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0月份的时候，我们又搬了一次家。因为我们在宽街的那个家，地处十字路口，进出十分不方便。父亲在主持中央的工作后，经常在家里开会和找人谈话，而院子里只有一个很小的地方，来客的车子根本停不下。一些要客，如政治局委员的车，时常不得不停在大街上，既不方便，又不安全。在这种情况下，经中办安排，父母亲搬到东交民巷十七号去住了。
东交民巷十七号，过去被称为老八号，是50年代初期盖的一个住地。院子里从南到北，前后四栋楼房。说起来，我们家跟这个房子挺有缘分的。1952年我们家从四川迁居北京后，曾把这个院子里的第三栋楼分配给我们家。在我们还没有搬来之前，有一次，父亲去看罗荣桓元帅。罗帅的身体很不好，看到罗帅住的房子有些潮湿，父亲当时就对罗帅说：“你住在这里不行。中央给我分了一处住房，我让给你去住。”在父亲的亲自安排下，罗帅住进了东交民巷的房子，而我们家则在后来搬进了中南海。“文革”以前，东交民巷这个院子里住着罗荣桓元帅、贺龙元帅、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等四户人家。“文革”开始后，罗帅的遗孀林月琴阿姨带着孩子们被赶了出去。贺龙被揪斗后，先是由周恩来把他们夫妇藏在中南海西花厅自己的住地等处，后来被林彪一伙抓走关押，孩子们都被“扫地出门”赶出了家。“文革”以后，东交民巷十七号这个院子便空了起来，没有人住。后来，周恩来生病，中央把原来贺龙元帅住的那栋楼修缮了一下，准备总理来这里养病，可是总理一直没来住过。偌大一个院子四栋房子便一直空无人住。
这时，正好我们家的住房成了问题，于是父母亲就被安排暂时住到这里。我们住的，就是原来贺龙元帅曾经住过的，后来又为总理修缮的那个楼。一开始，父母亲说是暂时住一住的，没有带家小去。但不久，他们嫌寂寞，就让眠眠和萌萌两个孙儿跟着住过去了。再后来，邓林、邓楠和我，三家人也都搬了过去。没办法，我们家的人就是爱热闹，爱扎堆儿。这个楼本是为总理修缮的，总理家没有孩子，人口少，所以楼内的卧房不多。我们家十几口人都搬了过来，房间一下子就不够住了。于是我们把人家原来准备办公用的房间，都住上了人。我和贺平住在客厅旁边原来准备做书房的房间里面。没有书房了，父亲就在南边的前走廊上放了一把椅子，一个桌子。他说，这里阳光好，空气也好，又可以看着孙子们跑来跑去的，是最好的“办公室”。就这样，从1973年回到北京后，我们先住花园村，再从花园村搬到宽街，然后从宽街搬到东交民巷。两年多搬了三次家，也真够折腾的。
搬到东交民巷后不久，政治气氛便发生了变化，那种搬家的忙碌，很快就被政治风向的突然变幻所掩盖。这时，毛泽东已经让毛远新召集了八人会议。这个会议的召开，预示着一场新的政治风暴的来临。家中的气氛，由平日的吵闹欢乐，一下子沉静了下来。父亲白天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十分忙碌。他还要经常接待和会见外宾。仅在10月份，他就连续接待了为日本首相三木武夫传话前来访华的小坂善太郎、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比耶迪奇、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施密特等重要外国客人。在公开场合看到的他，依然是精神矍铄，谈笑风生。但是，回到家里，我们却常常见到他一个人坐在走廊的椅子上，闭着眼睛，紧紧地皱着眉头。
跟着父亲经历了这么多的政治风浪，仅凭着我们自己的经验，便知道事端既起，就一定会有不可预料的险况。父亲虽然处于政治险境，但在表面上，看不到他有任何情绪上的变化。每日，他依然保持着原有的作息和生活规律，按时起床，按时吃饭，按时看文件，按时上床看书、睡觉。不过，我们作为他的家人，则要随时关注事态的发展。
有一次，父亲陪毛泽东见外宾回来，时间已经很晚了。看着父亲十分疲惫的样子，母亲给他吃了安眠药安排他睡下。父亲睡着后，母亲和我们给父亲整理衣服。十分意外地，在他的衣服口袋里，我们看到一张便笺纸，纸上几个大大的字，这是毛泽东的字！我们知道，毛泽东说话已经有困难，有时会把要说的写下来以表达他的意思，但没想到，我们竟会亲眼看到毛泽东写的字。我们壮着胆子，把那张便笺纸拿了出来。在台灯暗暗的光线下，妈妈、邓楠和我，三个人把那个便笺拿着，极其认真地研究了起来。便笺上面的几个字大大的，每一个字的笔划都是弯弯曲曲的，有的字完全认不出来。因为这些字的意思不是连贯的，可能只是毛泽东在说什么的时候进行的补充，所以我们极力研究了半天，也没猜出这些字代表什么意思。其实，我们并不是对毛泽东的字感兴趣，而是急切地想从中找出关系到父亲政治命运的寓示。父亲一向很严格，我们偷看了他的东西，已经是“犯戒”了。我们不敢声张，看完后，赶紧把那张毛泽东写了字的便笺纸，悄悄地放回了父亲的衣服口袋里。如果不是处在那样的非常时期，我们家里的人绝对不会干这样“出格”的事情。
