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东鳞西爪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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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人情篇(10)

也是在上述不久,丁阿姨带我去见“三家村”唯一幸存者廖沫沙先生。廖沫沙老人住在前三门公寓,与丁阿姨家不太远,在廖老先生家,我看到两位老人回忆过去的交往。丁阿姨说,廖先生同邓拓文字交往较多,他们写作《三家村札记》有过愉快的合作。廖沫沙老人是一个老报人,1938年参加湖南的《抗日战报》,后在桂林办《救亡日报》、重庆办《新华日报》、香港办《华商报》。早在三十年代初,他就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发表过抨击时政的大量杂文,得罪了国民党当局,曾先后两次坐过监狱。“文革”前,他的一篇杂文《有鬼无害论》被诬为有政治问题,“文革”中因“三家村”,与邓拓、吴晗共陷文网。他被关在秦城监狱,却拒不承认以“文字反党”的罪名,以至惨遭非人迫害。他是个乐观派,关在牛棚仍写作不辍,写了一些悼念诗,平反后集成《余烬集》名世。他悼念邓拓、吴晗的诗传诵一时,最著名的就是“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奸佞覆乾坤……”。他的《忆邓拓》写道:“每见遗容肠欲断,遗篇一读一份情;多才自古终为累,屈贾于今岂独吟?”,可见“三家村”的战友深情。在廖沫沙老人家,丁阿姨把我介绍给廖老,还特别说到,在研究邓拓的文学方面,我做了一些工作。她说这话时,指着我带去的一本发表在1981年第四期《新文学史料》上的文章《邓拓的生平和他的文学活动》一文,那是应丁阿姨的所托,我把一些资料整理后,发表的一篇研究邓拓的文章。因为是第一篇研究邓拓的文学方面成就的论文,受到编辑部和一些读者的关注。这当然是丁阿姨的举荐之功。在廖沫沙老人面前,丁阿姨提到了,我想她是出于对年青人的奖掖和关心。沫沙老人也赞同对邓拓的文学活动进行整理研究。后来,这本研究现当代文艺史料的刊物,一直是我所关注的,廖沫沙老人也曾有不少的回忆文学活动的文字,在其刊发,也因此我们有了共同的话题。

这之后,丁阿姨还给我介绍几位身居高位的老同志,或是邓拓当年的战友,或与邓拓一个时期有过较多的交往,或是对有关史料较熟悉的知情者。为了了解邓拓当年做党的地下工作的情况,丁阿姨引见我先后去找了三十年代在河南大学当系主任的罗章龙、河南大学地下党的负责人刘子厚等同志,她还介绍我去找当年晋察冀时期同邓拓有过交往的老将军舒同。在北京西山的家中,舒同老谈他对邓拓的了解,说邓拓的书法和收藏,颇以引为同好而自得。这些名人政要的回忆,得益于丁阿姨的介绍,也使我的研究有了较多的史料基础。

为了让我更多地了解邓拓的资料,感受当年办晋察冀边区报纸的历史情况,她推荐我参加晋察冀报史写作工作。记得是在1981年的夏天,学校放了暑假,在北京崇文门一个单元楼借租的一套房子里,有一批人在这里为报史写作收集资料,撰写大事记,进行先期的准备工作。参加的人员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历史学家张侠,有石家庄来的党史工作者,还有像我这样的门外研究者。依稀觉得这个活动丁一岚先生是顾问,不论是什么角色,她应当是这个活动的中心,是这个活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她是国际电台一台之长,工作千头万绪,只能利用星期天的休息时间,过问这些琐细的资料搜集工作。有几次,在大热的暑天,房屋的天花板上吊着吱吱响着的电风扇,大家挥汗如雨,丁阿姨身着短袖衫,亲临这临时办公点,同大家商讨写作方案等有关事宜。大家找查史料,登录复印有些缺损的资料,编辑内部资料等,工作很有条理。后因学校上课,我没有坚持下去,可在这里的短暂时间,却感受到了她对过去工作过的这张报纸的那份感情。后因种种原因,工作进展很慢,大约在十年以后才得以见成果,可那个时候,几位临时参与的专家,几位像丁阿姨这样公务繁忙的领导者,都是临时来帮忙,并没有因当时条件的简陋和工作的艰辛而萌生退意,或敷衍或伸手,完完全全是凭着对解放区报纸的一腔热情,是志愿者的义举。作为主要发起人和组织者,丁阿姨的功劳不可忽视。当然,她联系一些当年的老同志,以抢救史料的态度,用她的话说,是为了党的新闻事业留下点有用的东西,她才那样的专注,事必躬亲。

