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家里，两个孙儿是父母亲和全家人最心疼的。父亲被打倒，我们这些大人倒没什么，反正跟着父亲，我们个人的命运早已不算什么。但是，家里还有两个孩子，万一我们这些大人再有个三长两短，两个孩子可怎么办？时常地，我们看着这两个不谙人事、活蹦乱跳的孩子，心里一阵阵酸楚难忍。邓林和邓楠有时会说：“我们在这样的家庭里，根本不该生孩子！”姐姐们商议着，如果情况进一步恶化，一定要想办法，把孩子们送到乡下或亲戚那里去。大人怎么样都无所谓，但无论如何也要保住孩子的性命。要知道，在那个风声鹤唳的时期，我们，邓小平的子女们，随时都有可能被抓起来。
父亲被打倒了，根据“文革”以来一贯的经验，我们知道，很快我们就会被赶出宽街的家。在办“学习班”时，我们就已开始抽空收拾东西。果然，没过多久，中办来了一个负责人到我们的“学习班”，通知我们立即搬出宽街去。我们问他：“搬出去我们住哪儿？”来人态度恶劣地说：“住单位去，住学校去。我们不管！”有了“文革”以来“千锤百炼”的经验，我们的心定定的，一点儿也不惧怕。他们凶，我们比他们还凶。他们狠，我们比他们还狠。我们高声地对他们说：“我们还有孩子，我们还有奶奶，我们单位没给我们分房子。要让我们搬家，没那么容易。得给我们找个住的地方，得是一个院子，还得住得下我们一家的人！不给我们找地方住，我们决不搬家。不信你们就试试看，看你们能不能把我们全家人都绑着走！”回想1967年赶我们出中南海的时候，我们才两三个人，才是十几岁的学生，都没让他们随随便便地把我们赶出去。今天，我们有十来口人，一个个身强力壮，且都极富“运动”经验，要把我们赶出去，想得也太容易了！“文革”中间，我们这一家人，曾经像秋风中的落叶一样，被狂风吹得飘零四散，受尽了人间凄苦，而今天，我们又要被人驱赶，想起这些，悲伤和仇恨一起涌上心头。我们和中办的来人吵，从屋里一直吵到屋外，从后院一直吵到前院。在紧临大街的前院里，邓林、邓楠和我三个人，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大声地和他们抗争。看见我们激愤的样子，在门口站岗的解放军战士都同情地看着我们。中办来人看看没有办法，只好悻悻而去。
斗争虽然暂告胜利，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家早晚是要搬的。当晚，我们便开始着手收东西，做准备。果然，“学习班”刚刚结束，我们便接到通知，中办让总参管理局在美术馆后面的育群胡同给我们找了一个小院子，命令我们三天之内必须搬走。三天的限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是曾经有过两小时内必须“滚出去”的经验吗。三天，足够了。我们太有搬家的经验了，大家一起动手，收拾得快极了。大人们都忙着收东西，两个小家伙怎么办呢？其时，正好我们的表弟小胖子来北京住在我们家里养病，我们就把带两个小家伙的任务交给了他。
小胖子是二姑姑的小儿子，学名叫张海江。起的学名虽然挺有气魄的，但那时他还只是一个十六岁的大孩子。一个大孩子带着两个小孩子，整天坐在院子里的藤椅子上。大孩子讲故事，小孩子听故事。也是真人不露相，那个平时憨憨厚厚不爱讲话的小胖子，竟然有那么多的故事可讲，每天从一大早起，一直讲到天黑，好像永远也讲不完似的。我们几个姐姐夸奖小胖子能干，小胖子说：“没办法呀，我全是乱编的，他们两人还挺爱听的。”爱听就行，反正我们都忙得脚朝天，有个小劳动力能把孩子带得这么好，也是天助我也。我们这次搬家，比以前的几次可麻烦多了。你想，父母亲虽不在，但我们老老少少结了婚生了孩儿，还有十来口人。而且这次，我们要把能搬走的都搬走，什么也不留下。我们要求让我们带一些最基本的家具走，可上面不同意。你不同意我们也不示弱，便再跟他们一争再争。最后，总算让我们带了几个木板床和几件我们家50年代的旧家具。搬家的期限就要到了，我们饭也顾不上吃，觉也顾不上睡，一个劲儿地忙着收拾。夜深了，才想起那两个交给小胖子的孩子。到院子里一看，小胖子还在那儿给他们讲故事，四岁的眠眠眼皮已经抬不起来了，两岁的萌萌早已在藤椅上坐着睡着了。把他们抱进屋里，才发现，在院子里一整天了，两个小家伙浑身上下黑黢黢的，脏得活像两个小煤球儿。
搬家的那一天，我们利利索索地把东西家当全部搬上卡车运走。搬完东西以后，我们站在院子里最后地看一眼。回想一下，我们在这里已经住了两年了，刚来的时候，院子里面光秃秃的，而现在，满院都是青草绿树和鲜花。两年前我们种下的月季花现在开得正盛，花繁叶茂，五彩缤纷。我们不约而同地说：“这么好看的花，我们带走。”于是立即动手挖起来。我们找来一个运煤用的小铁手推车，挖一棵，装一棵。装满一车就推着走，从宽街推到我们的新家。我们挖了几棵月季花，几棵玉簪花，几棵芍药花，一趟一趟也不嫌烦，全都推着运到了育群胡同。
