人，乡约中亦规定予以救济。
由此可知，吕氏之乡约法，实际上是一种以教化为目的的地域性自治团体。朝廷对于这种地方性的组织并不反对，因为它是一种地方上的互助团体，强调传统的伦理道德，对于地方治安有很大的帮助。不过，宋朝廷并未大力鼓励这种乡约组织的推广。朱熹对此制度很赞赏，也曾鼓吹这种劝人为善的乡约法，却未引起朝廷的注意。明代时，方孝孺、王阳明及吕坤对于乡约法特别赞赏，并加以扩充。明太祖也依照吕氏乡约的内容，颁布著名的“六论”：“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弟，各安生理，胡作非为”，作为思想统治的蓝本。但明太祖以后的皇帝，对于乡约法就不太重视了。到了清代，顺治皇帝颁布明太祖之“六论”，又命令民间成立乡约组织，选生员中六十岁以上，有众望者为乡约正。康熙九年（1670年），清圣祖发表“十六条圣论”，做为乡约之准则。雍正二年（1724年），世宗颁布长达1万字的“圣论广训”；并且在雍正七年（1729年），下令扩大乡约人员的编制。所以，乡约虽是宋人所创，直到清代才普遍推广于乡村组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