1986年5月,是邓拓过世的二十周年,福州市有关部门为了纪念他,主办了一个学术讨论会。人民日报社很重视,去了庞大的阵营,社领导胡绩伟、王若水、范荣康三位出席。丁阿姨、邓壮也参加了。与会者从不同的侧面对邓拓的新闻成就、思想生平等作了研讨,是邓拓平反后的一次有意义的纪念会。会议期间,家乡人们组织了一场有特色的纪念诗会,在诗会上,几天来一直神情凝重、沉浸在对故人怀念中的丁阿姨,十分激动地表达了对战友、同志、夫妻的深情。看到在座的一些白发老人,看到那些操着闽语乡音的诗会成员,吟诵着自己填写的纪念诗和邓拓的诗作,看到邓拓孩童时代十分爱好的一种文字游戏,又成为祭奠他的最好的方式,看到邓拓家乡的人们对他的那火热真情,看到来自各界的研究人员们的专心致志,看到那天绵绵细雨和款款晚风,也怀着一丝沉重和深幽,此情此景,丁阿姨的情怀百感交集、深受触动。她说,虽然是几次到过福州,可是这一次的意义大为不同,她是借这次来还愿的。邓拓少小离家,为革命奔波,在“文革”中惨遭不幸,在家乡人面前,邓拓曾是“天使”,也曾是“魔鬼”,家乡人曾因“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三家村头子”受过一些牵连,世道清明,拨乱反正,在“文革”结束后,在邓拓的家乡第一次隆重地举行这样的纪念活动,丁一岚要向关心邓拓的人们介绍一个完整的邓拓,也表达老邓对家乡的感情。在她的记忆里,邓拓对家乡的感情是很深的,他在1929年的一首《别家》诗中,对故园深情和对时局的忧思,幽怀绵长。邓拓参加革命后,很少回家,但他对福州,对第一山房老屋的情怀,曾在他的文章中时有表露。他的笔名左海,也是取义为纪念家乡的民族英雄林则徐的。有这样一个优秀的儿女,家乡的人民自然忘不了,在他逝世二十周年举行了有意义的纪念,也还了作为夫人、战友的丁阿姨的愿望。

丁阿姨是一个十分严谨、认真的人,她对我的研究选题一般不作什么评价,但是对有关的史实却十分认真地审校。我在接触了一些史料,把毕业论文的研究完成后,着手写邓拓的评传。初稿完成后,我曾向丁阿姨核实一些史料,并把自己写作的事向她报告,因为她太忙,我没有请她校审初稿,可是出版后,她仔细审读,给我在史实上作了认真的订正。她在我送的书上,密密麻麻地做了一些眉批,尤其是对书中《邓拓生平年表》,除了对史料进行了校改外,对一些提法也做了必要的补正。但凡我送她审校的有关文章,她都很仔细地批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翻出一些资料,看到丁阿姨送我的有关邓拓的资料(那时,只要有了邓拓的资料,都热情地向我推荐),其中有杂文家严秀(曾彦修)为邓拓《燕山夜话》重版写的《代序》一文初稿。这篇写于1997年的文章,她也作了一些批改,有的不仅是史实的订正,还有误植的字句修正,我想,这是一份电脑打印件,丁阿姨不会不知晓还要经过校订和检查的,她自己就在原稿上注明了“初稿”字样,可是,她仍然不厌其烦地进行批改,作认真的核校,这是她的习惯,对史实和原始材料,她一定不放过任何可能的纰漏。

为写这篇纪念文字,我又翻出她十多年来给我的一些信件和材料,她每次或托人或寄信给我及时地推荐有关文章,推荐同好者们的研究文字,以及一些邓拓的再版或新出书籍。除了邓拓本人的大量原始资料外,一些同好者的研究成果,她也及时地给我推荐。澳大利亚的齐慕石先生、日本的和丽女士的专著,中国的广西一电大学生和福建师范大学一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初稿,湖南张家界地区一作者的很不成熟的“邓拓电视连续剧”的脚本等,她都推荐给我,而且,介绍齐慕石先生、和丽女士同我切磋研究心得。不敢说对邓拓的研究我做得多么深入,但对邓拓的有关史料掌握,我做了大量的工作。故此,作为家属的丁阿姨对我十分信任,从开始我找她借材料,到后来她把一些约稿委托我完成,再到后来,她向我提供不少研究者们的手稿和文字。我的邓拓研究大大小小有十数篇文章,有不少是丁阿姨在接受了有关编辑部的约稿后,把它交给我完成的。曾经问过几位与我相同的研究者,他们都有同感。丁阿姨对每一位研究者都热情无私地给予帮助和关心,应当说又是超出了一般家属的。

在多年的交往中,我几乎没有专门地向她了解身世和经历。这是因为,我同她的交谈多是关于邓拓的,是一位战友和爱妻心目中的邓拓,是一个有着多方面成就、历经坎坷的文化人不平凡的人生,而作为我研究对象的亲人和家属,我只是想从有关资料中去了解,去侧面地感受同样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新闻前辈。而她,对自己的过去,也不愿多谈,尤其是个人的荣辱得失,她总是低调。她曾作为开国大典上直播的播音员,一个时期在一些媒介上集中介绍,我曾问她有关情况,她却不愿多说,认为那都是组织上的安排,自己偶然有了这么个机会。她依然看得很淡。从邓拓屈死到平反昭雪的四千多个日日夜夜,她惨遭屈辱,遭人白眼,问她,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说。梁怡在一篇文章里说,前些年,有美国记者要为中国的帼国英雄立传,要为她写一本传记,被她婉拒。

