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广场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悼念活动和抗议活动，引起了“四人帮”的极大恐慌。对于这样声势浩大的直接指向他们的人民斗争，他们不会坐视不见，不会不感到心惊肉跳，不会不跳出来进行镇压。
4月2日，由“四人帮”一手布置，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一个三层小灰楼内，成立了一个由首都民兵、警察、卫戍区部队组成的“联合指挥部”，抽调民兵和警察三千人及部分部队，做好了随时出动的准备。当日下午，“指挥部”拟定了《对天安门广场出现各种问题的处理办法》，提出具体对群众进行镇压的措施。
4月3日凌晨四时四十分，具有制造武斗“专长”的王洪文亲自到天安门广场查看。他们怕被群众发现，用手电筒照着，鬼鬼祟祟地在黑影之中扫视了纪念碑周围的部分花圈和悼词。看到那如山如海的花圈和怒冲云霄的诗词挽联，气急败坏的王洪文电话训斥了他们在公安部的亲信，指示公安部马上派人去拍摄那些“反动诗词”，以做日后“破案”的证据。姚文元按捺不住气恼，打电话给《人民日报》说：“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活动是反革命性质的。”根据王洪文的“指示”，公安部门派出便衣在广场到处拍照取证，并且开始抓人。至当晚十时，天安门广场被抓的群众已达二十六人。镇压拉开了序幕。
4月4日晚，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叶剑英、李先念“因病”没有参加。在江青等人左右下，会议把天安门广场悼念活动的性质定为“反革命搞的事件”，“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会后，毛远新把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情况和会议决定，书面报告了毛泽东。报告中说：“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去年邓小平说批林批孔就是反总理”，今年“就抬出总理做文章，攻击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反总理，利用死人压活人”。毛泽东圈阅了。
4月5日，大规模镇压开始了。5日凌晨一至二时，广场上的花圈被践踏和搬走。广场上的花圈，一个连着一个，一层覆盖着一层，如山如海，实在是太多了，足足用了二百辆卡车才被全部装运走。在撤走花圈的过程中，五十七名在场群众遭到审查，七人被捕。早晨五时，王洪文到“指挥部”小楼亲自督阵并进行镇压的具体布置。
天亮了。随着太阳越升越高，来到广场的群众越来越多。看到花圈被践踏和搬走，人们愤怒了。群众不顾禁令和危险，继续把花圈送到天安门广场。通往广场的路口已经有人把守，还设立了所谓的“劝阻站”。面对危险，人们全无畏惧，他们冲破封锁线，把一个又一个花圈顽强地送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这时，一边是蛮横地强行拦截，一边是奋不顾身地抬花圈和送花圈，整个天安门广场，开始变成一个冲突的大战场。群众越来越多，人群也越来越拥挤。一个混在人群中的便衣被群众认了出来，在一片怒吼声中，他狼狈逃窜，跑向人民大会堂方向。看见便衣跑了，群众高喊着追了上去，人民大会堂的东门外面，一下子拥集了几十万群众。这几十万人，不是一般的围观者，而是燃烧着满腔怒火情绪激昂的人民大众。
“四人帮”的“指挥部”开始往人民大会堂增调人员。八时，一辆由“指挥部”派出的广播车在广场上用高音喇叭喊叫：“清明节已过，悼念活动已结束，请革命同志们离开天安门广场，要警惕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这刺耳的噪音，激怒了广场的群众。人们冲了上去，气愤地推翻了车子，砸扁了那个给“四人帮”做传声筒的高音喇叭。在人民大会堂门口，几十万人同声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愤怒之气直冲云霄。一些群众和“指挥部”派出阻拦的人员发生了冲突。
中午，群众包围了设有“指挥部”的那个小灰楼，并派出代表交涉，要求还回花圈，要求释放被捕群众，要求保障群众悼念周恩来的权利。“指挥部”人员恶劣地拒绝了群众的正义要求，愤怒的群众烧着了指挥部头头乘坐的小轿车。下午三时许，群众再次焚烧了指挥部的几辆汽车。随着火苗的上升，四周的群众欢声雷动。五时过后，部分群众冲进“指挥部”的小灰楼内，点起火来要烧掉这个罪恶的“指挥中心”。“指挥部”紧急研究“反击”部署，决定在中山公园内成立新的指挥点，并下令晚上“要准备武器，可以带棒子、铐子”。“四人帮”及其党羽已经做好了进行大规模镇压的最后准备。
4月5日晚六时三十分，天安门广场高音喇叭开足了音量，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奉命发表广播讲话，宣布天安门事件为“反革命事件”，要求在场的群众立即离开广场。九时三十分，一万名民兵和三千名警察进入天安门广场，包围了滞留在广场的群众，并挥舞起棍棒殴打群众。当晚，无数群众受到残暴的殴打，三十八人被逮捕并被投入监狱。