我们知道父亲正在受到批评，但不会向他问什么，一来是问了他也不会告诉我们，二来还会惹得他心烦。我们这时能做的，只有更加地体贴他，以家庭的温暖尽可能地舒散他心中的不快。我们尽量多地陪在他的身边，让孙儿们在他面前玩耍。但当父亲开始闭目沉思的时候，我们就赶快把闹着玩着的孩子们带走。我们一个个也都低声细语，或静静地陪着他坐在那里，生怕打扰了他或烦着他。平时总是嬉笑热闹的家里，会一下子变得出奇的安静。夜间，在昏暗的走廊上，只点着一盏台灯。父亲一个人，坐在灯下，常常一坐就是很久，很久。
在东交民巷十七号我们的楼里，这时依然是进进出出，人来人往。只不过，来的人不同，来的目的也就不同。
李先念、纪登奎副总理和胡乔木等时常会来，他们是来谈工作的。邓颖超常来，她是来谈总理的病情和治疗事项的。王海容和唐闻生更是常来，她们二人有时是来和父亲本人谈事，有时则来找父亲的秘书王瑞林。因为经常陪外宾，可以见到主席，可以跟主席说得上话，王海容和唐闻生当时处于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毛泽东身体不好，晚年更是不轻易见人，连主持中央工作的高级领导人也轻易见不到他。所以，如有事情想要向毛泽东汇报，有时只有通过王海容和唐闻生。她们二人会在陪外宾见完主席后，利用机会向主席讲上几句。江青就曾经多次把王海容和唐闻生找去，让她们向主席转达她的意见。不过，王海容和唐闻生两个人，从心里讨厌江青，与“四人帮”那伙人格格不入。她们崇敬周恩来，也崇敬邓小平。周恩来和邓小平也信任王、唐。重病之中的周恩来，经常找她们谈事，其中有外事工作方面的，更有与“四人帮”作斗争的重要事宜。基于同样的原因，王海容和唐闻生也是我们家的常客。父亲有事情常找她们二人来，比如有事要向主席报告，或者有事要探询一下主席的意思，也都交待王、唐去办。在那个时候，在与毛泽东保持沟通方面，王海容和唐闻生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当毛远新向毛泽东告状，父亲受到批评后，王海容和唐闻生因受“牵连”，已经不像以往那样在主席面前说得上话了，但是，她们仍是常常来我们家，常常和王瑞林一聊就聊上半天。和我们全家一样，对于形势的估计，她们二人也已经感觉到越来越不乐观。在“批邓”开始以后，来我们东交民巷的那个家的最后的客人，就是王海容和唐闻生。
在东交民巷十七号，还来过一个极其特殊的人，那就是毛远新。毛远新向毛泽东告了邓小平的状，毛泽东知道毛远新对邓小平有意见和看法，他让毛远新找邓小平谈谈，把意见直接向邓提出来。毛远新奉毛泽东之命来了。那一天，知道毛远新要来，也知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们在家的人都十分地戒备。毛远新来了，一副新贵的模样，派头十足。父亲则抽着烟，沉静地坐在会客室里等他。来人落座，便开始谈了起来。客厅的隔壁，就是我住的那个原来的书房。这个房间和客厅仅隔着一个木板做的书架，客厅里的声音大一点就会传过来。那天，恰巧我和邓楠在屋里，从偶尔传过来的声音可以听得出，父亲和毛远新这次的谈话并不愉快。毛远新走的时候，父亲没有送客。从客厅走出来时，父亲还是那样的沉默，也还是那样的从容。他不会因为毛远新的“告状”而改变进行全面整顿的大政方针。这个决心，他早就下了，从他回北京的那一刻起就下了，从他复出工作之时起就下了，从他坚定地进行全面整顿的时候起就下了。“四人帮”闹，他没有动摇过；毛远新加进来闹，虽然形势更加艰难，他依然没有动摇。九年以来的风风雨雨，早就练就了他那坚定的信念，早就铸成了他那绝对不会动摇的决心。
11月10日，邓小平找胡乔木谈工作时，邓小平谈起他因转刘冰的信而受到批评。胡乔木对邓小平说，不只是转刘冰的信的问题，可能对于邓小平全面整顿的做法，毛泽东早就有意见。他们二人对于形势的看法，已经越来越清楚。批评邓小平，是基于更深刻的政治原因。这场风波，是不会停息的。
