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几乎每隔一段时日就情不自禁地思索这样的问题：我们今天还需要文学吗？如果需要，需要什么样的文学？文学是否陷入了现代传媒的重重围困之中，正在夹缝中求生？作为纸媒体，它的前景如何？怎样看待边缘化与中心化的关系？等等。这些原本无须证明，至少以千年为单元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现在被如此频繁地提了出来，这本身就构成耐人寻味的问题。
有朋友指出，“读者”是整个文学创作的关键词，否则一切无从谈起，一个作家是否接受了挑战，在创作上是否找到了自己的出路，关键全在于自己的作品是否赢得了读者。一般来说，这话是很有道理的，任何事物都必须在对象化中确立自身。但我们这样说的时候似乎忘了，读者本身也在变化，而且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姑且不谈不同读者层面的变化，仅就抽象的“读者”这一概念而言，“读者”与文学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位移，对此不可不察。
比如，过去的人，读文学作品总要寻找深刻的思想教益，或者讲究意境韵味，一唱三叹，陶冶性灵；现在这种人越来越少了，而读文学是为了找开心、看热闹、寻刺激，把文学当作消费对象，甚至一次性的，这样的人多起来了。过去的人，想抒情，首选诗歌，林黛玉就终生以诗为伴，她临死前焚稿断痴情，焚的就是诗稿。笔记小说中还记载过，有个大商人的女儿，明艳工诗，酷嗜《红楼梦》，得了忧郁症，父母认为全是《红楼梦》祸害了他们的女儿，就当她的面烧《红楼梦》，女儿在床上看见宝哥被烧，大哭，说“奈何杀我宝玉”，遂气绝而亡。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诗歌朗诵会上，常有人痛哭流涕，有次朗诵“将军不能这样做”，有人突然跪下了。现在的人，想抒情了，点个流行曲，什么《同桌的你》，《真的好想你》、《潮湿的心》、《你那里下雪了吗》，觉得心里好感动，无形中诗歌的地位被顶替了。过去的人，想看历史和故事，总是先找小说；现在的人，想消遣、想做梦，找个光盘，看部大片，觉得很过瘾。过去，都是先看名著，对照改编影视来做判断；现在大都先看影视，才找名著来读，眼中的名著面目已被影视扭曲了，造成误读，现在许多书都是从影视套改的，这已成为发行秘诀。过去宣称“书城之外我无家”的清高读书种子很多，把文学作为传道、授业、解惑娱乐的主要工具的人也很多，现在就不好这样说了。这就告诉我们，时代变了，读者与文学的传统意义上的互惠互动关系变了，文学的地位和功能跟着也发生了变异。由此观之，“读者”本身在今天发生了空前复杂微妙的变化，倘若单拿是否“赢得读者”作为衡量文学上成功的重要标志，未免失之简单。
第二，与之相联系的，是文学作品的产品性质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对此我们同样不可不察。对文学作品来说，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在审美特性之上不得不加上商品属性，且后者的分量越来越重。这自然是人人皆知的常识，问题在于由此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波及创作。这就是市场化、都市化、时尚化对文学的控制，市场、时尚、广告诱导着人们的阅读。一般来说，文学必须尽可能屈就大众的社会理想、道德范式、审美惰性、阅读习惯，才能占到较大份额。另一方面，现在不做广告几乎没法儿生存。谁无视市场的存在，谁将意味着遭淘汰。我们经常尴尬地发现，某些喧哗一时发行量惊人的作品，事后连翻动一页的欲望都没有了，这时人们总发誓说，我们不再受骗了，然而话音未落，人们又不由自主地继续跟着广告和时尚的指挥棒转悠了，仿佛着了魔似的。在发行量上，鲁迅恐怕敌不住金庸和琼瑶。像余秋雨和贾平凹等人的著作，目下已形成品牌效应和条件反射，人们见了就手痒想买，哪怕是他们比较差的东西。市面上，“宝贝”系列、“贪官”系列、“在纽约”系列、以“三重门”打头的“少年写手系列”，一出一大堆，大都是模式化、复制化的产品，它们占据着书市书摊的主要空间。在一片低、俗、浅、浮、闹的氛围中，缺乏创新意识也就毫不足怪。正如有人指出的，对于“由书商和某些出版社共同制造的繁荣景象”，不要盲目叫好，要加分析。为什么是书商与出版社联手制造？出版业自负盈亏以来，生存和赚钱上升为根本问题，卖书号属无奈之举，书商如雨后蘑菇应运而生，书商的眼光盯着书背后的经济效益，文学的品位不可能很高。现在诗歌集子除了自费的已基本不出了，小说出什么得首先看市场行情。能说这一切对文学的写作影响不大吗？
