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文件，是国家计划委员会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邓小平对这个文件极其重视。在一些工业领域所进行的整顿成绩显著，如果在这个基础上，抓紧时机，进一步推动整顿，就可以促进在整个工业领域恢复秩序、发展生产，并可以促进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长足发展。8月18日，邓小平在国务院讨论这个文件时，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这个文件，一要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工业支援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是工业的重大任务。二要引进新的技术和设备，要扩大进出口。要争取多出口一点东西，换点高、精、尖的技术和设备回来，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三要加强企业的科学研究工作。四要整顿企业管理秩序。五要抓好产品质量。六要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七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国家计委根据邓小平讲话精神，修改了该文件，后来一般将此文件称为《工业二十条》。文件主要内容为：一、学习理论必须促进安定团结，促进生产发展，不能把搞好生产当作“唯生产力论”和“业务挂帅”来批判。二、整顿企业，首先要整顿党的领导，要用一年左右的时间把所有企业的领导班子整顿好，改变“软、懒、散”的领导班子，把坏人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建立起一个精干的而不是臃肿的、坚强有力的而不是松散软弱的、能打硬仗的而不是一拖就垮的领导班子。三、整顿企业管理，严格遵守制度。所有企业都要建立以岗位责任制为核心的生产管理制度。要加强组织纪律性，同一切违反政策、制度、计划和纪律的现象作斗争。完不成国家计划的，要追究领导责任。四、要落实党的政策。凡是强加给工人、技术人员、干部的不实之词和错误“帽子”一律要予以摘除。要相信科学技术人员，积极发挥他们的才能和作用，不适当改行的，要加以调整。五、对于“造反”等“文革”中提倡的“革命”行为要进行具体分析。正确的要支持，错误的要批判，反动的要顶住。凡是以“造反”等名义向党伸手要入党、要当官的，一律不给，要坚决同派性作斗争，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六、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不分劳动轻重、能力强弱、贡献大小，在分配上都一样，不利于发展生产。要关心职工的生活。七、要虚心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东西。世界上工业落后的国家要想赶上先进国家，都要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我们也要这样做。要坚持学习与独创相结合的方针，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东西，有计划有重点地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为我所有，以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大批人才，干部、工人、科技人员都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
从现在的观点来看，邓小平的讲话和国家计委《工业二十条》中所强调的，都是毋庸置疑的道理。但是，“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砸烂一切规章制度、无法无天、是非混淆和造反派当家的时代。在工业企业及全社会中，按劳分配，引进先进技术，加强科研，建立规章制度，严格管理，发挥职工、干部和科技人员的积极性等等，不但不能提倡，反而统统遭到批判。因此，邓小平关于工业发展的讲话和国家计委的《工业二十条》中所讲的每一点，都有着明确的针对性，都是切中时弊的。要纠正“文革”中的混乱状态，要恢复和发展生产，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绝不只是嘴上说说、口中喊喊那么轻松的事情。“文革”九年了，对错、是非、人生观、道德观，一切一切全都被人为地扭曲了。不下狠心，不真抓实干，不痛改前非，不“得罪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为了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认可和支持，中央决定将这个文件下发征求意见。尽管后来因为邓小平再次受到批判，《工业二十条》没有正式下发，但由于人们对安定团结、发展生产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热烈渴望，在起草和征求意见的过程中，这个文件就得到了各级领导干部和工业界广大群众的普遍欢迎，并对当时的工业整顿，起到了重要的积极的影响。
第二个文件，是中国科学院党组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这个文件，是根据邓小平的多次指示，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胡乔木的协助下，由中央派到科学院工作的胡耀邦主持，从7月份开始起草的。《提纲》主要内容如下：一，科技部门一定要做到既有坚强的政治领导，又有切实具体的业务领导。党政领导干部应当朝又红又专方向努力。二，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没有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也就不可能有工业、农业、国防的现代化。三，必须充实和加强专业队伍，必须逐步建设一批新的专业科研机构。科学实践也是一种社会实践，生产斗争是不能代替它的。不能不加区别地要求任何科学研究工作都要实现“以工厂，农村为基地”，不宜笼统地提“开门办科研”这样的口号。四，自力更生，又不闭关自守。我们的科学技术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为了争取时间，争取速度，有必要从国外引进一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五，在搞好大量的应用研究的同时，要重视和加强理论研究工作。不能把理论研究与“三脱离”等同起来。六，在科技战线要大力加强学术活动，广泛开展学术交流，鼓励学术上不同意见的争鸣和讨论，改变学术空气不浓和简单地以行政方法处理学术问题的状况。并提出要落实政策，把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邓小平十分重视这个《提纲》的起草工作，多次开会讨论，发表了许多讲话，并亲自对《提纲》进行修改。9月26日，在听取胡耀邦代表科学院作工作汇报时，邓小平多次插话，对《提纲》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科学研究是一件大事，要好好议一下。”“如果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他说，现在科技队伍“大大削弱了，接不上了”，“少数人秘密搞，像犯罪一样。陈景润就是秘密搞的”。究竟算红专还是白专？“说什么‘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他说，老科学家改行教别的，“这种用非所学的人是大量的，应当发挥他们的作用”。“给他配党委书记，配后勤人员。”他指出：“归根到底是领导班子问题。”“一不懂行，二不热心，三有派性的人，为什么还让他们留在领导班子里？科研人员中有水平有知识的为什么不可以当所长？”他还指出：“要后继有人，这是对教育部门提出的问题。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是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他针锋相对地指出：“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在谈到教师地位问题时，他说：“只是挨骂，怎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他认为，这个文件很重要，不但能管科学院，而且对整个科技界、教育界和其他部门也能起作用。在邓小平的明确指示下，《汇报提纲》冲破“文革”中的禁区，鲜明地指出：“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
