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与司马光，都是北宋时期的着名政治家。他们两人各有一套政治主张，各有一番政治实践，各自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政见和力量。他们在变法与反变法上的争论，对宋代乃至以后的封建王朝。都有较为广泛的影响。他们本是好友，相互仰慕，所受教育和仕途经历也大体相仿，但在熙宁、元丰变法期间，一变而为针锋相对、势不两立的政治对手。
王安石（1021～1086），宋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字介甫，号半山，庆历二年进士。王安石二十一岁中进士，历任知县及知州等地方官，1068年，任翰林学士，两次被召入京，第二年升为参知政事，不久任宰相，开始推行变法。司马光（1019～1086），宋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字君实，二十岁中进士，历任地方及中央官职。司马光曾在京任天章阁侍制兼侍讲、龙图阁大学士等职，并与王安石同为翰林学士。从私人情谊上讲，司马光与王安石相当融洽，是当时号称“嘉佑四友”中的两位。但由于两人在推行新法问题上意见不一致，从而在熙宁、元丰的变法期间，一变而为针锋相对、势不两立的政治对手。
由于两个人生年相近，经历相仿，所受教育也比较类似，所以在对待当时的统治学说——儒学上的观点还是有相似之处的，比如两个人都尊奉孔子、扬雄，却不以释老之说为是，但在对待孟子的观点上两个人有了不同的意见。王安石历来崇敬孟子，并以孟子为效法榜样，它对于孟子的学说除个别有异议外，一般是坚决赞同的，并常常在论着中引为立论依据。由于王安石崇敬孟子，不仅自为之解，而且在他担任宰相期间，还规定《孟子》为诸生考试的必修科目，尊《孟子》为经。司马光对孟子则不以为然，它甚至有专着《疑孟》，驳斥了孟子所谈的一系列问题，他说孟子宣称愿学孔子，但所持论点并不符合孔子的思想，又说孟子有些谈话与经传不符，有的看法和主张违反了君臣之义、人之大伦和实际情况，不仅无益于治，而且将使那些尸位素餐之人用此观点欺骗君主。王安石之所以特别崇尚孟子，是因为孟子的政治主张王安石极力赞成，孟子有一点卓而不群的傲世风格，王安石也非常欣赏。司马光从维护君权，严守等级名份出发，对于孟子的一些言论，特别是民贵君轻，傲慢罔上的言论，十分反对。显然这两者是难以相容的政治观点，司马光据君臣之义，守孔子之道，当然要责难孟子。此外，王安石把《孟子》和周礼作为变法活动的理论依据，也是司马光非疑《孟子》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对待荀子的观点上两人也有分歧。荀子是以谈礼着称的大儒，王安石却说他断然不知礼，驳斥荀子的性恶说，认为如果人生性是恶，那么都不会有侧隐之心。王安石反对荀子的重要原因，是荀子把礼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与王安石主张变法的论点不想吻合。司马光的观点与荀子有许多相似之处，也认为国家的治乱本于礼，礼可以安固万世，而刑可以输劫一时，用处要小些，对于政治措施，司马光与荀子一样，也主张节用裕民，当然也不是完全赞同荀子的观点。王安石与司马光在思想上虽然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但总的来看，仍然是大同小异。
王安石与司马光发生冲突是在王安石主张变法之时。1068年，即位不久的宋神宗认为理财是当务之急，他的着眼点在于府库，即国库的收入和积存。对于这一问题，司马光的回答是裁省浮费，减少皇帝大臣的赏赐等费用，以期上行下效，普遍裁省冗费。王安石反对司马光的节流主张，他认为节省开支，无补于国，并且提出“不加赋而上用足”的想法。司马光揭穿了王安石的空谈，认为“不加赋而上用足”不过是设法侵夺民利。王安石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而是在后来的变法中迅速变成行动。这就使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意见分歧转化为激烈的矛盾斗争。司马光在论证法不可变的时候，还认为：第一，法可以变，但当时不必变，有弊病可以修补改正；第二，即使要变法，也要有良匠、美材，而现世不具备；第三，王安石变法弊多利少，如果长此以往，将梁倾屋倒，无地容身。在用人上，司马光也反对任用“奸巧”的吕惠卿，而王安石则把吕惠卿当成变法的支柱。此外，王安石好想象，善辞令；司马光拙于辩，务实际，二十来岁的宋神宗之所以听王不听司马，原因之一就在于此。两个人终因变法意见不合，发展到私人意气，相以为仇的地步。1071年春，司马光离开永兴，到洛阳专致于编撰《资治通鉴》等历史巨着，从此十五年不问政事。
1076年，王安石第二次被罢相，变法处于困境，一些新法名存实亡。1085年，宋神宗病死，不满十岁的哲宗即位，太皇太后听政，新法危在旦夕。司马光被召入京，上台执政。如果说司马光在反对新法时，尚且知道对于时政应该存善革弊，那么重新上台后的司马光也犯了和王安石同样的急躁病，他即不问新法是否尚有可改之处，也不问废除新法需要时间，而是将仅剩的新法全部加以废除了。
司马光任相时，风烛残年的王安石深为忧虑，当他听到变法被废除时，感到非常绝望和失望。幸而王安石死后，司马光还对他的文章节义加以称道。不久，任相一年多的司马光也去世了。从此各领风骚之间的变法之争，成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