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娘子的形象呈现了民间蛇女原型的审美价值和文化意蕴，建构了传奇由民间和官方两种文化形态和价值立场形成的张力场域，戏剧冲突围绕着白娘子和许宣的婚恋关系，在由“银祸”等引起的波折中渐次展开。值得注意的是，白娘子所盗的财物均来自官府和富户，站在官方的立场，她当然会被指责和惩罚，但民间本来就有劫富济贫和官民对立的传统诉求与价值判断。何况她最初的动机是为了帮济与促成与许宣的一段姻缘，婚姻对于民众生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谓“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可见婚姻在传统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意义，但生活在底层的民众常常没有能力缔结一段美好姻缘，当青儿为白娘子和许宣撮合时，许宣答道：“在下蒙娘子错爱，愿结丝萝，实是感激……只恨此身为人营运，窘迫不堪，仔细寻思，怎敢有玷？奈孤寒实难从命”，真是道尽了天下与他有相同窘迫处境的人们的心声，所以在民间多有像“田螺姑娘”那样的故事流传，“只要现实生活里存在着穷得一辈子娶不起妻子的穷苦的人，这一类型的故事就会大量地产生和流传”。显然，白娘子助银成亲的行为正像白水素女帮助谢瑞“居富得妇”、“留此壳去，以贮米谷，常可不乏”一样，寄托了民众的朴素情感和理想愿望。然而，由于代表天上统治力量的法海和体现人间统治权威的官府的干扰与破坏，穷汉许宣追求美好婚姻和财富的梦想与行为最终归于空幻，这既体现了传奇剧本中民间和官方两种文化传统与力量的对抗和龃龉，见证了官方对于民间的话语霸权，同时也促成了这部剧本在民间的进一步流传，并规定了它的改编路径。
黄图珌本传奇在民间的流传改编即梨园旧抄本，他在《南曲》卷四《观演雷峰塔传奇·引》中说：“余作《雷峰塔传奇》凡三十二出，自《慈音》至《塔圆》乃已。方脱稿，伶人即坚请以搬演之”，同卷《伶人请新制栖云石传奇行世·小引》又说：“雷峰一编……一时脍炙人口，轰传吴越间”。可见此剧极受民间艺人欢迎并得到了广泛流传，恐怕还是因为剧作本身所蕴藏的民间文化内涵。但这种民间文化要素却受到了作者本人创作意图的压制，所以剧作在民间流传的过程中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改编，增添了《端阳》、《求草》、《救仙》、《水斗》、《断桥》、《指腹》等有利于塑造白娘子感人形象的重要场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生子”的情节，黄图珌对此极为不解：“白娘，妖蛇也，生子而入衣冠之列，将置己身于何地耶”，这恰恰表明了凝聚在白娘子形象中民间与大传统两种文化形式的交锋状态。站在民间的立场，对于白娘子的同情和喜爱本身就包含了对幸福婚姻的憧憬和向往，而在传统的乡村社会，“结婚总是为了有后代”，“在农村中，结成婚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传宗接代……妇女在生育了孩子之后，她的社会地位才得到完全的确认”。增加“生子”的情节显然正体现了人们确立白娘子和许仙同时也是自己想象中美好婚姻的合法性。梨园旧抄本后来又被改编为方成培的水竹居刻本《雷峰塔传奇》，正如他在《自叙》中所说：“较原本曲改其十之九，宾白改十之七……不能独出机杼，徒尔拾人牙慧”，他的改动主要在于曲辞宾白的润色增饰，旧抄本的主要情节内容和白娘子的性格特征得到了保留并更显丰满，使得方本传奇成为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种《白蛇传》戏曲剧本。
二
上述两部传奇在民间的流传后来演变成各种地方戏《白蛇传》，据说田汉就是根据方成培的传奇重新填词并做了结构调整。这两部传奇既是从民间文艺形式发展而来，本身也构成了民间和当时官方意识形态相互交锋和交换的张力关系。按照十七年时期流行的阶级理论，民间文化形态当然可以成为可资利用的话语资源，而与之对立的儒释道等昔日的大传统话语权威则成为必须加以反对和批判的“封建糟粕”。因此田汉认为法海是“封建压迫的代表者”，而“白娘子是综合了被压迫妇女的优良品质和特点的，她热爱自由，热爱合理生活，她善良、热情、机智、聪明，又十分勇敢，十分顽强，这种不屈不饶的斗争精神是十分可贵的，没有斗争就没有社会的进步，不敢斗争就不会有任何幸福”。正是按照这样的改编方向，《白蛇传》戏曲从人物形象、结构场次到整个戏剧冲突都被作了重新设计、调整和安排。
