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颇有名气的人物。西汉末年。他借夕卜戚王氏之势力平步青云，操纵了汉室政权。继而鸩杀平帝，废黜孺子婴，自己面南称帝，改国号为“新”，以新朝取代了汉朝。他本人也给后人留下了说法迥异的评价：帝位篡夺者、最大的伪善者、理想主义者、改革者……
对于王莽的评价，以往人们较多地受东汉官方钦定的《汉书》的影响。《汉书》中王莽完全被扭曲了，他被描写成一个复古倒退、僭越篡位的乱臣贼子。理由是：王莽的升迁既不是靠军功，也不是靠察举，更不是靠政绩，而是凭着外戚的裙带关系，靠元后的势力击败众多的政敌，才得以进入上层统治集团。即便他在篡位前、特别是摄政时期做了一些好事，也是虚伪做作，是为了收买人心，并不能掩盖其作为一个篡位的野心家的真正面目。
反对这一说法的人认为，王莽的当政，不全是一种偶然的现象，更不能完全从传统的伦理道德角度来看待这件事。在某种程度上，王莽的当政，也是一定的政治历史条件的产物。因为西汉末年，刘氏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已经日趋腐化，贵族官僚依靠政治特权，贪污成风，并且大量兼并土地，强占奴婢，整个社会民怨沸腾，矛盾激化。而王莽却清醒地看到了这些弊端，他自己不但不贪，还一次次把自己的家产分给下属和贫民，自己过着清苦的生活，他的夫人打扮穿着也像个仆人。他还在长安城内建立赈救灾疫的常满仓、废皇室游玩之地、派使者去灾区捕蝗、安置流民等。他的儿子杀死一个奴婢，为了表示法不阿贵，他竟勒令自己的儿子自杀。王莽的这些措施有利于缓和当时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也为他本人赢得了个人声誉。当时的一些人把王莽看成是圣人、周公及至救世主，虽有吹捧奉承的意味，但也不排除内有相当部分是真心诚意的。正因为此，有学者感慨：如果政治家都愿意付出如此大的代价来作假，那么这个社会的政治一定会清明得多。
对于王莽的新政，也存在着是复古倒退还是改革图新的争论。认为是复古倒退者指出，作为改制第一项内容的废除土地私有、禁止土地自由买卖的“王田”政策，就是典型的复古倒退。实行土地王有，这是根据《周礼》制订出来的，不过是奴隶社会时代井田制的翻版。如果按照井田制重新分配土地，全国的耕地远远不够分配，何况土地的私有和买卖是当时蓬勃发展的小农经济的基础，符合历史前进的趋势。这种倒退的主张本身就注定了它是没有出路的。王莽不得不在王田颁布的第三年再次颁布诏令，宣告“王田”可以买卖，不再依法处理，实际上是承认土地国有化改革的破产。
反对上述观点的人认为，“王田”政策是王莽针对严重存在的社会实际问题而提出的改革图新措施。西汉王朝的土地私有制，比之奴隶制度下的土地国有形式，虽然是一种进步，但当时允许土地私有而带来的土地兼并现象，已导致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和严重的社会危机，王田制正是力图遏制这一弊端的发展，借以缓和社会的措施，它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同时，王田制虽然是按井田制的方式来分配土地，但同时又承认土地的私有，即承认一夫一妇对分得的百亩之田的占有权，只是不允许自由买卖而已。因此，它实际上是一种土地国有与私有并存的新政策，与先前的井田制有着根本的区别。至于王莽改制活动时所借用的大量附古说教，与当时社会流行的谶纬风气不无关联，他本人也不过是借“托古”而实现自己的理想，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复古。
对此，樊树志先生认为：王莽企图按照儒家经典重建一个“大同”世界，一劳永逸地解决长期棘手的土地兼并、贫富不均、商人盘剥农民等社会问题。但他所实行的种种社会措施，却与时代的发展格格不入，以当时的眼光看之，就有倒行逆施之嫌。其结果是改革不但无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反而使它更加激化，加深了社会危机，引来了绿林、赤眉起义。王莽所建立的“新”朝，只存在了短短的十几年，便如同流星般地迅即而逝，决不是偶然的。因此，光武中兴以后，在东汉史臣的笔下，王莽终于成了西汉腐败政治的替罪羊。
也正因为新政本身的诸种复杂性，后人对于王莽的描绘便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帝位篡夺者、最大的伪善者、理想主义者、改革者等等。费正清、赖肖尔在《中国：传统与变革》中指出，王莽的土地国有和放免奴婢的努力，使他得到了“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者”这一错置时代的称号；着名学者胡适早在1928年就认为王莽是“一千九百年前的社会主义皇帝”，他的失败是因为这样的人过早地在中国出现。美国历史学家毕汉斯认为这是一种“浪漫主义的非历史性的解释”。他指出，王莽不是班固《汉书》中所说的那个无能、狡猾、伪善和妄自尊大的蠢人，从积极方面衡量，王莽是机智而能干的；从消极方面来看，王莽不过是一个过分依赖古文经学的有点迂腐的儒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