1976年的4月5日，共和国历史上一个悲壮的日子。那漆黑恐怖的漫漫长夜，掩盖不住“四人帮”的血腥罪行。
4月6日凌晨，中央政治局部分委员听取了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情况汇报，会议将“天安门事件”定为“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当日凌晨三时，毛远新向毛泽东报告了政治局会议情况。毛泽东于上午十一时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
刚刚经历过血与火战斗的天安门广场，一片萧条、凄凉和空寂。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血迹斑斑，森严恐怖的高压气氛笼罩在广场之上。但是，就在当日上午的九时许，当太阳高高升起的时候，一列由几十名工人组成的队伍，抬着他们亲手制成的花圈，毅然走进了天安门广场。在偌大一个空旷的广场上，这一队送花圈的队伍格外醒目。工人们满怀悲愤，把花圈极其郑重地安放在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北侧。当晚六时，数十辆卡车载着民兵开进天安门广场。暮色中的广场空旷而沉寂，百余群众仍徘徊在纪念碑前，人们不言不语却不肯离去。纪念碑旁那个唯一的花圈，在早春的寒风中，不屈地昂然挺立着。晚七时，天安门广场全部戒严，最后滞留的群众被赶了出去。
4月7日上午八时零五分，毛远新根据姚文元亲手组织炮制的“天安门事件现场报道”，向毛泽东汇报了“天安门事件”的进展情况和处理意见。“现场报道”诬蔑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是“反革命活动”，诬蔑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政治事件”，说天安门事件“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听完毛远新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汇报后，身体已经极度衰弱的毛泽东，作了以下指示：“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华国锋任总理”，提议华国锋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同意公开发表这篇“现场报道”。
7日中午，“四人帮”在人民大会堂喝酒欢宴，庆祝“胜利”。江青洋洋得意地说：“我们胜利了！祝贺你们！”张春桥乘着酒兴狠狠地说：“这帮家伙写那些反动诗，就是要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江西厅内，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最新指示。
在会上，“四人帮”叫嚣着，一口咬定邓小平就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并说邓小平曾坐着汽车到天安门广场亲自进行指挥。江青和张春桥说，要做好思想准备，可能有“群众”要去冲击邓小平，把邓小平抓起来。华国锋主持会议，对于“四人帮”说邓小平坐车到天安门广场直接指挥一事，他说，应该去向邓小平本人问一下，以便核实。对华国锋的意见，“四人帮”根本不想理睬。但是，现在，华国锋是由毛泽东指定主持中央工作的，听吧，心不甘情不愿；不听吧，也不行。于是讨论要派一个人去向邓小平进行“查问”。没人愿意去干这一“公差”，江青自己当然更不会去了，她说：“让汪东兴去吧。”
自从江青和张春桥在会上说可能有人会去冲击邓小平，汪东兴就留了一份神。“文革”初期，由江青控制的“中央文革”就曾经组织了一次“群众”抓彭真和斗争彭真。这一次，“四人帮”是不是又要故伎重施，用“群众”之名去抓邓小平？汪东兴认为此事事关重大需请示主席。他从人民大会堂出来，并没有直接去找邓小平谈话，而是车子一拐，进了近在咫尺的中南海。
见到毛泽东后，汪东兴向毛泽东汇报，政治局正在紧急开会讨论“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的问题。毛泽东说，是刘冰的信惹了祸，矛头是对着我的，现在不行了。汪东兴向毛泽东汇报可能有人会去冲击邓小平。毛泽东说，不能再冲击，不能抓走，并问汪东兴有没有办法。汪东兴建议，把邓小平转移个地方，可以转移到东交民巷那个房子去。毛泽东说，可以。
毛泽东指示不能让人冲击邓小平，汪东兴立即布置，让中办警卫局马上准备东交民巷的房子。汪东兴把警卫局参谋滕和松叫来，说可能有人要冲击邓小平，要把邓小平转移到东交民巷，并交待滕和松立即做出一个警卫方案。交待完后，汪东兴让人通知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说要找邓小平谈话。同时，汪东兴通知警卫局的处长东方，让东方找个不太显眼的车子，去宽街把邓小平接到东交民巷。一切布置好后，汪东兴赶往东交民巷，等待和邓小平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