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学散文创作续说
高占伟
不断地以记叙故土风情、人物来抒写乡情的刘国学，于1997年12月8日晋京出席《中国作家》笔会，在到会的全国各地近百名作者二百多篇百万余字的参赛作品中，他的散文《父亲那把镰刀》荣获一等奖，实在可喜可贺！
乡情，历来是个世界性的文学母题，它具有超越时代与历史的共同性。古往今来，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人们，都以各种方式来表达他们归乡的渴望以及对家园的追忆。这种共同的心态最能引起人们的感情共鸣。刘国学的散文则是以真情的诗美叙写乡情，并透出文化意义上的深层思索。正如我在《刘国学散文的怀乡情结》评论中所说：“他独特的怀乡情结将萦绕万千儿女的心际。”
散文理论家林非就分外强调这种真情流露。他说要使散文创作获得成功的最大保证，应该是“通过自由自在地抒发真情实感的途径”，要做到“一切出于真挚和至诚，才是散文创作惟一可以走的路。”（《散文创作的昨日和明日》）。现在伊春社科联供职的刘国学，出生于辽宁省铁岭县的乡下，这里虽偏僻、贫瘠，却有朴厚的民风。那里的山光水色，人情风俗，民间故事，历史传说，无疑具有鲜明的地域风情特色。所以他用诗的“竹笛”吹奏于窗南的草甸子，美丽的西下坡，“搂狗刨”的小河，房盖上开启的小天窗；他用挚诚忆起命运多舛的善良五姑，有霞妹和没有霞妹的日子，纯真无忌的童音；乃至故乡里童心相依的黄狗、芦花鸡和腊子鸟。正因为他“忘不了那个地方，忘不了那些人”，所以，故乡的人、情、物在他的笔下才来得那么自然天成。就如他自己所言：承燕赵之余脉（祖籍系清军入关前的河北燕赵悲歌之地），多年的散文创作总是“叙写苦难美好人生，表现大慈大悲大衰，以求人间同修善愿，天地苍生共存慧济，”
刘国学在他的散文创作中着意描绘和展示了这一独特的地域风情，流动着浓重的乡愁气韵，并有意识地对之进行文化上的审视。林非在强调抒发真情实感和表露内心世界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散文创作还应该充分地强调思考的因素。思考与感情，思考与内心生活本来就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趋于成熟的激情，必然会通向深沉的思索”。在作者故乡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人心古朴，风俗淳厚，古老的传统道德以其巨大的力量左右着人们的生活和行为，然而落后、封闭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新旧文化的冲突和矛盾明显地存在着，生活中的沉重与人性的异化随处可见。在《有霞妹的日子》里，那个“在青蛙打鼓和鸟的鸣唱里”，“在轻风吹动的小草和树梢的琴韵里”发现“诗”（美）的故乡女孩——霞妹，善良质朴，秀外慧中，深得乡亲的喜爱，并薰陶影响着其他乡人；但在现代都市物欲横流的冲激下，她最终耐不住寂寞，把握不了生存的坐标，倾于“物”的诱惑，去了那个灯红酒绿的地方，做了老板的第四个新娘。美好的人性被异化扭曲。此文以其对个体生命的深刻感悟和表现，对人的“内宇宙”进行了洞察和探幽，所以作者感叹那“有霞妹和没有霞妹的日子。”《不忘那些狗》则将故乡那“撅起尾巴跟着担水的主人来往于井台边”的黄狗与今日“一群人竟睁大艳羡的目光围观很难记住名字的外国的什么狗”进行反差对比，并发出反诘。
在社会转型的剧变中，“从历史给定的价值体系中游离出来的人们，将难以摆脱文化失范和价值晕眩的困扰”（雷达语）。人们意识到了金钱的重要和物质生活的重要，而精神的家园却日渐荒芜与衰败。能否给读者以更高更深的精神提升，这就给文学（散文）创作提出了精神建构的新使命。刘国学以寻求生命的意义为目标，探求灵魂、精神的家园。这些以对人类进行终极关切和理性探究为主要内容的散文创作，给予人们以寻找高层次的精神慰藉。
《父亲那把镰刀》读后给人一种深厚的沉重感。它以一把“镰刀”为线索，牵连“爷奶”、“父”、“我”三代。在父亲身上带有从祖辈沿袭下来的封建宗法式家长制作风。那把陈旧的闪着寒光的镰刀，把父亲害成一瘸一拐，又险些害了“我”。于是“我”不敢瞅“爹那一瘸一拐的跛脚”，“更不敢瞅那把镰刀。”两个姐姐先后出嫁，“我”的最后离家，衬出老父的悲苦与坚忍。一句“有刀要磨吗？我有磨刀石”。又深藏了几多慈爱与沧桑。那是一个年代的老人，为那个时代打上形象的注脚，所以他是典型的。
刘国学善歌，而尤善唱民族激越昂扬之歌，刘国学善笛，那意境悠远绵长之音，与不随流俗的品性互为映照。他把洁身自爱、淡泊名利、崇尚节操、不媚俗，当作很高的做人标准与人生态度去遵守，不偏离轨道。以这种人格书写乡愁，表现对民众的倾心关注，回忆的笔必然关联着现实，历史感与现实感浑然一体，那深沉的忧患意识亦随其深思的话语溢出。综观他的散文创作，可看出他特别注重“诗意”的建构，他的散文意境属于审美范畴中的“沉郁”，让人难以言说，却又分明地存在着。自然，这种忧郁绝非无望与悲哀，而是作为一种生命体验，一种氛围与格调弥漫、萦绕于作品之中。
刘国学是一个从乡村走向城市的作家。他的许多具有地域风情特色的散文表现了他的处于二元状态的情感，即一方面是对养育自己的乡土的包容、热爱、依恋，另一方面理性及现代都市文明的观照又使他对乡村生活中的保守落后及变异感到焦虑和痛心，这就使他的创作在表现出对故土风貌的朴实、洁净品质的不断发现和赞美的同时，又表现为对故土生活负面的委婉批判，蕴藏着微言大意，呈现了不同以往的理性精神。可见，在他的散文创作中，地域风情与文化意识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笔者想引用一段俄国评论家杜勃罗留波夫的话，来作为这篇文章的结尾：“如果我们要想对人民进行了解和改善，那我们就有责任知道人民的内心生活……文明的成就，艺术上的成绩，精神上的享受，这一切都那样使我们感到骄傲，但是它们却仅仅局限于万把人中间，而千百万别的人则对它们一点也不了解。如果我们想要在某时使我们所理解的传播到他们中间，那就必须应该着手充分地熟悉他们所理解的东西，熟悉它的发展阶段。”我觉得这段谈人民创作的话同样适合于帮助我们认识刘国学的散文，体味他对乡土风情的厚重思索。也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在90年代的今天获得大奖亦实非偶然。
作于199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