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朝政腐败。随着母后称制、外戚专权、宦官预政等一系列祸国殃民的政治闹剧的不断上演。终于引起了富有正义感的士大夫、太学生和部分在朝官吏的不满与抗议。他们不约而同地联合起来，共同向这种黑暗政治进行抗争。最终却惨遭迫害，形成着名的“党锢之祸”。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是士大夫的灾难，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次劫难。
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专权，整个社会一片黑暗。特别是桓帝、灵帝时期，朝政完全为外戚宦官势力所把持，甚至连皇帝的废立，都操纵在他们手里。外戚党羽和宦官的爪牙们，把持朝政，控制地方察举。东汉盛行一时的察举制度，此时早已有名无实。时谚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察举制度的混乱，使得太学生们不能按正常途径进入政治舞台，引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而外戚宦官们的倒行逆施，也引起了统治阶级内部一些富有正义感的中下层官吏的不满。他们同那些仕途受阻的士大夫和太学生们联合起来，同外戚宦官开展了激烈的斗争。
那些独立不羁，不随波逐流的士大夫们品评人物，抨击时政，形成了波及朝野的“清议”运动。这在腐败成风的当时，起到了激浊扬清的作用。太学生们最为推崇的官僚，是敢于反对宦官的李膺、太尉陈蕃和南阳太守王畅。这从他们品评这些官僚的评语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天下楷模李元礼（膺），不畏强御陈仲举（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畅）”。因此，东汉末年广泛的反宦官斗争，是以陈蕃及朝野名流为领袖，李膺、郭泰为中心，太学生等为基础，清议为武器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
东汉自冲帝以至桓帝中叶，是外戚的天下。顺帝死后，梁太后抱着他两岁的儿子置于宝座之上，是为冲帝。冲帝在位一年便夭折了。梁太后又与大将军梁冀商量，从皇族中选定一个八岁的孩子为皇帝，是为质帝。但质帝天姿聪颖，很快便认识到梁冀是一个“跋扈将军”，自然不符合做傀儡的条件，不到一年，便被梁冀毒死。接着而立的，是十五岁的桓帝。
桓帝即位后，大封外戚，外戚的权势日益高涨，宦官的威风就相形见拙。因而形成了外戚与宦官之间的矛盾。梁太后死后，裙带断裂，外戚无所依靠。桓帝与宦官联手，把梁氏一门无分老幼，全都斩尽杀绝。但是从外戚手中接受政权的，不是皇帝，而是宦官。汉朝天下落入了家奴手中，朝政依然黑暗。在这种背景下，涌现了一大批以清高自守、敢于抨击宦官势力的反对派人物。其中李膺成为着名的领袖。李膺出任河南尹时，曾因打击宦党而下狱，不久复出为司隶校尉。当时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残暴无道，畏罪躲在张让家中，李膺派人到张让家中搜出处死。这件事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李膺也因此而名声大振，并得到士大夫们的敬重。当时士大夫如能得到他的接待，被认为是莫大的荣幸，称之为“登龙门”。
但是，以李膺等为首的反宦官斗争引起了宦官集团的嫉恨。公元166年，宦官诬告李膺与太学生及郡国生朋比为奸，诽谤朝廷，桓帝不分青红皂白，诏令全国，逮捕“党人”，收执李膺等二百余人。第二年，把“党人”赦归田里，禁锢终身，不得做官，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但这次党锢并没有使士大夫们屈服，反而以之为楷模，高尚其道，清议之风更盛。当时社会舆论也都同情“党人”，清议派把那些遭受迫害的仁人志士称为“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他们都是当时士林中人理想人格的典范，代表了朝野反宦官斗争的主要精神，并被引为社会楷模。
公元167年，桓帝死后，灵帝继位，太后父窦武为大将军辅政。窦武嫉恶宦官专宠，遂与陈蕃合作，起用被禁锢的“党人”，打算消灭宦官的势力。但因事机泄漏，宦官曹节、王甫发动政变，窦武兵败自杀，陈蕃等被害。在这次事变中，太学生与宦官肉搏而死者数十人。紧接着，宦官开始了对士大夫官僚们进行大屠杀。李杜密、范滂等百余人皆被诬杀，妻子皆徙边。其他因仇怨相陷受牵连，以至于死、废、禁者达六七百人。公元172年，窦太后死，宦官集团又一次四出搜捕“党人”及太学诸生千余人。公元176年，又下诏规定，凡是“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及五服以内的亲属，都一律免官禁锢。这就是第二次“党锢”。
党锢事件是政府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冤案。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带有党派色彩的政治斗争，也是第一次出现的学生运动。东汉时，士大夫重视气节，勇于为自己信仰而牺牲个人利益，坚持气节被视为正义的化身。而党锢之祸使他们看到坚持气节即带来杀身之祸，从此士大夫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只顾钻营拍马，他们是士大夫的末流；另一类则是明哲保身，全身保家，研究学问。而像东汉的士大夫为气节而斗争的士大夫不再成批出现。同时，党锢之祸也使文化发展受到很大的摧残。大批经学之士被诬杀，太学也受到严格限制，诗书画赋技艺进士，只能“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代太学而起的鸿都门学，门庭冷落，人数最多时，亦不过千人。正如翦伯赞所说的，此自以后，“当时有气节的知识分子几无遗类，中国的文化也为之凋残”。
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到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从汉初的黄老无为，到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两汉之际的谶纬神学到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文化的兴衰与政治的兴衰、统治阶级的意志紧紧地纠缠扭结在一起，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