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远新的“汇报”，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因为毛远新在“汇报”时，抓住了一个对于毛泽东来说最为要害的问题，那就是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就是是不是有人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的问题。如果有人敢于对“文化大革命”提出异议，毛泽东是绝对不会坐视不管的。毛泽东表了态，同意毛远新的看法。毛泽东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毛泽东说：“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他针对刘冰的信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并说：“小平偏袒刘冰。”
毛泽东是生气了，他生气的是，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经过他苦心地安抚和安排，竟然有那么多的人，还是对“文革”不满，还是要翻“文革”的案。这是他绝对不能容许的。到了这个时候，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场运动的态度，已经被毛泽东视为是拥护还是反对他的试金石。他要用他全部的力量，来捍卫这一场对于他来说关系重大的“革命”运动。
不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还是保持了一份冷静。谁反对“文革”，当然一定就要批判谁。但是，他实在是年事已高，实在是不愿意把他精心安排的“平衡”的政治格局再次打破。说句大实话，他已经没有精力，也没有心力，再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格局的重组了。毛远新他们告状的主要对象是邓小平，对邓小平，毛泽东是要批的，但是，他并不想把邓小平再次打倒。他对毛远新说：“你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谈一下，说是我让你找他们（还有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到我这里来），当面你讲，不要吞吞吐吐，开门见山，把意见全讲出来。我已找小平谈了两次，昨天晚上又讲了。”毛泽东考虑了一下，又说：“先找小平、锡联、东兴同志开个会，你把这些意见全讲，谈完了再来。”毛泽东也真是一番苦心安排，他是想让毛远新找这些人谈谈，特别是要找邓小平谈谈，要毛远新把意见提出来，当面和邓小平等人讲清楚。为了便于邓小平等人能够接受毛远新的意见，他特意没有让“四人帮”那几个人参加。他知道邓小平与“四人帮”之间矛盾太深，他怕“四人帮”一来搅扰，事情将会不可收拾。毛泽东如此细心地进行安排，是希望邓小平和其他的人，能够听进毛远新的意见，能够接受毛远新的意见。如若这个安排成功了，那便是阿弥陀佛，谢天谢地，万事大吉了。
这只是毛泽东一厢情愿的愿望，事态向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了。道理很简单，因为，从毛远新这一方面来说，他根本就不是真心诚意地“提意见”，而是在“四人帮”的操纵下制造和挑起事端。而邓小平和他的同志们，早已看透了其中不可告人的秘密。况且，对于毛远新所说的这些不实之词和涉及到的原则问题，以邓小平耿介的个性，是寸步不会相让的。战斗，就这样地爆发了。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1月2日当晚，毛远新以“联络员”的身份，将邓小平、陈锡联、汪东兴等政治局委员找来开会。在会议上，毛远新有恃无恐地将他在毛泽东那里“参”的“本”，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开门见山地把“意见”说了出来。
邓小平抽着烟，坐在会议室里，沉静地听着毛远新说完“意见”。邓小平没有半点儿犹豫，随后即行发言，从容而尖锐地驳斥了毛远新提的“意见”。他直率地针对毛远新的话说：“这个问题还可以再想一下，你的描述，中央整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里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邓小平对自己的主要工作和讲话作了简略的回顾，他说：“我是从今年3月九号文件开始抓工作，主持中央工作是7月。九号文件以后是什么路线，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可以考虑嘛，上我的账，要从九号文件开始算起。从九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对九号文件以后的评价，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最后他明白而又简练地向与会者申明：“昨天（1日）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怎样？主席说对。”
11月4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2日晚在会上与邓小平“争论”的情况。邓小平不但完全没有接受毛远新的“意见”，而且态度如此之强硬，这令毛泽东大失所望了。听完“汇报”后，毛泽东不高兴地指示毛远新：继续开会，范围扩大一点，让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也参加，八个人先行讨论。毛泽东有些动火了，他要坚持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立场，他说：“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他认为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毛泽东是在给评价“文革”定调子。他要求开八人会议时，要抓住当前两条路线斗争，集中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指示要以他的这个结论为基础，对“文革”作个决议。
11月3日，在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上，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传达了毛泽东在10月下旬的一次谈话。在讲话中，毛泽东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毛泽东还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毛泽东表态支持迟群和谢静宜，点名批评刘冰动机不纯，还点名说邓小平偏袒刘冰。这样的表态，具有给事件“定性”的决定意义。清华大学党委于11月12日召开扩大会议，一千七百多人参加学习、讨论毛泽东的指示。18日，清华大学召开全校大会，揭发、批判刘冰，连同教育部长周荣鑫等人也一起受到批判，说他们“否定教育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会后，清华、北大相继贴出大字报，公开点名批判刘冰和周荣鑫等。北京和其他一些省、市奉命组织干部和群众到清华、北大看大字报。两校大字报的内容迅速传布，全国各地一些学校也相继开展了一轮新的“教育革命大辩论”。这些，都是在“四人帮”一手策划下进行的。但是，批判刘冰、周荣鑫，并不是“四人帮”的最终目的。他们的真实目的，是要打倒邓小平。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召开了有邓小平、陈锡联、汪东兴、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和毛远新八人参加的会议。“四人帮”之一张春桥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气氛如何，可想而知。会后，毛远新即向毛泽东汇报了此次八人会议的情况。毛泽东听完后说：“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看法不见得一致。”毛泽东指示召开八人会议的宗旨，还是想通过进行批评和做工作，以达到统一思想认识的目的。毛远新问毛泽东：“这次会议争取在对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能初步统一认识，对团结有利。目的是通过讨论，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是这样吧？”毛泽东肯定地回答：“对。”毛泽东还特别对毛远新交待，说：“这个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他是怕江青从中生事。可见，到了这个时候，毛泽东还是想通过统一思想，“息事宁人”，维持他安排的这个“安定团结”的结构和局面，不想让江青他们把事情闹大了。不知道是毛泽东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还是他根本没有认识到毛远新早已上了江青“四人帮”的贼船，他竟然会让毛远新不要把事情告诉江青。你想想，毛远新操办的事儿，张春桥参加的会，江青怎么能不知道？也可能，毛泽东是用这样的方式，告诫毛远新不要与江青走得太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