在这个期间，原来由毛泽东以“帮助工作”的名义派到上海的王洪文回到了北京。王洪文走前，是由王洪文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走后，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现在王洪文回来了，邓小平便于11月15日给毛泽东写信。邓小平在信中写道：“现洪文同志已回，按例，从即日起，中央日常工作仍请洪文同志主持。近日召开的十七人会议，亦应请洪文同志主持。”毛泽东看到邓小平的信后，当晚即在邓的信上批示：“暂时仍由小平同志主持，过一会再说。”毛泽东没有借王洪文回京的机会让邓小平去职，表明他还没有下定决心去掉邓。毛泽东没有让王洪文重新主持工作，表明他虽然让王洪文回京，但却不想把权力交给王洪文，或者说交给“四人帮”。毛泽东虽然开始对邓不满意了，但对“四人帮”的不悦，并没有因此而改变。邓小平是否还能主持中央的工作？如果不能了，就要换人。要换人，换谁呢？毛泽东还在观察，还在考虑，还没有想好，因此“暂时仍由小平同志主持”，因此“过一会再说”。毛泽东此时的心态，应该说是复杂的。
不久，形势急转直下。
这期间，除了毛远新的作用外，已经病入膏肓的康生，也趁机向毛泽东进谗言，说邓小平“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加上前几次开会的时候，邓小平采用的是一副绝不妥协的态度，这些因素综合到一起，使毛泽东认为，到了这个时候，问题已不只是“统一思想”、“加强团结”这样简单，而变为有人想翻“文革”的案这样严重的程度。毛泽东下定决心，要在他的生前，铁板钉钉地为“文革”作出定论，让那些不满“文革”的人永远不能翻案。
1975年11月20日，政治局召开会议，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十七人会议，专门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毛泽东希望通过这个会议，在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这一问题上，统一思想认识。会前，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中央作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个“决议”的基调应该是：对于“文革”，总的评价是“七分成绩，三分缺点”。毛泽东让邓小平主持作这个决议，一是让邓小平这样对“文革”有看法的人来作这个决议，可以堵住对“文革”持异议人的嘴，让人不敢再唱反调。二是，毛泽东再给邓小平一个机会，让邓小平改变观点。毛泽东对邓小平，真应该说是“仁至义尽”了。分析毛泽东的内心，他既真心地赏识邓小平的才干和品格，又恼恨邓小平对“文革”的态度。他对邓小平一再留情，是希望邓小平能够就此妥协，顺从了他这一个最后的心愿。毛泽东实在是太老了，太疲倦了，这一番“安定团结”的政治格局，是他经过很长时间的考虑所进行的选择，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想再变动了。但是，令毛泽东悲哀的恰恰却是，邓小平具有和毛泽东一样的性格，也是一个在原则问题上绝对不会让步的人。在毛泽东这样殷切的期望下，邓小平没有接受毛泽东的这个建议。邓小平明确地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邓小平的意思说得明明白白，九年“文化大革命”，他被打倒了六年，作为一个脱离运动的“世外”之人，对于“文革”，他既没有参与也“不了解”，因此“不适宜”由他来写。其实，最根本的，他不愿意违心地主持写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
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得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批邓”。在毛泽东政治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要坚定不移地捍卫“文化大革命”，他不容许任何人对此存有非议，更不容许任何人翻“文革”的案。这是他所坚持的最后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