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东交民巷十七号内，父亲和母亲再次被禁锢起来。这次禁锢，既带有保护性质，也是政治性的处理措施。
4月7日中共中央“两个决议”广播。8日，父亲即给汪东兴写信。在信中，他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表示：第一，拥护华国锋担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第二，对继续保留他的党籍表示感谢。
在发生了这样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风波后，毛泽东确立了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没有把党政军大权交给“四人帮”。对于毛泽东这个关系到中国前途命运的重要决定，父亲真心诚意地拥护。设想一下，如果在“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将权力交给“四人帮”，我们的党和国家将面临不堪设想的险境，我们的人民大众将陷入更加深重的灾难。毛泽东在病体垂危之际，能保留这样一份冷静，不能不说是不幸之中的万幸。
“文革”中第一次打倒邓小平时，毛泽东保留了邓小平的党籍。在这第二次打倒时，毛泽东仍保留了邓小平的党籍。毛泽东对于邓小平的态度，的确十分复杂。毛泽东在“文革”前确定邓小平为接班人之一，在“文革”中再次把复出的邓小平置于接班人的安排之中。可以认为，毛泽东认为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会打仗，赏识并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但是，偏偏邓小平与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背道而驰，这不能不让毛泽东大失所望。这种失望，是气恼的，是痛切的，也是悲哀的。邓小平复出后进行全面整顿，是在用行动否定“文化大革命”。为此，毛泽东批判了邓小平，但没有想再次打倒邓小平。毛泽东总是保持着一个想法，认为邓小平是“承认错误”的，是会回心转意的。没有想到，邓小平这次的态度，与“文革”初期相比，竟然这样的不同。正当此时，发生了“天安门事件”这场惊心动魄的政治风波，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毛泽东作出了再次打倒邓小平的决定。在决定打倒邓小平的同时，他再一次把邓小平保护了起来，免遭“四人帮”的毒手，并决定再一次保留邓小平的党籍。也许，毛泽东自知，他的“大限”已经不远，他是在最后的时刻，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刻意地保留下了邓小平。以毛泽东八十多年的人生阅历和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经验，他完全知道，他身后的中国，非但不会是一个“太平盛世”，还必有大的政治恶斗。他也应该料想得到，那场斗争，将在华国锋等人和“四人帮”之间进行。这些斗争将会如何结局，实在是世事难料。也许，只是一个也许，只是一个不可知的也许，只是一个毛泽东所看不见了的也许，但是，仅凭着这个也许，毛泽东作出了保留邓小平党籍的决定。在未来不可预知的岁月中，邓小平，以他极其独特的品格和极强的政治生命力，绝不会就此沉沦，也许，在某个时刻，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历史还会赋予他以机会，重燃他那不会熄灭的政治生命之火……毛泽东保留邓小平党籍的这一决定，对于邓小平今后再次复出所起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却是不可忽视的。
对于父亲来说，毛泽东在决定打倒他的同时再次保留了他的党籍，可能有些出乎他的预料。“文革”复出后，他的举动实在太大了，他的态度也太不妥协了。在“天安门事件”之后，他本已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没想到，在最后的关头，毛泽东竟然保留了他的党籍。对毛泽东，父亲是太了解了。在起用他——支持他——批判他——直到再次打倒他的这一个全过程中，无不体现着毛泽东百转回肠的一番苦心，和他那无可奈何的千般失望。父亲完全知道，这次复出后，但凡他的作为能够“随和”一点儿，毛泽东都会尽量保住他的。但是，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他怎么能够为了保全自己而丧失力挽狂澜的机会，怎么能够为了一己之安危而放弃正义和原则。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一条充满风险的不归之路。现在，虽然被再次打倒了，虽然每天在被大肆批判，但是，他的心是镇定的，是坦然的。他做了他所应该做的一切，他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和肯定，他可以问心无愧于今生了。
