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当前文学症候分析
28767700000013

第13章 为什么需要和需要什么——对当今文学存在理由的若干思索一(2)

三是“世俗化”。在很多场合下,文学的风云人物变成了平民、小人物、左右为难的窘迫者,以及他们非常实在的悲欢,人间的烟火气骤然变浓,文学成为肉身化的文学,与之相联系的是,对忧患意识的消解,偏于物质与感官,化忧虑为达观,化沉重为无奈。对于文学的这种平民情怀和贴近老百姓生存的倾向应该给予肯定,这也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优势——通过小人物和尘世的忧乐折射时代的大主题。但问题在于,在批评了假大空和伪崇高之后,一部分作者有可能走向了另一极端,从英雄崇拜转向了“非英雄化”。一味地描写日常生活的烦冗、单调和尴尬,所谓一地鸡毛,强调原汁原味,回避重大的精神冲突,那就缺少了足够的力量。

世俗化是与神圣化相对称的,经典化是与大众化相对称的,灰色小人物是与英雄相对称的。文学是否由神圣进入世俗,由英雄化进入了平民化?这里有文化转型的大背景。由崇尚精神到崇尚物质实惠,由关心政治历史的伟大进程到关心日常生活的小型叙事,直到把关注自己、关注当下、关注生存质量作为重点。大众消费的世俗趣味第一次成为审美文化中的主导东西。有人说,这是一个没有史诗的世纪末。这是百年来审美风尚的一次带根本性的变化。这些确乎是一方面的事实。但不可以偏概全。从整体流向上看也许是这样,但不是一切。《突出重围》和《英雄时代》就不是这样,《西去的骑手》也不是这样。《英雄无语》和《我在天堂等你》皆不是这样,它们不也同样获得了成功,有其充分的存在理由吗?

四是“日常性”。应该看到,今天的生活形态主要是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文学在大幅度地向日常生活贴近,似乎向大起大落、急风骤雨、惊雷闪电般的戏剧化方式告别,代之以平实、琐细、无奈的生活流。以斗争模式为中心的革命赞歌和英雄传奇不多见了,启蒙主义的狂热、理想主义的乌托邦,也成了昨天的事。上世纪的最后十年与前九十年在审美意识上的反差十分明显。

表现日常化的文学自有其生存理由:我们的文学传统中有种东西,总是强调甚至硬性规定,作家只能关注重大事件,展开宏大叙事,把历史理解为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所谓把握历史的本质,相对忽视了日常化的历史,日常化被视为无意义。然而文学史证明,许多日常化的、无意义的东西,往往最具文学价值。我们是否忽略了私人生活空间?忽略了某些貌似无意义实乃最具人生意味的空间?日常化记忆与私人化记忆,对文学来说都很重要。

五是“个人化”。谈今天的文学,“个人化写作”是绕不过去的。显然,个人化不是指创作个性或创作劳动的个体性特征。事实上,个人化更多的是一种人文姿态,是对个人独立性和自由意识的某种确认。但并非所有人或自称是“个人化写作”的人都能这么认为。我理解,“个人化”之所以被提出,主要是因为现代人面临着商品、物质、财富、专制、权力对人的个性、独立性、主体性的挤压和消蚀,并且被消解到无个性的群体化、符号化生存中去。这种挤压越是严重,个人化的抗争也就越强烈。也可以说,个人化是现代人拯救自我的一种方式。马克思说过这样的话:个人的自由发展是社会健全发展的先决条件。比如当下,一些知识分子有感于自由精神丧失的惨痛历史,强调回到鲁迅的起点,张扬个性,坚持独立品格和批判精神,就颇接近“个人化”的旨意。在创作上,健全的“个人化”是有感于繁琐、无聊、麻木、浅层次的欲望化描写。以及心灵的萎缩等物化现象,而表现出来的对人的尊重和对人的终极关怀,并富有个性地表达出强烈的人文精神。

我们之所以对健全的“个人化”加以肯定,还因为二十世纪的记忆基本是群体的、革命的、集体的。这是一个中国人在集体焦虑中寻找意义的世纪。即使一些被认为离经叛道的私人化作品,仍基于一种集体记忆。这是历史形成的。历史的记忆方式有可能形成对存在的遮蔽。作家有必要反抗遮蔽。“无意义”的生活的意义在于,它仅仅是对个人有意义的生活,永远不会进入历史生活。但不能进入历史的,却未必不可以进入文学。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正确理解个人化写作,包括自称个人化写作的某些写作者。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个人化,一种过于注重私人空间,描写极端个人化的生存体验和心灵感受,热衷打捞抽象人性的碎片,把个人化转换为隐私化;另一种则是,虽然身处边缘化的位置,但能把当下的生存体验上升到精神体验的高度,以个人化写作来沟通对民族灵魂的大的思考。前一种个人化,虽也不无一点认识意味,但太狭小了,难成气候;后一种个人化,境界就大多了。我更赞赏后一种路径,并主张多多发扬这种个人化——主体化的创作精神。