关于白娘子和许宣的婚姻，黄图珌和方成培的传奇本均采用了“孽缘”说，这被解释为白娘子一心追随许宣却又造成他多灾多难的原因，也是导致他们婚姻解体和白娘子被镇压的理由。后来在一些民间文艺形式中，譬如《义妖传》弹词和《雷峰宝卷》，又出现了“报恩”说，田汉创作于抗战时期的《金钵记》就采用了这种说法，在第一场《别师》中，白娘子一上场就交待了下山的缘由：“我幼时偶然在外间游，被人捉住，若非许仙搭救，险遭不测，奴家常念许郎大恩，由恩生爱，常是按捺不住……不免瞒着师父，去至江南，报许郎大恩”，当受到师父责问时，她回答道：“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何况是许郎救命深恩……弟子但得报许郎大恩，万死不辞”，所以在第二十场《断桥》，白娘子和小青从金山寺冒死突围，小青对许仙颇有怨言，白娘子说：“我也曾对师父发下誓愿，拼此身报深恩那顾得牵连？海可枯、石可烂、情不变，你姑娘纵九死不悔前言”。“报恩”说显然是出于民间的情义价值，民间多有关于“动物报恩”的传说，但却不符合十七年时期政治意识形态的规范，据说这种说法宣扬了因果报应的宿命观念，“如果采用这一说法，无异在白蛇脸上抹上一把灰，模糊了她追求自由幸福的鲜明面目，从而缩小了她的典型意义，冲淡了法海的罪恶（他所破坏的将不是人民追求自由幸福的愿望，而是不许别人‘报恩’罢了）”。因此田汉后来不再使用这种说法，在1953年改编的京剧本《白蛇传》，白娘子的上场词已改为：“我白素贞，心羡人间温暖，逃下峨嵋”，她对小青说道：“你我姐妹在峨嵋修炼之时，这颗心被压抑得透不过气来”，并以一段优美的唱词表达了自己的心声：
离却了峨眉到江南，
人世间竟有这样美丽的湖山！
这一旁保俶塔，倒映在波光里面，
那一旁好楼台近傍着三潭；
苏堤上杨柳丝把船儿轻挽，
颤风中桃李花似怯春寒。
少女与春天，是诗人永恒的浪漫与灵感源泉，但具有诗意气质的田汉显然意不止于此，联系到旧本中白娘子离开深山擅入人间正构成了她遭到镇压的藉口，而天上的仙佛世界在十七年的历史语境中早已和地上的人间政权被归类为同样的封建统治阶级，这在当时改编的一些“神话剧”如《天仙配》、《牛郎织女》、《追鱼》等都显示了这种意识形态的价值和倾向，因此，白娘子“只慕人间不羡仙”的反封建意义自不待言。
摆脱了“孽缘”和“报恩”说，如何让白娘子和许仙合情合理地相遇、相识、相亲、相爱就是一件颇费周折的事，因为“一见倾心”的表现方式在当时被有些人认为属于“才子佳人”的陈词滥调，体现了某种旧文人情趣而缺少劳动人民的健康气息，田汉本《白蛇传》就遭遇了这样的尴尬。而越剧改编本则处理得较为巧妙：白娘子和“贫民”许仙“惺惺相惜”，是因为他们“同是天涯沦落人”，白娘子称赞许仙：“你看他借舟送行多至诚，你看他船舱相让一片心。你看他出言吐语多稳重，你看他雨中借伞情意深。你看他忠厚善良又温存……”，因此才“有缘千里能相会，西湖同舟非偶然，为难中方显知心意，知心相遇实有缘”，这表明他们的相恋并不是简单的一见钟情，不是像田汉本中所表现的只是因为许仙有“潘安”那样的“俊秀人品”，而是在“为难”中建立的情缘，符合民间由正直、善良、忠厚等品质所组成的道德内容以及因这种美好品质而获得褒奖的情感愿望，当这种受到民间伦理道德支持的恋情或婚姻遭到破坏时，所爆发出来的控诉力量也就特别强大，换句话说，也就特别具有“教育意义”，更何况小青已经明白道出：“我家小姐呀，立志不嫁富室豪门贪富贵，三妻四妾无真爱”，其中所传达出来的民间理想，更显示了一种深厚的阶级情义。于是就有了当场“结亲”，傅雷在家书中记载了当时观看改编剧的体验：“许仙初遇白素贞后次日去登门拜访，老本（指方成培传奇本）说是二人有了情，白氏与许生订婚，并送许白金百两；今则改为拜访当场定亲成婚：岂不荒谬！古人编神怪剧仍顾到常理，二十世纪的人改编反而不顾一切，视同儿戏”。这种指责未免书生意气，青年男女自由婚恋在中国传统戏曲和民间传说故事中并不鲜见，“五四”以后它更被赋予了反对封建礼教和妇女解放的意义，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劳动妇女的解放与整个阶级的胜利是分不开的，只有阶级的胜利，妇女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由此反观这场由白娘子主动促成、不拘礼法的婚姻也就具有了特殊的阶级内涵和反封建斗争的意义。