从有关资料中,我们知道,丁一岚原籍天津,出生于一个铁路工人家庭,1941年,高中毕业后到了延安,后来到了晋察冀,在平山县妇女救国委员会工作,常给边区的报纸投稿,因一篇文章与当时的晋察冀日报社社长邓拓有了接触,有了较多的交往,后了解、相恋,邓拓有诗说是“滹沱河旁订心盟”。最令她难忘的是,在紧张的抗战时期,在边区简陋的“新房”里,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的聂荣臻做了他们的主婚人。后来,报社扩大,她调到晋察冀日报成为一名编辑。解放战争时,她随大部队到张家口,担任了晋察冀新华广播电台的播音工作。1949年月10月1日,她站在天安门城楼,有幸成为开国大典上同齐越一道直播盛会的播音员。这以后,她先后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任职,总离不了新闻岗位。她原名刘孝思,丁一岚是邓拓为她取的笔名,很喜欢,一直沿用下来。她生于1922年,卒于1998年。

2002年10月

朋友许中田

不敢相信却又是真的,您猝然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您所热爱的事业,离开了这个您曾经度过了六十二个春秋、十分留恋的热闹而嘈杂的世界。

那天下午,您还主持了一个会议,晚上为了工作方便,也因为劳累,您好长一段时间都是住在办公室里,也就省去了每天来回奔波的辛劳;也是那天的中午,您还在办公楼的茶室同我们部里几位熟悉的编辑打招呼,说几句玩笑话,有编辑请您也来一杯,有的说您是首长有规定不能随便,云云,您听了不管是否玩笑,都爱说那句口头禅:岂有此理,大家听了后气氛更为融洽,这社长和职工们愉快的说笑声时常飘荡在编辑大楼里。

而这些,只是作为回忆永久地留在了我们的心中。那一刻,定格在2002年10月24日晚上八点半许。

我是在晚上十点多钟知道办公楼里有些异常的,一位同事回家后来电话问我,八点多的时候,他看到办公楼前来了几辆救护车和小车,不知是出了什么事。我当时没有多想,尽管知道您的心脏病相当重,可是一个多月前,您又做了一次通塞手术,效果不错,几天前,您转辗湖北、上海、广州,半个多月时间,风风火火,跑基层搞发行,以为您的身体康复得可以了,故当时没有细想,还以为是上夜班的同志偶发急性病的,可第二天一早,才得知您因心脏病急性发作,躺倒在办公室里,竟与这个世界成为永别,连一句话也未及留下,让人唏嘘惋惜。

噩耗传来,报社大院极度悲恸,人们不敢相信,一个富有人情味的领导,一个值得尊敬的朋友,一个好人,正当盛年,竟这么遽然离去,天道不公。您虽然有较重的心脏病,但两次手术后解除危险警报,大家都为您康复高兴,只是您自己太不注意了。今年九月,您第二次手术后不久就立即上班操劳,一个月后您远行南方,一路风尘仆仆,连同行的年轻人都觉得有点紧张。假如您不是这样高速度运转,假如您手术后好好调理一段时间,假如您不是在下午开会,晚上又不得休息,假如您对自己的病状稍微注意……当然,所有的假如能成立,那又不符合您的性格。所有了解您的人都说,您是躺在工作台上悄然地离开了我们的。

那天,单位临时搭建的灵堂里,人们排队向您表示悼唁,表示敬意。哀乐低回,挽幛高悬,大家心情难以平静,沉浸在对您的悼念和哀思中。此刻,想起您的为人,您对我们的关心,我不禁提笔想为您写点什么。作为下级,作为后学,我用朋友的称呼作题的,恐失名分。可是对于我们之间,与其说您是领导、是上级,不如说朋友更好。我造访您的办公室,或汇报工作,或聊天闲谈,都是那些样的放松,说些随便想说的,甚至于发点牢骚,出出怨气,或者说点我们共同熟悉的人和事,这样朋友似的交谈,让人放松,让人轻松。您的性格温厚谦和,于人于事宽大为怀,有长者之风,是那种一见就投缘的人。有时候,出差回来,或者好久不见,就同秘书吴杰打个电话,问“首长在不在场”,这样的用语只有我和吴杰明白,他笑笑说过来吧,然后,我就不打招呼造访一下,其实,并没有什么要事,可能只是同您开几句玩笑,或者只是问问身体,比如说点吃药的事,说说单位闭路电视上的首长形象和节目,说点您家里的琐事,或者,欣赏一下您写好的书法。于我,纯粹是想利用这短暂的时间,缓解一下大家工作的紧张,也有些会会老朋友的感觉。当然,我去叨扰多半是在快下班的时候,您那时得便有空,从我们六楼走下去正好到二楼拐个弯,顺路拜访。有一件事,令我终身铭记。三年前冬天,我不幸在作家大楼开会时病重,作协领导陈建功和几位朋友急送我到医院,那天是星期六,我到医院两个小时后,您接到建功的电话立即赶到,在场的人都很惊讶。您还过问治疗方案,与当时在场的朱晖、林建法、贺绍俊、潘凯雄等外单位的文学界朋友热情交谈,多年之后,他们都还在说您的为人,也为您对下属无微不至的关心所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