由于这一《汇报提纲》实在是观点鲜明、态度明确，与“文革”以来所奉行的极左思想大相径庭，大有逆“文革”而行的气势，因而在报呈毛泽东后，一直未能获得他的同意下发。尽管这个《汇报提纲》没能在毛泽东处通过，但它的起草，它的令人耳目一新的精神实质，它的使人振奋的感召力量，已经在整个科学教育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犹如沉沉黑夜中的一支火炬，点燃了人们心中的希望。
全面整顿的实践，既要有敢于冲破“文革”禁区的胆略，也要有明确的思想指导。在邓小平亲自指示下，由邓力群主持，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从8月份起，开始起草一个重要文件——《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这是第三个文件，简称《总纲》。
《总纲》依据毛泽东提出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精神，提出要以这三项指示为纲，完成实现四化的宏伟战略目标。
“以三项指示为纲”，实际上是改变了“文革”以来唯一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而把“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两个任务，放到与“阶级斗争”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这种带有纲领性质的提法，可以说是“文革”九年以来的一大突破。《总纲》鲜明地提出：“我们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辩证地理解政治和经济的对立统一关系，既要认识政治的统帅作用，又要认识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的保证，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可是我们一些同志至今还是用形而上学来对待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关系，总是把政治和经济互相割裂开来，把革命和生产互相割裂开来，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一听到要抓好生产，搞好经济建设，就给人家戴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说人家搞修正主义。这种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总纲》指出：“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毛主席都这样重视经济建设工作，这样重视增强革命战争的物质基础。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了进行和平建设的国内条件，而我们又面临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颠覆和侵略的威胁，难道我们还不应当争取时间，加倍努力，尽快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增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吗？”《总纲》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语言，尖锐地对“四人帮”进行了抨击。文章说：“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继承林彪的衣钵，总是把我们的革命口号接过去，加以歪曲，加以割裂，塞进私货，来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把我们一些同志、一些群众的思想搞乱，把一些地方、一些单位的党组织搞乱，分裂党，分裂工人阶级，分裂群众队伍。他们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篡夺一些地方和一些单位的领导权，在这些地方和单位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总纲》指出：“列宁说过：‘政治教育的成果，只有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毛主席也说过：‘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区别真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区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区别真干革命和假干革命，区别真干社会主义和假干社会主义，区别干部所做工作的成绩是坏是好，是大是小，归根结底，只能也只应按照列宁和毛主席所提出的这个标准来衡量。”《总纲》一针见血而又不无讽刺地指出：“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生产搞得很坏，而硬说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骗人的鬼话。那种认为抓好革命，生产自然会上去，用不着花气力去抓生产的看法，只有沉醉在点石成金一类童话中的人才会相信。”
如果说，《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科学院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即《汇报提纲》）两个文件，是从两个部门的角度批判和纠正极左错误的话，《总纲》就是从理论上全面论述整顿的指导思想及其方针政策，斗争矛头直指“四人帮”和极左错误。“文革”以来，张春桥、姚文元等刀笔吏，利用他们手中的笔，利用他们控制的宣传工具，制造了多少混淆视听的谬论，聒噪了多少耸人听闻的言词，封杀了多少正义的声音，诬陷和迫害了多少无辜的正义之士。今天，也就是自“文革”以来九年，第一次有人拿起笔来，和他们公开地全面地进行较量。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谷牧、胡耀邦、周荣鑫等国务院一些部门的领导和政治研究室的胡乔木等，向恶贯满盈的“四人帮”展开了全面的反击。以《总纲》为代表的一系列文件，如万马齐喑之中的振鬣长鸣，是正义之声，是希望之声，是投向“四人帮”罪恶势力的正义之矛，是与之进行不妥协斗争的宣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