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东鳞西爪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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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人情篇(11)

回想起来,认识您已有八年多了。当时您在吉林,作为省委宣传部领导分管文艺,因为您的为人、口碑,您对文艺的理解和支持,朋友时常谈起您。我早就知道了吉林的许部长对文艺和文艺家的厚爱,后来又有幸在北京的一次聚会中亲聆教益。在这不久,大约是一年后,我们在长春召开了农村题材的文学座谈会,您那时已是我们报社的领导,出席了会议。会上,您安排所有与会者发言,给大家一个公平的机会,作为第一次亮相的报社领导,您还特别要认识所有与会的本报同仁。您讲话诚恳,实话实说,没有官样文章。您尊重专家意见,说起文艺界的事,却又比较了解,跟大家一见如故,像一个朋友和兄长似的。那是一次全国性的会议,出席的人有不少的知名作家,那也是您在众多的文艺家面前的一次亮相,然而,不少的人都印象深刻,大家领略了您的风采和务实的作风。

在报社编辑部中,人们对您并没有什么领导与群众、上级与下级的隔阂,爱同您开个玩笑,说点工作以外的家常;爱看您有时下班拎着个普通的包包,走走停停地同碰到的各位编辑记者哪怕是新来的年轻同志,说几句,聊几句;爱听您偶尔有几句东北老家骂人的粗话……因为您的率性和纯朴让人觉得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容易,并不因为您到报社的时间不长,属“外来户”,就有距离,或者像常见的那样对领导敬而远之。在报社大院里,您同大家,无论是普通的编辑记者家属还是临时工,都客气地打招呼,热情地交谈。您与我们部门几位熟悉的同事,见面聊天可以拍拍肩膀,摸摸脑袋,开开玩笑,说说家常。在大家的心中,您没有领导架子,因此,您无论是在负责行政的副社长任上,还是后来的总编辑、社长,有什么问题都爱找您。因为,您把大家当做朋友,即使是找您发发怨气,您也会友善地对待,让人心里感到一丝的暖意,这种平等的关系,这种富有人情味的领导作风,您又是出于内心的,是真诚的,可是在今天不少为政者身上淡漠了,才唯其珍贵。

在报社的七年,也是在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我和部门的同事对您逐渐熟悉,先是您曾经分管过一段我们部门,后来您负责全面工作,但对我们文艺版也很关注。您说过,年轻的时候是报纸文艺版的忠实读者。这也难怪,您本来就是学中文的。您说,部里有些名家的文章曾是您的案头范本,还十分熟悉地说出我们部门的一些老作家像袁鹰、李希凡、蓝翎等人的文学成就。您第一次到我们部里来很真诚地称呼当时在座的缪俊杰同志为老师,说当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时听过他的课,一日为师,终身不忘。这一直当做大家的谈资。对文艺界的事情,您热心支持。有时候去找您聊天,听您说当年在吉林的一些文艺界的往事,说说那些作家朋友们的近况和成果,对他们实际上是对文学和文人的一往情深。记得,吉林的老作家鄂华来北京开作品讨论会,您第二天因事不得脱身,头天晚上特地打电话委托我一定去表示对他的歉意,还在电话中让我捎去几句祝词。另一位名作家张笑天的《太平天国》长篇小说在北京开会研讨,您也是十分关心,也让我们派员去听听,说对有实力的名家新作,我们要关注,舍得出版面。也是因为对作家的一腔热情,不少的作家们对我们报社有一个许总编相当的了解,有时这也成了我们的一张名片。前些时,广东作家程贤章先生在家乡梅州修建了一个作家山庄,依山傍水,竖立文化碑刻,邀集了全国不少文化名人和文化界领导的题字,您的书法虽有些法度渐进佳境,不少的作者要求题签,但一般是不予示人的,可听说这是一次有如“兰亭雅集”之类的盛事,是支持作家个人办的文化事业,您拨冗题词,当我拿到您的“作家有山庄,文学得自然”的题字时,想到您对文学的理解是很有心得的。四年前,我随同您到欧洲几国去访问,您带去一本新出版的《新华文摘》,里面刊载了刘恒的中篇小说《贫嘴张大民的故事》,您说看得很过瘾,还同我说到眼下这类小说太少,对那些故作高深的和无病呻吟的文学以及一些奢华滥情的影视,很有看法,对这部当时还没有走红的小说,您很关心作者的情况。因我对刘恒较为熟悉,我告诉您这个作家曾在我们家属院里住过,您更有些兴趣。这篇小说吸引了您,小说拍成电视后走红,您又陆续看过一些,您对小说写活了一个张大民,描绘了普通的百姓生活,写出了后来社会大力呼吁关爱的弱势群体的一份悲怜,是很为称道的,这或许同您的平民意识和长期基层工作有关。