黑格尔说,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就是存在的。以上我们从文学的外部环境和文学的内部环境两个方面入手,陈述和辨析了文坛和文学创作的种种现实。这些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们存在着故而它们合理。然而,不可忘记,黑格尔的这一命题并不是消极无为的,而是暗藏着否定之否定的批判精神,若要破译的话,那意思是,凡是存在的都是要消亡的。据说当时有人道破了天机,黑格尔吓得面如土色。他宁可让人们骂他阿谀,也不敢让人们看清他的谜底。其实文学也一样,我们不能满足于就事论事地指出文学的存在现状是什么样儿,而是必须进一步思考今天的文学应该是什么样儿,人们为什么需要文学和需要什么样的文学。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市场化进程加速,放眼世界,全球经济一体化,全球政治多极化,全球文化多元化,已是大势所趋。这些自然不直接作用于文学,但作为文化生态大气候却影响着文学。知识经济的迫近,“可持续发展”的新观念的提出,冷战思维的淡出,都在促成思想文化背景的日趋多彩和审美意识的多样。我国国内的文化则出现了主流文化、精英文化、民间大众文化三大板块并存不悖且互为渗透的格局。具体到文学,就出现了如前所述文学功能的全方位展开。大众文化的广泛渗透,它对文学作品生产的影响,尤为突出,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都不能不受到它的冲击和改造。比如,先锋实验小说作为精英文化的一种,曾风光一时,而现在处境就比较尴尬,陷入了我是谁的角色焦虑,在启蒙话语与后现代话语之间徘徊,主要还是精英气质难以融入民间大众。一些先锋作家也不得不向本色叙述回归,因为大众文化背景对文本实验的容忍度是有限的。通常所说的主旋律小说创作,作为主导文化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或缺的,但它说教倾向较重,现在为了争取更多读者,也不得不向大众文化倾斜,包括吸取某些民间化、通俗化的表现模式,例如侦破模式、忠奸模式、落难模式等等。

文学界人最爱谈的是边缘化与中心化的关系,其实没什么意思。“边缘化”是这些年文学界形容自身处境时最喜欢使用的词。边缘化的含义大致是,由于以经济活动为中心,物质主义盛行,文学和艺术不再成为人们最热衷的话题。作家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光荣地充当“代言人”和“启蒙者”,居于较中心的位置,一举一动为公众关心,现在被推向了边缘,不能跟歌星、球星们较量了,大有“门前冷落车马稀”之叹。“边缘化”是事实,却有个怎样正确看待的问题。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转型,或扩而大之,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文学艺术和作家的位置发生某种移动,是很正常的,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的使命和功能有什么根本的改变。关键在于不能自己把自己边缘化,自我放逐,或远离现实,或消解意义,或滑向调笑式的痞子式的游戏态度。若以边缘化自居,只能加剧边缘的处境。我们看到,有一些作家,他们意识到,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文学作为社会的良知和精神的灯火存在。他们关注时代,强化体验,爱憎分明,激情充沛,关心百姓的疾苦、呼声,事实证明,他们的作品很受欢迎,并不边缘。比如张平的写作和找他的上访者之多就很说明问题。当然,我不认为作家们都要像张平那样写,政治色彩那样浓,但由此可以看出,就某种意义来看,文学在本质上、精神上并不存在边缘化的问题。其实,边缘与否,显赫与否,与一个真正作家有多大关系呢?关汉卿、曹雪芹,决不会因为社会不重视戏曲和小说而投笔不写作。对作家主体来说,任何时候自我都是世界,他永远是他的话语中心。

第二点是,附着在纸媒体上的文学,还有多大前途,与现代化的电子传媒相比,它是否面临着萎缩以至消亡的命运?当然不是这样。文学语言的魅力是其他媒体取代不了的。我曾说过,小说作为文学恐龙的地位可能要结束了,这话曾被人曲解为文学将要如恐龙灭绝。我的意思是,小说不再是称霸于文学,文学有可能进入文论时代。人们早就发现,文学作为最古老的审美方式,它是最具原创意味和基础意义的艺术。文学向各类艺术包括电子传媒源源不断地提供着文本资源,“文学性”一语几乎成为衡量一切叙事艺术的通约。这难道还不能说明文学的重要吗?

我们同时发现,作家们在夹缝中发展自己。如何既想不弱化批判锋芒、文学价值,又兼顾市场效益?如何在市场和意识形态的双重作用下,既保持批判的力量,又得到大众和主流社会的认可?这就需要创造一种文学语言,具有双重性,含义随场合的变化而变化。小说中的双重性话语并置,正是价值矛盾的反映。作家利用双重性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把小说写成一种复调的、多义的、有空间的文本。他们致力于“大众化”与“化大众”并行,他们尽量在压力下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例如,大雅与大俗之扭合问题即是。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如何在多元话语中体现主导话语,在杂多语境中体现主潮的力量。我们充分肯定多样化的意义,但一条河流没有主潮就无法推进。这里的“主潮”与主旋律还不是同一个概念,也不是现实主义或现实主义精神的同义语,它理应与强烈的人文关怀保持密切联系。在我看来,当今的文学,虽然丰富庞杂、光怪陆离、应有尽有,但是回避宏大叙事,钻入小型叙述和个人化的迷宫成风,欲望化的描写颇为时尚,鲜有表现时代民族命运的大主题,鲜有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注,鲜有对父老乡亲的大悲悯、大关怀,鲜有对人的尊严、痛苦、彷徨、被伤害等等人性问题的强有力表现,鲜有崇高撼人的人格力量,鲜有宏大的气魄和笔力。总之,反思精神、启蒙精神、悲剧精神趋于弱化,这是当下最令人忧虑的。人们总喜欢谈论什么是“好小说”,我也能开个清单,列几条出来,但我以为这没有用,重要的是上面的话,关系到为什么需要文学和需要什么样的文学。人是太阳,人是根本,只有表现人的文学才最具活力;表现“物”和“欲”的文学是没有力量的。

2002年10月写于潘家园

(原载《北京文学》2002年11期,此文获《北京文学》评论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