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开幕式上讲了话。邓小平指出，这次会议很重要，可以说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各级领导干部来得最多的一次重要会议。邓小平强调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性，他说，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这四个现代化比较起来，更加费劲的是农业现代化。他说，农业是基础，不管工业发展得怎么快，不管我们科学技术的水平提高到怎么样，要有农业这个基础的发展，才能推动另外三个现代化的前进。如果农业搞得不好，很可能拉了我们国家建设的后腿。他要求全国各地，省委要抓农业，工业越发达的地区越要抓农业，越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他还讲到整顿的问题。他说，我们全国现在存在着各方面的整顿问题。军队要整顿，这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讲，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地方就是好多方面。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也就是整顿。他说，各方面工作都要整顿。
邓小平的讲话，在广大与会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热烈的拥护。对此，“四人帮”一伙自然是心怀不满。江青是最憋不住的。在邓小平讲话的时候，她就在一旁冷言冷语地多次插话，表示不同意见。一次，她更是跳了出来，在接见大寨群众和干部时大放厥词。讨论农业问题的会议，她不说农业，而是大讲评《水浒》。她说：“不要以为评《水浒》只是一个文艺评论，同志们，不能那么讲。不是，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对历史，对当代也有现实意义。因为我们党内有十次路线错误。今后还会有的。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她实有所指地说：“宋江上了梁山，篡夺了领导权。他怎么篡夺的领导权呢？同志们，他是上山以后，马上就把晁盖架空了。怎样架空的呢？他……把一些大官，大的将军、武官、文吏，统统弄到梁山上去，都占据了领导的岗位。这是他的组织路线。”她恶狠狠地叫喊：“我们不仅承认阶级斗争不是熄灭了，而且要看到我们党内有两条路线的激烈的斗争。”江青此番讲话的要害，是说在《水浒》这本书中，新上梁山的宋江架空了梁山农民起义的首领晁盖。江青的用意一看即知，她讲的宋江，就是指的邓小平。讲宋江架空晁盖，就是说邓小平架空毛泽东。江青的这一个恶意挑拨，是讲给与会的干部、群众听的，更是讲给毛泽东听的。在大寨，江青还召集一些文化教育单位开座谈会。会上，她阴险地说：“评《水浒》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她还不知羞耻地说：“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领袖就是鄙人。”她造谣说：“最近，有那么一些人，把主席批评我的一封信——江某人向政治局传达的——政治局没有讨论，给传出去了。”她猖狂地叫嚣：“我这个人天天挨骂，修正主义骂我，共产党员还怕骂吗？”“在北京我跟他们斗了半年多了。”江青还提出无理要求，要在大会上播放她的讲话录音，还要印发她的讲话稿。
一个农业学大寨的会议，实际上变成了邓小平和“四人帮”直接交战的战场。会上各讲各的，政治分歧十分明显。全国近四千各地各级干部，将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邓小平的务实和坚定，江青的猖狂和丑态，给每一个与会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而在全党全国强烈要求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大形势下，人心之向背，已毋庸赘言。
江青无理取闹，要求播放和印发她的讲话，主管农业的副总理华国锋为此向毛泽东请示。得知江青在大寨会上的表现后，毛泽东生气了。他曾一而再再而三苦口婆心地交待、嘱咐和批评，而江青却听而不闻，屡犯不改。毛泽东生气地厉言斥责江青的讲话是“放屁，文不对题”。毛泽东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毛泽东的这三个“不要”，又一次地支持了邓小平，又一次地打击了“四人帮”的嚣张气焰。华国锋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拒绝了江青的无理要求，并指示山西省委书记王谦不要在山西播发江青的讲话。
农业学大寨会议这一场恶斗就这样告一段落。
9月23日至10月21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会上讨论了陈永贵的一封信。信中提出要将在农村现行的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在近期内过渡到以大队为核算单位。陈永贵提出的这个建议，实际上是以“均贫富”为名，在农村搞新的平均主义和“穷过渡”。当时农村生产力十分低下，这种提法根本就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在会上，一开始就出现了巨大的分歧。有的人赞成陈永贵的提法，而更多的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则表示反对。浙江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等纷纷明确表示了不同意见。由于毛泽东在大寨会议期间批评了江青，减少了阻力，因此总的来说，这一次的会议开得较为顺利。在李先念的主持下，会议决定暂时不改变农村现行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国务院采取了拖延的办法，对“左”的做法进行迂回抵制，使我国农村避免了又一场可能发生的灾难。这次能够排除“左”的干扰，对于农村工作非常重要，使得农村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得到了有力的保证。
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于9月27日和10月4日两次讲话。邓小平在讲话中重申：“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我在政治局讲了几个方面的整顿，向毛泽东同志报告了，毛泽东同志赞成。”他说：“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只要抓住整党这个中心环节，各个方面的整顿就不难。”在这次讲话中，除了讲整顿，邓小平还特别突出地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说：“我总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荣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当时书记处讨论，赞成罗荣桓同志的这个意见。林彪主张就学‘老三篇’，是割裂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有丰富的内容，是完整的一套，怎么能够只把‘老三篇’、‘老五篇’叫做毛泽东思想，而把毛泽东同志的其他著作都抛开呢？怎么能够抓住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就片面地进行宣传呢？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没有解决。”他说：“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着各个领域的实践，紧密联系着各个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不能听到风就是雨。”
毛泽东思想是丰富的和完整的，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贯彻毛泽东思想，不能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片面化，不能割裂毛泽东思想。这是长时期萦绕在邓小平脑海中的一个重大问题。1960年，他就提出了要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反对庸俗化这个问题。当时，主要针对的是林彪把毛泽东思想简单化、庸俗化。十五年后的今天，在毛泽东处于绝对权威地位的时候，在党内民主生活已经极不正常的时候，他再次提出了这个问题。应该说，他是冒着极大的风险的。但是，如何评价毛泽东思想，如何理解、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对于我们的党和国家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大问题，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重大原则性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这个问题，在邓小平看来，关系到党的生命，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关系到民族的命运。掌握得好，处理得正确，会福及子孙万代。如果掌握不好，处理得偏颇，或者为坏人所利用，则会产生不可估量的损失，甚至造成无可挽回的破坏。邓小平明知，在“文革”中，这个问题是一个禁区，是一个充满不测的险区，但他还是触及了。因为他知道，这个问题，不论你愿意与否，早晚都将涉及，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要知道，毛泽东思想这几个字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名字和他的一生。它所代表的，是中国历史长卷中的一个篇章，是现代中国的一个时代。对毛泽东思想怎样掌握，对毛泽东个人如何评价，将直接关系到对整个中国现代革命史的评价和定位，也将直接关系到中国、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命运。邓小平明明知道，他所讲的这篇关于如何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话，完全有可能为坏人所歪曲利用，也可能得不到毛泽东本人的认同，但他还是讲了。他必须要讲。经过六年的磨难，他努力争取复出，为的就是要运用这个再次能够工作的机会，申明正义，为党、为国家、为他深爱着的人民，尽一份赤子之心。他早已无所顾忌，早已把个人的身家性命置之度外，早已做好充分的、不计任何后果的精神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