这种“斗争”意识是贯穿整个改编过程的主线，在“端阳酒变”一场，方成培本中是因为许仙“且喜娘子身怀六甲”，坚持让白娘子饮雄黄酒才使她现出原形，越剧本改为许仙受到了法海的挑拨对妻子产生怀疑：“娘子平日酒量甚宏，今天一滴不肯入口，端阳佳节饮雄黄，老僧之言见分晓……（怀疑）”，京剧本更是细致展示了许仙的内心冲突：
前者法海对我言道：我妻乃千年蛇妖所化，要我等端阳佳节，叫她多饮几杯雄黄酒，她原形一现，便知明白。今日娘子喝得如此大醉，倘若揭开锦帐，她竟现原形，那还了得！（转念）嗳咦！休信那法海胡说，想娘子待我恩深爱重，又兼一貌如花，哪里会是妖怪？……（内法海的声音：“许仙！这红罗帐内就是你的醒酒汤。你大胆看看你那千娇百媚的妻子吧”。）经过改编，原先围绕“惊变”所发生的白娘子和许仙的冲突，已经转变为白娘子和法海之间的斗争，惊死许仙所酿成的人间惨剧正显示了法海及其所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
因此就必须通过戏剧的审美形象将这种统治阶级的罪恶与反封建斗争的正义性予以合情合理的呈现。传奇本和各种地方戏的旧本都不同程度地保留了白娘子作为“异类”的蛇性和妖气，如黄图珌的《雷峰塔》传奇中捉蛇的戴先生形容眼中的白蛇：“张开了狮子般的大口，突出了铜铃样圆的眼，扑将来嚇得我魂飞散，险些儿带骨连皮，正好的被他啖”，方成培本中的白娘子也曾变为“大头青胖鬼”，但这些形象特征显然不符合十七年戏曲改编的政治或审美原则，据曾经扮演过白娘子的刘秀荣回忆，李紫贵当年导演《白蛇传》时要求演员必须领会“白素贞虽是蛇仙变化的人形，但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不能有一丝一毫的蛇妖的表现，不能是化成美女的毒蛇。要把白素贞塑造成温顺、善良、中国古代标准的妇女形象”。这种表演上的要求是由剧本内容所规定的，田汉本中的白娘子“施药治病，甚得人心”。越剧本中的许仙称赞妻子“我妻乃是贤德女，救世济人好心肠，江南之人都感激，人人称她白娘娘……她为我辛苦操劳开药铺，更何况腹中已有小儿郎”。面对法海的苛责，白娘子理直气壮：“我一不扰害生灵，二不为非作歹，济世救人，助夫成业，何罪之有”。在白娘子的形象得到净化和提升的同时，法海则由原先的得道高僧逐渐变得偏执、顽固和不近人情，越剧本中白娘子说他是“佛面兽心”，当法海宣称：“只要除去妖魔，何惜众生为我而死”，也就暴露了他由“丧失人性”所建构的作为封建统治阶级化身的丑恶嘴脸。《水斗》一场，这两个由政治意识形态原则确立其实却依然显示民间伦理精神支撑的“善”“恶”力量终于发生了正面碰撞和冲突：
白：那许郎他与我情性一样，立下了山盟海誓作鸳鸯。望禅师开大恩，把许郎释放，我夫妻结草衔环，永不相忘。
法：那许仙前生是高德和尚，岂与你妖魔女匹配鸾凰？我劝你早回转峨嵋山上，再若是混人间，顷刻身亡。
白：在湖上结良缘同来江上，怀下了九月胎就要离娘。求禅师且替我素贞着想，发下了大悲心你还我许郎！
法：白素贞休得要痴心妄想，见许仙除非是倒流长江。人世间那容得害人孽障？这也是菩提心保卫善良。
白：白素贞治贫病千百以上，江南人都歌颂白氏娘娘，也不知谁是那害人孽障？害得我夫妻们两下分张。
法：岂不知老僧有青龙禅杖，怎能让妖孽们妄逞刁强？
白：老禅师纵有那青龙禅杖，敌不过宇宙间情理昭彰。
这一大段西皮唱腔将双方的对立情势表现得气势十足，白素贞一心“索夫”，以“情”动人，法海守持立场，得“理”不让。在法海看来，镇妖除孽、维护“伦常纲纪”原本是菩萨心肠，但白娘子守护的是以夫妻恩爱、家庭团圆为基本单位的民间大众的现实生活和理想诉求，并因此获得了一种朴素的民间正义性，站在这种民间的情感立场，所有神圣的理性宣言显得那样脆弱而不可推敲，这才真正显示了“宇宙间情理昭彰”，更兼戏曲所特有的脸谱化效果，使得对立双方的是非善恶表现得了了分明，从而达成了“表现劳动人民反封建斗争的勇气和力量”的改编意图。然而，这种对于白娘子的同情、对于法海的憎恨原本就是传奇本以后包括地方戏《白蛇传》在内的各种民间艺术形式早已积淀、呈现的审美意蕴和情感内涵。就笔者所掌握的材料，十七年时期的改编没有能够改变《白蛇传》戏曲的审美内涵或提供新的审美资源，换言之，所谓“反封建斗争”的美学意义依然是民间的伦理秩序、道德逻辑及其所提供的力量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