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已渗透于各行各业之中，干事者要有丰富的知识储备，作为源源不断的工作能源，如果躺在原有的知识上啃老本，不注重知识更新，总有一天，知识会枯竭，这样的人终将被时代淘汰，更谈不上事业的成功。因此，我们要权拉“终生学习”的理念，让知识帮助我们更新思维，便我们在通向成功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生活就是终身学习
要使我们的思想适应新情况，就要学习，一旦学习停滞了，适应就停滞了。适应新时期的生存方式，就是不断学习甚至终身学习。只有做到终身学习的人，才能不断获得新信息、新机遇，才能不断获得高能力、高素质，才能够不停顿地走向成功。
传统的学习观是不适应现代社会变化的，所以有人说要进行学习的革命，其实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适应21世纪的新学习观。
在国外有家电视台曾举行了这样一种民意测试，“你是愿意在过去生活100年呢，还是在未来生活100年？”令人十分惊讶的是，居然有2／3的观众选择了过去！而这个电视栏目是以20岁左右的青年观众为主的时尚节目！
这说明了一个十分深刻的问题，即面对信息及竞争的日趋激烈和瞬息万变，每个人都有一种内心深处的危机感。
要使我们的思想适应新情况，就要学习，一旦学习停滞了，适应就停滞了。适应新时期的生存方式，就是不断学习甚至终身学习。只有做到终身学习的人，才能不断获得新信息、新机遇，才能不断获得高能力、高素质，才能够不停顿地走向成功。
在谈终身学习之前，先谈另一个话题——终身教育。终身教育突破了传统教育的定义，动摇了传统教育大厦赖以存在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对教育事业带来了革命的影响，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而终身学习就是每一个人的一生一世的持续不断的学习。它始于生命之初，终于生命之末，从摇篮到坟墓，持续不断。我们认为现代社会学习正成为各国迎接新世纪新挑战的高能武器，受到全世界的高度重视。
1989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北京召开了“面向21世纪教育研讨会”。当时各国人士就已认识到，由于技术的进步，从未受过教育的人也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学习者，因此会议的主题是“发展一种面向21世纪的新学习观”。
学习的重要性在20世纪90年代更是得到了升华，1994年6月在日本成功召开了第三届经济技术合作与开发组织（OECD）大会，会议提出了一个更加发人深思的主题——终身学习，面向未来的战略。
1994年11月，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了“首届世界终身学习会议”，提出“终身学习是21世纪的生存概念”，强调如果没有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就难以在21世纪生存。
活到老就学到老，理所当然地成为新世纪的学习方式。我们的人生，应当是学习化的人生，不断地在实际生活中学习，终身做到事事在学习，时时在学习，处处在学习。
学习，不仅是个人在新世纪的最佳生存方式，也是国家、企业、家庭的最佳生存方式。
在学习化的家庭里，学习会成为家庭的生活方式和生命的主旋律，每一个家庭成员都有一种共识，活到老就要学到老。从选择社区、营造家居与房间的设置等各方面都要学习化。
在古代，孟母把有利于子女学习作为选择居所的主要准则；在近代，宋氏三姐妹之父宋耀如，大力开发家庭的学习和教育功能，立志把子女培养成林肯、华盛顿式的伟大人物。
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不仅仅是亲子关系，还应是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家长，同时应当是教师，向孩子提供学习的最好范式和榜样。前苏联的霍姆林斯基说：“在一个家庭里，只有父亲自己能教育自己时，在那时才能产生孩子的自我教育。”因此，只有父母能够主动学习、热爱学习时，在那时才能产生孩子的主动学习、热爱学习。家长，同时又是孩子的同学，要共同学习，要相互学习，要学会向孩子学习，学习孩子的童真、好奇，对周围一切敏感，与时代同步等有益品质。
学习化家庭还要形成一个共同学习、共同成长的两代人共学共长的新型关系。
在美国政府职位最高的华裔赵小兰的成功，从某种意义上可归因于她的家庭。赵小兰的家庭就是一个学习化家庭。这个家庭有6个女儿，4个从名校研究所毕业。布什总统对赵小兰的家庭赞美有加，对他太太说要向赵小兰的母亲学学怎么管孩子。在这样的家中，家长不是充当学监的角色，而是学习的参与者。赵小兰家，晚上极少开电视，父母以身作则，不过分地花时间在电视中，母亲跟着孩子一起读书，父亲处理未完的公务。母亲虽然年过半百，却与二三十位青年朋友一块学习和讨论，攻取硕士学位。孩子回家后，由姐姐带头，自动读书，而且分担家里的琐事也成为一种学习和训练。
学习化家庭，使学习融入家庭的方方面面，使学习成为整个家庭生活的主导，使家庭的全部成员都共同学习，共同成长。这样的家庭肯定会给其成员带来巨大的动力，因此会长兴不衰而完美。
而学习化企业是使学习成为企业的根本的生存方式，成为提高企业竞争能力的最合适的选择，由此企业必须在选人、用人、育人三方面进行严格要求，在选人方面，要看重员工的学习素质，特别是看重具有终身学习化精神、终身学习化能力的人。挑选这样的人才建立学习化企业就容易多了。能够终身学习而不厌的人，往往后劲十足，最能够培养成为可负重任的人才。