您为人处事更多的是低调,而大家有事找您哪怕是发牢骚,您都心平气和地听,无论是谁,找您都不拒绝。刚到报社时,您的谦虚和低调曾有人以为那是因为您新来乍到,也许是一种本能的做派,可是及至您的职务几次变化也还是那样对人对事保持您特有的和善、温厚,礼贤诸人,“克己为人”,这也许是您的一种性情,一种尊重他人的本能的自然流露,或者是党的传统的回归。有几次,我听周围的同事们说,您为人厚道,是个好人,在如今挑剔的人们面前,难能有这样的口碑。您是以总多看别人的长处,尊重别人,作为为人为官之道的。这种尊重人,平等相处的领导方式,为您开展工作赢得了好分。其实,看起来是一个简单地对待他人,一个领导者工作态度和方法的问题,但实质也体现出个人的修养。您更不像有些人,老端着个领导者的架子,以一种机关的作风动辄大话套话。您注重调查,说话实事求是,不恃威不摆架子,这种平民作风和人情味的领导方式,在一个文化单位,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地方,是能赢得大家的好评和尊重的。您因不是专业新闻出身,对您的每一次职务变动,不免带来诸多的说法,这些您并不太在乎,可是从内心来说,您也是很有些担心的。记得还是在您刚来报社,住在招待所,某个星期天我陪长春来的朋友去看您,您就说到这次奉调到京有些不适应,生怕误了工作。去年上半年,您在总编辑任上已是三年的任期,可是因身体的原因,也因为这个职业的责任所系,您曾多次有意和无意间流露出自己的不适应,不是个好干的活,个中苦衷,自不待言。有时候,您在公开的正式场合也不隐讳,包括在那次上级来人宣布您的社长任命时,您在台上,坦诚地说自己的这把老骨头不知能否适应,也对未来的身体表示出一些担心。虽然,您也说了鞠躬尽瘁这样的话,也表示了作为继任者的决心,但您在那个场合也不讳言自己的不合适,历数自己的不足,想来也是由衷之言。因为对您的身体自己是最清楚的。因此,您的即席发言,博得了大家真诚的掌声。我知道,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数十年历史,经历过大大小小风波的大院,一个藏龙卧虎之地,一个稍有风吹草动就会沸沸扬扬的敏感单位,担任领路人的工作,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何况,您所面对的是经营、业务、后勤福利等难题,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检验中,有很大的变数,充满着风险和危机。人们在您接任的会上,用热烈的掌声表达认可,但也给您以相当的压力。当时您说,担上这个挑子是如履薄冰。作为我们身在其中,也可以说是局外人看来,您谦和温敦的性子,您不温不火的脾气,实在是一个严厉的考验呵,更何况您的病体也经不起太大的折腾。