第三点是传媒手段和方式多样化、现代化、电子化对文学创作的巨大影响，这同样不可低估。从历史上看，传媒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口传媒、纸传媒和电子传媒。这一工具变化对文化和文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怎么估计都不过分。曾有人认为，是纸媒体引发了马丁·路德的新教革命，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同样，认为纸媒体成就了伟大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现在人们花费在电脑上、电视上、网络上的时间真不知有多少。工具变了。问题在于，媒体大变革带来的不仅是手段的便利，而且是人类感知世界和把握世界方式的变化，当然也包含审美方式的变化。比如，经电脑处理的文本跟手写的文本就有很大不同。现在的出版量这么大，与电脑写作肯定有极大关系。至于好莱坞这种大型的文化工业梦幻工厂，与传媒方式的关系就更大了。现代信息技术对文学文本内容的潜在影响，非一句话可以说清。再比如，网络文学——通过计算机互联网发表文学作品的空间，越来越不可小瞧了。现在的人想写作了，上网，往上一贴就行了，用不着审查，用不着求编辑老师提意见。人人都可以是作家。由于其隐匿性，人可藏在网络深处，文风显得泼辣直率，没什么不好意思说的，不再受前文本的压抑。这对文学语言的影响相当大，有利有弊，弊大于利。现在出现了不少神秘的网络文学青年，“网恋”的发生率也在提高。《北京娃娃》、《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等都是先在网络上发布的。写作者是不是作协会员不重要了。文学也不再那么呕心沥血、追求传世了，而是稍纵即逝，有的只几天寿命。当然，网络目前主要还是用来看消息，利用其传播的迅速，尚不是用于写作或阅读大部头文学作品，故而暂时对文学的影响还不特别的大。
二
关于文学受外部环境挤压或影响的事实，以上只例举了读者、市场和传媒工具三点，基本可窥知文学的生态环境和历史语境变迁之剧烈。当然，重要的问题还在于文学自身，在于文学内部环境和在此内部环境下文学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发展状况，归根结底，一个时代的文学能否满足该时代的精神需求，提升该时代的精神需求，要靠文学自身来解决问题。
我对当今文学的现状归纳了五个“化”：杂多化；分化化；世俗化；日常化；个人化。不能说只有这“五化”，但它们确是突出的特点。我不想停留在现象的展示上，还想对每种特点加以评述和辨析，以靠近“文学存在理由”这个话题。
一是杂多化。不用多说即可感到，当今文坛，通俗、严肃、纪实、科幻、历史、家族、乡土、精英、女权、都市、官场、战争、侦破、言情、性爱、恐怖、暴力、私密、怀旧、反讽、调侃、魔幻、变形、跨文体、超文本，无奇不有，无所不包。真可谓多元共生，众声喧哗。事物总是从一到多，再从多到一，无限循环。多总比少好。由于某种意义上意识形态淡化的大气候，闲暇时间增多和休闲情趣上升，助长了文学功能的扩延和风格形态的多样。当今多样的文学是多样需求的反映。对是否需要文学这个问题，已是不证自明。但目前泡沫与石头共存，泡沫多，石头少，朝生暮死，昙花一现者多多。文学从来没有这么眼花缭乱过，语言的垃圾也从来没有这么多过。
二是分化化：方法与形态上的分化。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作家，其价值立场具有内在的整一性、共同性，即便手法缭乱、借鉴多门，其价值和方法大致如一。那时真现代主义的东西有，但少。我以为现在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并存的时期。当然写实主义仍雄踞首位，占压倒优势。那么我们有没有后现代作品呢？当然有。杰姆逊说，资本主义的三个时期：市场、垄断、跨国（晚期）资本主义相对应的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大致不错。但在这个问题上，不宜与经济发展阶段保持僵硬的对应关系。后现代的特点是平面化、零散化、非中心化等等。如果说，现代主义是抽象化的、精英化的、晦涩化的，追求深度，不无痛苦，那么后现代则是生活化的，消费化的，向日常生活扩张化的，往往混淆生活和艺术的界限，从深度浮上平面，它是以解构性、戏谑性、消费性为上。在一些肥皂剧、室内剧、音乐剧、即兴小品里，即有充分的后现代因素。这些作品的空间狭小固定，人物动作幅度小，主要靠语言的膨胀、反讽、冷幽默、装傻充愣、调侃耍贫嘴来吸引人，基本没有悲剧意识，以解脱痛苦轻松一笑为目的，人物不重要了，符号化了，可随时抽换，人在话语中游戏，并被话语所游戏。其实人们老在批评的戏说乾隆、还珠格格、宰相刘罗锅们，就带有后现代味，它与历史其实没关系，不过是穿皇帝的衣服，追求好玩。王朔的一些小说及题目，如《玩的就是心跳》，一点正经没有；《过把瘾就死》，即含“后”味；王朔一旦写《看上去很美》，正经起来，就没意思了。再如于坚的《0档案》、伊沙的《车过黄河》都带有很强的解构性。
同样，作家的叙述立场和人文态度也发生了深刻而微妙的变化，他们观察生活的眼光和审美意识，特别是价值系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创作一言以蔽之，跳不出新启蒙主义话语。现在不同了，理想主义的、激进主义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女性主义的、宽容的现世主义的，甚至准宗教的价值观，杂然并存着。依照如此缤纷的眼光处理题材，可以想见会带来怎样复杂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