在东交民巷十七号这个并不陌生的环境里，在与家人子女音讯隔绝的状态下，父亲和母亲两人相依为命，开始了他们又一次的禁锢生活。一开始，他们自己打扫卫生和洗衣做饭，负责警卫工作的滕和松帮助买些粮菜。几天后，滕和松经过请示，找来原来在我们家做过厨师的李师傅。此后，李师傅每日来东交民巷，帮助做午晚两餐。父母亲不用自己做饭，生活负担便轻松了许多。再后来，在父母亲的要求下，警卫局又让在我们家帮助带小孩的一个亲戚邓志清来到东交民巷，帮助父母亲做一些清扫洗涤工作。志清来后，不仅有人可以帮助劳作，更使东交民巷十七号的楼里多了一些人气。警卫人员一共四个。滕和松是警卫局的老人，以前跟随父亲出过差，对我们家很熟，对父亲本人也很有感情。他是这里的负责人，除了警卫安全工作以外，还负责照顾邓夫妇的生活。买菜，拿药，看病，以及为邓转信，在那个期间做了不少的事。因为原来就熟悉，所以父母亲对滕和松也十分相信，生活中的事情请他帮忙自不必说，连给中央送信这样政治上的事情，也都让滕和松帮忙。
在东交民巷，虽然身处逆境，但父亲尽量保持每日起居规律，用心灵上的镇定，对待枯燥的禁锢生活。“批邓”的浪潮一天高过一天，翻开报纸打开收音机，统统都是“批邓”的叫嚣。对于这些不断升级的“批判”聒噪，父亲以坦荡之心对之，完全不予理会。
“两个决议”公布后，在宽街的我们这一大家人接到通知，院内所有的人均不准自行外出（连上班上学也不许去），在住地集中办“学习班”。中办秘书局派了两个人来宽街，组织我们办“学习班”。在我们的院子里面，除了我们这一家人以外，还有秘书王瑞林，警卫员张宝忠，司机程云久，老公务员吴洪俊等原来的工作人员。让我们集体进行“学习批判”，我们就每天按规定时间集中在一起。办“学习班”的第一项内容，就是让我们揭发父亲，并让我们每一个人说清楚，“天安门事件”时有没有去天安门广场。这种追查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要查一查，邓小平这个“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有没有通过他的子女去天安门进行“指挥”。面对追查，我们坚决抵制，所有的人，不管去过天安门与否，统统都说没去。我们说，不但我们自己没去，父亲还曾明令我们全家人都不去。参加“学习班”的全体人员，不管是家属还是工作人员，态度都很坚决，我们深知事关重大，绝不能给人一点儿可乘之机。每个人都检查完后，再没有继续追查的内容了，剩下的就是每天例行的“学习批判”。“文革”十年，就是搞阶级斗争，就是搞学习批判，天天学，年年学，天天批，年年批，我们每个人都成了久经考验的老“运动员”，早就把“学习”和“批判”的语言技术掌握得炉火纯青。要说呀，“文化大革命”也真是挺“锻炼”人的，成年累月“批判”来“批判”去的，一个个都批成精了。父亲这次被打倒，我们有足够的精神准备，早就抱着“豁出去了”的态度，因此，让“批判”就“批判”，让发言就发言，每一个人都是一副十足的应付态度。开会的时候，这个人说要上厕所，那个人说孩子哭了要去带孩子，还有的说时间到了要去做饭，每个人都总是找着辙子出去溜一溜。可想而知，那个“批判学习”的场面，一点儿也不认真。在那么严肃的“学习批判”中，还有可乐的事呢。
有一次，轮到警卫员张宝忠发言。他摆出一副极其认真的样子，先是喝几口水，咳嗽两声清清嗓子，然后开“批”。他话说得多，水也喝得多，话还没说完，水却喝完了。他一边继续侃侃而谈地发着言，一边走到屋子中间去倒开水。贺平坐在他的旁边，看见他裤子外边露出了一截儿里面穿的毛裤的毛线。趁老张走去倒开水的时候，贺平就悄悄拉那个毛线的线头儿，一点一点轻轻地拉。老张越走越远，那根毛线就越拉越长。一根长长的毛线拖在身后，活像长了一个长长的尾巴。在场所有的人都看见了，唯独老张自个儿浑然不知，还在那儿一边倒水一边滔滔不绝地侃。本来大家绷着劲儿挺严肃的，这样一来，全体忍俊不住哄堂大笑了起来。这一笑，什么“学习”，什么“批判”，统统扔到九霄云外去了。我们大伙儿笑呀笑呀，笑得前仰后合，笑得肚子都痛了。我们痛痛快快地笑了一个够，在那种高压的政治气氛之下，也还真是难得有这样一个机会，让人畅快无比地开怀大笑一番。这种抵制的态度，充分体现了我们全体对“批邓”的蔑视。这个专门为邓小平家人和工作人员办的“学习班”，大约办了十来天，便不了了之地散了。
在办“学习班”的时候，不准我们外出，一般的粮食蔬菜，找人帮我们代买，大家吃饱肚子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像鸡蛋之类的东西，当时是限量供应的，平常就不容易买到，更何况这个时候。家里面有四岁的眠眠和两岁的萌萌两个孩子，没有鸡蛋吃，怎么办？一天，王瑞林悄悄地叫我们到他的秘书办公室去。他把一个纸鞋盒子递给我们。接过盒子，只感到里面沉甸甸的。回到我们住的屋里打开一看，满满一盒子鸡蛋。原来王瑞林看着两个孩子没有鸡蛋吃，就把他们原来在工作时发的当作夜餐的鸡蛋，全部找出来给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