您不尚奢华,爱粗茶淡饭,东北的茬子粥、贴饼子是您的席上所爱。有一次,我们部请解放军报社的老总,您主陪,我们知道您的口味,多点些青淡的菜,东北风味的,果然颇得您所好。山珍海味,您说从小就没有习惯,当然,您说这纯粹是个人的爱好习惯,而对别人或客人却是关心入微的。那年在国外访问,一路上,节俭从事,吃中餐,住小店。在罗马,我们就干脆住华人开的小旅店,多次就吃街头的小饭馆吃中式面条,当时驻地记者站的同志认为不好意思,您却说我们这是“保持贫下中农本色”,认为很好,很好!那次的出访,十多天朝夕相处,有时间近距离地同您在一起,晚上常常聊大天,用您的东北话说是唠嗑,您爱说当年在教师、校长的职位上的趣事,说我们共同认识的多是您的年轻的下属们的故事。外出参观,您把权力下放,照顾我们年轻的同志。您去过不少的国家,各类生活都曾经历过,而最多的是,您对那些奢华的排场、无端地浪费深恶痛绝。在家里,您也是保持着节俭的生活的习惯,简单地生活,平淡地生活。在一首《示儿》的诗中,您写道:“省吃俭用岁月艰,一分一分勤积攒,官至高位寻常日,长思百姓度日难。钱虽有限恩义重,留下精神世代传。汝辈不忘慈母情,勤俭奉公记心间。”不为名利所累,不为金钱所囿,是因为您长期的基层生活和平民作风养成的习惯,您把它作为传家的东西,示以后辈。

在我的书架上,有您新出的几本书。这是您多年来对政治、文化、人生、友情的理解和思索,是您多年来笔耕的结晶,分别以《求真集》、《敬业篇》、《官之初》、《文边草》命名,颇有些深意,表达了您为文从政做人的基本原则。四本书,洋洋达五六十万字,内容较广,有长篇理论文章,也有短小精致的随笔杂谈,当然,有不少篇是急就章,公文式的“官样文字”。我所看重的是,一些渗透了您富于个性的思考,体现了当时作为宣传官员的您力戒八股的追求。基层的实践的体验,平实的文风,是它们的亮点。原本您不主张把这些东西出版的,后来在朋友们的撺掇下,才得以问世。在时下,领导者的文章出版成书视为时髦,张扬宣传更是常事。可您能保持清醒,认为这些东西是时文,是速朽的东西,不让评论,也不发什么消息等,如同没有这回事一样。秘书吴杰告诉我,去年的国庆,您几乎全部投入到四本书稿的校订中。那时候,您的爱妻——同您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吴老师不幸病故刚一个多月,可是您却强忍悲痛,以校书稿来排遣悲伤。

另一本书,是您写给爱妻的一本“悼亡诗”,我把它当做“毛边书”,严格说来是内部印刷品,可却是一本不平常的出版物,它寄托着您的哀思和情感,是您献给深深爱恋着的夫人的血泪文字。您的爱妻吴老师不幸在两年前被癌症夺去了生命。您受到的打击,可想而知。从她去世不久,您就默默地为她的故去、为您们的恩爱,写下了一首首怀念的诗作,以诗代笺,发往另一世界里,多则一周,少则两三天,有时候,在外地公务,在节假日,都要以笔代思,写出您的怀念的诗作。那些日子,同事们都知道您的夫人刚刚病故,可您每天仍是以坚强面貌出现在人们面前。如今读了这些文字,才知道您是把一腔情感都付诸于这些白纸黑字中。读这些饱蘸情感、沉甸甸的文字,我也看到了您的另一面,率性真情。可以说,这本小书,是我所见到最有特色最有灵性的纪念文字了。而您把它以“深深的海洋”这极为情感的文字来命名,更见其用心。

