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宦官擅权，始作俑者是英宗的“先生”王振。明英宗为太子时。东宫的讲官不是大学士，而是略通文理的宦官王振。英宗宠信王振，言听计从，御驾亲征，在土木堡成为也先的俘虏。夺门之变，英宗复辟，二度为帝，不能忘情王振。因土木堡之变身亡的王振在庙中安享香火供奉。
汉、唐、明是中国历史上宦官为害最烈的三个朝代。尤其是明代，宦官之祸贯彻始终。
朱元璋登基时，意识到宦官擅权的危害，严加控制。宦官的人数在百人左右，官职不能超过四品，不许读书识字，不许兼任内外文武官衔，不许穿朝中大官服，并在宫中竖立“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的铁牌，宦官沦为内廷洒扫应对的杂役。然而，明朝政治体制所存在的缺陷却培植了宦官专权的沃土。因为明太祖朱元璋废除宰相制，集大权于一身，带来行政上的难题，皇帝一人不可能处理如此多的政务。为解决这一问题，作为皇帝秘书班子的内阁权力逐渐增大；同时作为内阁阁臣的约束力量，宫廷宦官的权力也相应增大。宦官干政的禁忌逐渐放松，最终成长为明朝政坛的重要力量。
首先允许宦官掌握文化的是明宣宗，他设立内书堂，请通晓经史的大学士陈山担任教师，以后宦官读书成为定制。宦官经过培训，学会读写，一些资质上乘的人“多通文墨，晓古今，逞其智巧，逢君作奸”，成为皇帝处理政事的帮手。
洪熙、宣德以后，司礼监的太监通过参预票拟取得参政大权。票拟的具体程序是，内阁大学士用墨笔对朝臣的奏章提出初步的处理意见，经由皇帝最后裁定，由司礼监太监用红笔写出，称为朱批。据刘若愚《酌中志》记载，明代后期的票拟、朱批的具体过程大致如下：章奏由外廷有关部门送到宦官十二房之一的文书房登录，交给司礼监，司礼监太监过目，交给皇帝，皇帝阅后送回司礼监，由文书房送内阁票拟。司礼监若认为票拟可行，则奏明皇帝后，批红，发到外廷执行。司礼监若不同意内阁的处理意见，可发回重票，或不经过内阁，直接批上意见交由朝中官员执行。在这一过程中，司礼监的掌印或秉笔太监有可能假传圣旨。内阁大臣的奏章需经皇帝朱批确认才能执行，秉笔太监成为皇帝的代表，宦官的权限超越了内阁学土。一些阁臣因而依附手握重权的太监，如正德年间焦芳依附刘谨，万历初期张居正与冯保结成联盟，否则，政令难以贯彻。此时的上等太监，已不仅仅是宫廷的清洁人员，而是强大政治势力的代表。
宦官的另一重大责任是监督外廷官员。明朝皇帝相信朝中大臣各为其家，全有私心，只有宦官无家无室，才能一心为国，崇祯帝就曾多次明确表示这一态度。明成祖靖难之役，抢得侄子建文帝的天下，为压制朝中大臣，设立由宦官主持的特务机构东厂，明宪宗增设西厂，权力操控在宦官手中，外廷大臣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传到皇帝的耳中。太监不仅监督大臣，也监视军队、边关重镇、沿海市舶司、地方政府等，无所不在。史称明末太监人数达到十万，虽然有所夸张，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数之多。
明代太监之祸始于王振，烈于刘谨，极于魏忠贤。王振是河北蔚县人，曾是儒士，当过教官，因前途无望于永乐年间自宫，进入紫禁城，曾担任宫人的教师，被尊称为“王先生”。宣德年间，宣宗命其陪太子朱祁镇读书，没有为太子另择良师，英宗即位后一直称呼他为“先生”，受王振的影响极深。王振宣德年间升为司礼监掌印太监，成为首席太监。
宣德十年（1435），宣宗去世，朱祁镇继位，年仅九岁，由孙太后全权处理政事，太后信任内阁大学士、元老重臣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人，对王振心存戒心，曾召王振入宫，想杀了他以绝后患，因英宗与诸大臣下跪求情才免去一死。一开始王振小心谨慎，赢得太后与朝中重臣的好感。此后王振日渐跋扈，开始过问政事。正统六年（1441）十月，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修建完工，英宗宴请百官，依礼宦官不能赴宴，王振不仅从中华门正门赴宴，还得到群臣躬身迎候的礼遇。
正统七年（1442）十月，太后去世，阁臣换人，英宗亲政，王振掌握大权。他将朱元璋所立铁牌移出宫外，王振的侄子王山当上锦衣卫都督同知、王林担任锦衣卫指挥检事。王振大兴冤狱，杀害反对派侍讲刘球、宦官张环、锦衣卫王永心等人；百官稍有不敬便大祸临头，御史李铎因不肯下跪而充军铁岭卫。百官无不屈膝，公侯勋戚无不奉承，称王振为“翁父”。王振佞佛，正统十三年（1448）重修庆寿寺，征军民万余人花费几十万两白银，京中歌谣：竭民之膏，劳民之髓，不得遮风，不得避雨。
为宣扬英宗的文治武功，王振发动“麓川之役”。正统二年（1437），云南麓川宣慰使思任发叛乱，三年后被平定，思任发表示愿意进贡谢罪。王振却在此时大军进发，正统六年（1411）正月，明军十五万开赴云南。
王振的垮台缘于对蒙古各部落的轻视。明代中前期主要的军事威胁来自北部蒙古各部落。正统年间，瓦剌部崛起，由也先统帅。瓦剌部每年朝贡马和骆驼，以换取所需的生活用品，明政府对周边民族采取绥靖政策，各国贡使入境后，一切免费，以少量贡品换回价值高得多的物品。瓦剌部常会虚报进贡人数、马匹数量，明政府眼开眼闭，不予细究。正统十四年（1449）二月，瓦剌部贡使人数达到二千余人，虚报成三千，王振却一反常态，要求礼部官员按实际人数赏赐，并减去马价的五分之四。也先大怒，借口明朝撕毁婚约，七月统率各部，分四路大军大举入侵。也先亲率一路，攻陷大同，边关诸寨，纷纷陷落。王振为压服国内群臣，唆使年轻气盛的明英宗亲征。几天之内，齐集五十万大军和物资装备，仓促上路。由于毫无计划，大军忽而北、忽而南，士兵忍饥挨饿，意气消沉，未上战场便已注定失败。大军七月十六日出发，八月初一到达大同，未打一仗，被战场景象吓破胆的王振下令回撤。王振原想经由家乡回北京以夸耀乡里，后因担心大军会损坏庄稼而改道向东；八月十日，明军到达宣府，遭遇瓦剌的追兵，大败；十三日退到土木堡。英宗被俘，五十万大军死亡过半，王振本人被护卫将军樊忠杀死，土木堡之变震惊朝野，险些酿成亡国之祸。
太皇太后听从于谦的建议，在宦官金英、兴安等人的协助下，籍没王振家产，清除王振党羽，拥立英宗之弟朱祁钰为帝，是为景帝，也先挟持英宗以令中国的计划未获成功，明朝逃过一劫。
王振并未因此被遗忘，英宗复辟后，为王振恢复名誉和官爵，用木头刻成王振的身体，招魂祭葬。王振被供奉在智化寺，享受香火。有明一代，宦官擅权，王振是始作俑者，王振之后，后继者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