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的冬天，可真冷呀！才进入12月，便朔风劲起。马路上骑自行车的人们，穿着厚厚的棉袄棉裤，戴着大棉帽子，还得把两边的护耳拉下来紧紧地系在下巴下面。一路骑下来，戴着棉手套的双手早已冻得发僵发紫。
这一年的年末，天冷，人的心更冷。
本来，这一年是“文革”九年以来国民经济发展得最好的一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一点九，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四点六，工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十五点一，粮食、钢、原煤、原油、电、财政收入比上年都有较大增长。经过全面整顿，生产恢复，秩序重建，派性受到抑制，干部群众信心大增，形势十分喜人。然而，好景不长，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狂潮平地而起，整顿带来的成果被彻底否定。经历了九个月的整顿被迫停止，经济形势再次跌入低谷。
在这样情况下，最为可悲的，是人心。在全面整顿中刚刚看到成果、刚刚燃起希望的人民大众，再次陷入了不安和迷惘。但是，运动发展到了今天，毕竟已不是“文革”初期狂飙乍起那令人惶惑的年月了，经过九年政治风云的反反复复，中国的人民大众已经开始变得成熟，已不会再轻易盲从。突变的政治形势和新一轮的批判运动，在人们的心中引起的反响，不再是盲目和兴奋，而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1975年，这个大起大落之年，在一片“批邓”的迷误中悄然过去。1976年的新年，邓小平是被迫写着“检讨”度过的。
对于邓小平的批判，并没有因过年而稍有松懈。新年刚刚过去两天，1月3日，邓小平就被迫在政治局会议上作第二次“检讨”（或称“补充检讨”）。大概因为第一次“检讨”太不正式了吧，所以这一次，邓小平作的是书面“检讨”。其实，邓小平要说的话已经说完，要表明的态度也已经表明，再“检讨”也不过如此了。这次“检讨”的内容与上次大同小异，只是根据“别人”提的“意见”，加上了一条：提出要以“三项指示为纲”这样重大问题，没请示主席，没提到政治局讨论。
作完这次“检讨”后，邓小平再次给毛泽东写信。信中写道：“上次在政治局会上作过初步检查之后，又听到远新同志传达主席的一些重要指示。先是六位同志，随后又是两次大的会议上，同志们对我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分析批判和帮助，使我认识到上次检查不足。”邓小平附上了他这次作的“补充检讨”。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继续写道：“对我批判的会议，还要继续开，我除了继续听批判外，还希望能够向主席当面陈述对于自己错误的认识，听取主席的教诲，当然，要在主席认为可以的时候。”邓小平向毛泽东再一次提出“面陈”的要求。
毛泽东没见邓小平。看到邓小平的第二次“检讨”后，1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于1975年12月20日和1976年1月3日所作的两次“检讨”作出批示：“印发政治局讨论。”这个批示的意思已很明显，毛泽东对于邓小平的“检讨”仍不满意，让大家继续进行“讨论”。不言而喻，继续“讨论”就是继续批判。
在连续开会对邓小平进行批判的压抑低沉的政治气氛中，周恩来的生命进入了最后的时刻。他以极大的毅力，忍受着疾病给他带来的剧烈的疼痛。他躺在病床上，听人读报纸，并忧虑地关注着国内的政治斗争局势。每当剧痛袭来，他便紧紧地抓住医护人员的手，但尽量地不表露出身心的痛苦。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王海容、唐闻生等来看望他，他多么想和大家多谈谈，但是，他的体力已经极度衰弱，只能作一些简短的谈话。12月中下旬，当北京为隆冬所笼罩时，周恩来已经病势危重，时常进入昏睡状态。医生为了减轻他的痛苦，使用了镇静和止痛的药物，他们要竭尽全力，延长周恩来的生命。在最后的时刻，邓小平两次来医院看望他的兄长和老战友。叶剑英、李先念等也都相继来医院看望。周恩来在同叶剑英见面时，向叶剑英作最后的交待。他让叶剑英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四人帮”手里。在病痛中，他和守候在身边的相濡以沫五十多年的战友和妻子邓颖超轻声同唱《国际歌》，表达着相互的支持和眷恋。
从1974年6月1日住进医院，到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共做大小手术十多次。重病之中，除了坚持工作，批阅、处理一些文件外，他同中央负责人谈话一百六十一次，与中央部门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五十五次，接见外宾六十三批。周恩来在与死神搏斗的同时，履行着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诺言。
邓小平在接受批判的同时，为他的老战友，为他从青年时期起即敬重相知的周恩来，尽最后的责任和心意。12月20日清晨七时，病情沉重的周恩来要找罗青长谈台湾问题。医务人员电话请示邓小平。邓小平沉痛地说：“总理病成这个样，他要找谁就找谁。”12月22日下午一时半，邓小平与其他中央领导听取了周恩来医疗组的紧急汇报。28日午夜，医疗组对周恩来进行抢救，邓小平被从睡梦中叫起，和其他五位中央负责人赶到三零五医院，陪同邓颖超一起守候在周恩来的病榻边，直到凌晨二时十分，看见周恩来再次从死亡的边缘回转过来，方才离开。
1976年来临了。新年的时针所划过的，是一片浓重得化解不开的沉闷悲伤的气氛。
1月5日凌晨，周恩来做了最后的一次手术。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守候在旁。当日的下午至夜间，叶剑英及其他在京的政治局成员，接到周恩来病危的通知，分别前往医院探望。1月7日晚十一时，周恩来进入弥留状态。
1976年1月8日上午九时五十七分，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儿子，忠诚的共产党员，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与世长辞，终年七十八岁。
周恩来逝世了。这一不幸的消息立时震惊了神州大地。
敬爱的总理去世了！这一悲讯，像一记重击，把人们心中悲伤的闸门冲开。泪水，随着抑制不住的恸切之情，从人们的眼中涌流而出。中国的老百姓们不能够相信，他们的好总理就这样离开他们了。他们不愿意看到，他们的好总理，就这样带着无限的忧伤和悲哀离开了人世。总理是累病的，总理是累死的，总理是被那些罪恶之徒气死的！中国老百姓的心是悲痛的，更是明镜一样雪亮。在举国上下为周恩来的去世悲伤恸哭的时刻，一种带着愤怒之情的民心民气，在中国民众的胸中涌生。
周恩来逝世，批判邓小平的会被“冲”了。邓小平在名义上还主持着中央的日常工作，他忍受着心中巨大的悲痛，要全心安排好周恩来的丧事。
周恩来逝世的当天，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报告，说，政治局专门讨论了恩来同志的丧事问题，议定了三个内容，一是向毛主席的请示报告；二是关于周恩来逝世的讣告；三是周恩来治丧委员会名单。邓小平请示：第二、三项“均须于今晚广播，现送请审批，退汪东兴办理。”毛泽东在9日批示：“同意。”
9日，邓小平再因周恩来丧事写信请示毛泽东：“总理逝世消息发表后，不少国家要求派代表团或代表来参加葬礼。”其中有阿尔巴尼亚的谢胡和阿利雅，明晨动身；日本的三木武夫，明晨动身；斯里兰卡的班达拉奈克夫人，今晚动身。邓写道：“政治局对此作了专门讨论，决定仍按主席的批准方案（一律不请）执行。由政治局发一个正式公告，现送上请批示，以便发表。退汪东兴办。”邓提出，由他自己约见阿尔巴尼亚大使，乔冠华约见日本大使，韩念龙约见斯里兰卡大使。毛泽东批准了这一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