朋友们理解您的意思,这本小册子印得挺雅致的,衬页上点缀小小的水仙花,如同正式出版物一样讲究。书的扉页上,您写上“献给爱妻景茹”,在夫人的照片下您写上“爱妻景茹”。您尽管没有架子不打官腔,凭我的了解,您不是性情中人,不是那种容易激动、容易动情的人,可是,从您的“爱情诗”中看到了另一个您,一个对爱情执著的您,一个孤怀幽深的您,一个对夫人爱妻如此深情怀念的您。我曾有幸做过您短暂的邻居,同在一个楼里,时值新房装修,吴老师是带着病重的身子搞新房装修的,那时因我家先行一步,常常见她对我说装修的事,我有时顺便去看看。她是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人,偌大的房子,她一个有病之身操持,又要去医院化疗,其身心疲惫艰难可想而知。我曾见她累极了就坐在门口花坛边喘口气,也偶听到她对您这个老头儿不负责的嗔怪,可惜的是,她把新房装修好后,仅住了三个多月就离开人世,这对您的打击如晴天霹雳。您怎能接受得了。您把对她的感情、愧疚、怀念,化成一首首诗行,献在夫人的灵前,于是也就不太注重诗的格式,或长或短,或批注题记等,自由地抒发,恰这留下了您的率性为文的那份真情。我逐字逐句逐行读这短短的约万字的东西,计算写作的时间,您在夫人去世后的不几天就起笔,直至一年时间,竟写了62首,这个爱的“海洋”是多么的深厚啊……我一边回忆吴老师的音容笑貌,一边读您的这些性情文字,我无言。您把自己的那份真情、那份深意,尽遣笔端,那是属于您的私人性的,您心中最隐秘的一角,要不,我真想选录几首,让更多的人了解,一对如此患难与共而恩爱有加的夫妻,一种平淡而热烈、平凡而伟大的爱情力量,是多么的令人难以描绘呵。但我应当遵守您的叮嘱约定。您说,这些个东西,就印了五十本,也就不给别人看了,也没有意思。因为这,您没在这本书上像通常的那样写上几个字。睹物思人,作者和被怀念者双双离去,我无言。

我知道,您对夫人的情感远远是不能用这些诗来表达的,您把夫人的骨灰埋在京城北边的九龙山,那里是您请人专门相中的一个地方,您本来不相信所谓阴阳风水之说,但您还是为了所爱的人去后的宁静,赎还您对她的辛劳而照顾不周的一份感情债。其实,在吴老师走后,您的心情沉郁许久,丧妻之痛,莫过如此,而您的心脏是万万不能承受这样负担的了。您终究没有挺过去,仅是在两年后,在这个落叶飘零的季节,追她而去,归于了平淡和泥土。

写完这些,总觉得您还在我们办公楼里,像往常一样,可以推门去造访,可以打电话去问候,可以在通往食堂的路上,与您说几句玩笑,可以看您那办公室的灯光亮到很晚,径直去您的办公室闲聊一下……然而,静寂的办公楼里,编委会为纪念您办起了灵堂,哀乐一阵阵地飘来,此刻,远在天国里的您,能听见吗?

2002年12月

病后日记

四年半前,我因病住院月余。近日,翻看当时的零星日记,往事不堪回首,又想起那浓浓的友情,那些给我无私的帮助和关爱的朋友们。情动于衷,感成于言,不禁做这病后日记,但点滴残片,流水账单,难报涌泉之恩。

1999年11月20日星期六

发病

人生一世,草木一春。好端端的生命,有时脆弱如蚁蝼,渺小如草芥,瞬息倏忽间,就烟消云散了。人的命,有时就是一种流动的物体,抓它很困难。于是珍惜生命,关爱自己就变得更为有理了。

没有想到有些事摊到自己头上,躲也躲不及。

今天是在中国作家协会大楼开一天的会。由作协、人文社、浙江省作协共同召开的会议,讨论两部长篇小说,上午是《茶人》三部曲,下午是《北大校长蔡元培》。利用双休日,上下午各研讨一部作品,这种“连会”不太多,外地同志来京讲效率,也是为了请人方便,偶尔为之。研讨会在时下虽遭诟病也还不少,去多了也耽误事,可有些是熟人好友,也是工作,各方面关系所需,身不由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