总参管理局在育群胡同给我们找的是一个小小的前院儿，后院住着老红军谭冠三。说是小前院儿，还正经有北房三间和东厢房三间呢。比起1967年从中南海赶出去后在方壶斋住的那两间小房，气派多了。我们把家具放好，把床铺铺好，再把厨房的灶具和锅碗瓢勺全都放好。这个新家，按北京话说，“就全齐啦”。还有那些不辞辛苦从宽街运来的花儿呢。飞飞又拿出在农村插队时那副壮劳力的样子，抡起大锄头，把小小的院子中间一块生土地，一会儿就挖整成了一块颇为像样的花圃。飞飞一边挥舞着锄头，抛洒着汗水，一边口中念念有词地说着：“谁发家谁光荣，谁受穷谁狗熊！”这句话，是当时被批判的一个电影中的一句台词，竟然在这儿让飞飞当作劳动号子给用上啦。在育群胡同那个巴掌大的小院子里，五彩缤纷的月季花和洁白如玉的玉簪花怒放着，让人看着就感到那么的提气。
“文革”中间，我们搬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回想起来，我们住过的地方，就像流浪者漫漫旅途中那一个又一个的驿站。而育群胡同的这个小前院儿，成为我们那看不到尽头的政治旅程中新的一站。当我们在这个新居安顿下来后，夜阑人静之时，全家的人都在想着：爸爸、妈妈，你们现在在哪儿呀？
搬完家后，我们回到各自的工作单位、学校上班上学。此时，全国上下都在加紧进行“批邓”和对“天安门事件”的追查。我们所在的单位和学校，工作学习全都停止，每天只做一件事，就是“批判”和追查。北京是“天安门事件”的发生地，各单位追查的气氛尤其森严，简直是层层审查，人人过关。虽然天安门广场的人民抗议活动被镇压下去了，但是，对于“批邓”和“追查”，群众采取了明显的抵触态度。不仅群众情绪抵触，许多单位的负责人也都是敷衍行事，常常是“批判”的时候三言两语，追查的时候走个过场，交差了事。当我们回到单位接触到广大干部群众时，我们异常高兴地发现，绝大多数人对我们非常好，连一些平时不熟悉的人，也热情地专门来和我们打招呼。作为邓小平的子女，我们自然是被“追查”的重点。单位里面的领导和群众，就自发地保护我们，主动替我们打掩护。有的时候，当我们到单位的时候，会发现在桌子上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支持安慰我们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在政治高压面前这样立场鲜明，我们十分感动。我们为我们的人民感到无比的骄傲。
贺平一直住在我们家里。作为女婿，他和我们全家人一起经历着这特殊而又艰难的岁月。自从“天安门事件”发生以来，他和我们全家人厮守在一起，很久没有回他父母家了。他惦记着他的父母亲，在允许我们从宽街的家外出后，他便骑着自行车赶紧回家去看父母。
我的公公贺彪和婆婆陈凯，1972年从江西卫生部干校回北京后，一直住在和平里一个国务院分配的宿舍楼里。我的公公是被打成“走资派”的原中央卫生部的副部长，虽然回到北京，但一直没有分配工作。我的婆婆也是红军时期的老干部，从江西干校回京后也没有分配工作。我公公是原红二方面军的老红军、老卫生战士，人虽不善言谈，但却性情耿介。“文革”中因和造反派斗争，几乎被打断了腰。像许多老干部一样，他被打倒，被批斗，下干校，被迫劳改，最后回到北京。在经历了这么多风雨磨难后，性格依然刚直如旧。“天安门事件”以来，我的公婆一直关注着时局的发展，一直十分担心。他们不是为他们的儿子担心，而是为他们的亲家——邓小平和邓家一家人担心。“两个决议”发表后，他们不知道邓家人的消息，心忧如焚，连觉都睡不着。这一天，突然看见儿子回来了，他们抓着儿子，详详细细地问清了邓家的情况。听到邓夫妇又被带走，而且至今音讯全无，老两口不禁潸然泪下。我的公公对贺平说：“你不要在我们这里多停留，赶快回去把飞飞带来。”贺平遵嘱回来，把我和飞飞一起叫上，骑自行车到和平里。
自从嫁到贺家以后，我和公公婆婆之间的感情一直特别好，这次劫后重见，看见二老焦急关切的神情，看见婆婆满头的苍苍白发，心中不禁一阵酸楚。我强忍住泪水，尽量做出一副笑容。我知道，二老已经十分忧心了，不能再给他们增添愁烦。
看见飞飞，我的公公十分郑重地说：“平平、毛毛、飞飞，你们听我说。我有三个儿子，平平和毛毛结婚，就等于我把这个儿子交给邓家了。现在邓家有难，从今天开始，平平就算是邓家的儿子了。平平，你不要担心我们，就随邓家去。生，和邓家在一起；死，也和邓家在一起。”说着说着，我的公公的眼中流下了泪水。他继续说：“你们家现在非常危险，‘四人帮’那些坏人什么都做得出来，甚至会害你们的。邓家只有两个儿子，一个已经被整得残废了，现在只剩下飞飞这么一个完整的儿子了。我要把飞飞送到我在湖北洪湖的老家藏起来。我们要把邓家这个儿子保护下来。”听到这里，婆婆和我都已泣不成声。飞飞完全明白我的公公的好意。但是，在这艰难的时刻，他怎么能够为了保全自己而离开全家人？飞飞对我的公公说：“贺伯伯，谢谢你了。我不走，我要和我们全家人在一起。”我的公公说得恳切，飞飞也回答得坚决。在离开和平里时，我们骑着自行车，慢慢地往回走。当我们回头望时，老远老远地，看见我的公婆两位老人，还站在楼前的台阶上，无限眷恋地望着我们。在落日余辉的照射下，他们那苍苍的白发，显得格外的醒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