企业家鲁冠球说：“我曾用心培养过许多人，在相同的条件和环境下，有的人很快就派上用场，而有的人则迟迟派不上用场。我常常在想这是为什么？通过多方向的观察，我发现他们最大的差异是对业余时间的利用不同。”
有的人把业余时间用来进行学习、钻研，有的则认为业余时间就是要好好地享受现代生活，玩卡拉OK、保龄、桑拿、打牌赌博。仅仅是“对业余时间的利用不同”，就造成极大的差异，由此可见，在选才时应该选适合终身学习的人。
日本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是创办学习化企业的先驱，他向员下问道：“如果别人问你，松下电器是一个制造什么的公司，你怎样回答？”被问的人理所当然地答道：“我会回答说：‘松下电器公司是制造电器用品的。”一‘像你这样回答是不行的！你们这些人的脑袋里到底装着什么？”大家一头雾水，而松下却说：“如果别人问，你们松下电器是制造什么的公司，应当回答公司造人，也造机器。”在企业中能够像松下电器一样，既造机器，又造人的企业理念，确实很少，但这也正是松下电器百年不衰的原因。
在美国，除了学校外，企业培训大学也是美国重要的培训和教育机构，1993年，美国的企业培训大学只有30家，1996年激增到1000家。学习化企业的育人，不仅是为员工提供更好的学习、培训的机会和条件，同时还要提供一个团队学习的环境和文化，设立许多有助学习的反馈和评估制度。
只有每个员工都能积极地参与学习，不断地成长和提高，方能和企业共生共死，方能始终走在同行的前列。
一个国家，提高综合国力的根本之道，便是全民学习。在现代社会里，学习化国家将占主导地位，其他国家只能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要成为“头脑国家”，就要大力开发国民的智慧和能力，要创造一个全民族、全社会学习化的环境，从制度、机制、政策和文化、宣传等方面人手，使全体国民能够自动地学习。特别要从教育、人事、分配3个方面进行改革，以适应学习化国家的要求。要建立全民自动学习的动力机制，它可以使人自动地向着某个方面去学习。只要建立了全民自动学习机制和创造了全民终身学习的条件，就会使全体国民人人不断学习，不断提高能力，成为最有竞争力的国民。具有这种素质的国民之国，一定是万国之首。
可见，学习不仅对个人、家庭而且对企业和国家，都是生存本领的重大评判。学习就像一艘船，带领我们驶向无限广阔的美丽的海洋。
学习才明白以苦与乐
如果用强制、严格的办法来使学生苦学，还不如“改为引导兴趣为主”。引导兴趣为主，就是乐学为主。一旦乐学，就会进入“好学——勤学——终身学”的境界，从而获得学业大成。
恐怕任何一个人都曾经被下面两句话折磨得耳朵长茧，即“十载寒窗苦”、“学海无涯苦作舟”。这使许多人误认为教育是一种强迫行为，学习是折磨人的事。它使学生将学习当成负担，当成是受罪。很多人把快乐与学习完全对立起来，在他们心目中，学习不能快乐，快乐不能学习。
不久前，有报社记者曾问一个班的中学生：“未来社会将进入一个终身学习的年代。你们认为怎样呢？”结果，仅有个别的学生露出“欣欣然”的表情，而多数的学生纷纷抱怨说：“完了，那我们不是永无出头之日了。”回答令人寒心，它不折不扣地反映了一点：学生们都是在一种“苦学”的状态下学习，在他们心中现在的“受苦”是为了将来的“解脱”现在的“学习”是为了将来的“不学习”！学生普遍讨厌学习，一心巴望着“解放”！我们悲哀地看到希望工程全力救助那些失学儿童，而很多有学上的儿童却如此厌学。
把学习视为一种苦差事，自然就会陷入“苦学——厌学——懒学——逃学”的境地，这怎么能指望人们做到终身学习？
但如果能够变苦学为乐学，从学习中体会到乐趣，结果就大不同了，柏拉图早就说过这样的话：如果用强制、严格的办法来使学生苦学，还不如“改为引导兴趣为主”。引导兴趣为主，就是乐学为主。一旦乐学，就会进入“好学——勤学——终身学”的境界，从而获得学业大成，这样才有可能达到“活到老，学到老”的境界，知识结构才永远不会过时。
“乐作舟”比之“苦作舟”，能量来源大不相同。
“乐作舟”乐在其中，“苦作舟”则苦在其中。“乐作舟”远胜于“苦作舟”，怎样才能“乐作舟”呢？只有“巧作舟”才能“乐作舟”。
研究表明乐趣往往有以下几种来源：
（1）曾经获得成功或成功体验的事物或活动，最易产生乐趣；
（2）在未经历过的事物或活动中，有成功希望或自认为有成功希望的事物或活动，很易产生乐趣；
（3）在活动中能看到自己的成绩和进步，就会产生乐趣；
（4）能带来愉快感的事情，比如竞赛、游戏等可以产生乐趣；
（5）新奇、新异的事物，能够引发好奇心，产生乐趣。
综合上述这些来源，我们可以发现产生乐趣的首要来源是成功的体验。有了成功的体验，就容易有乐趣。这种成功体验，与外界的评价密不可分。
日本著名儿童小提琴教育家铃木镇一发现日本教育出了一个大问题：小时，孩子们的眼睛是亮晶晶的，可上学后，就慢慢地变得黯淡无光。他说，日本的教育已经把学习由人世间最大的欢乐异化成了人世间最大的痛苦（日本的教育如此，中国的教育何尝不是如此）。铃木深入研究发现：在父母教育孩子学说话、学走路的那个阶段，孩子进步最快，父母的心态最好，家中总是充满了欢乐。因为那时候父母总是用最得意、最欣赏的日光，关注着孩子从零开始的每一点进步。也就是这种欣赏、夸奖、鼓励，使每个孩子在毫不费力的情况下掌握了口语这种很难的语言形式。铃木由此得到启示，他想：这能不能用于孩子的小提琴教育？能不能把它用于孩子成长的其他阶段？铃木一经实验，便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为日本培养出了一大批堪与童年莫扎特相媲美的小提琴手。
侯宝林老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相声艺术大师。全国亿万听众，不论是白发老人，还是烂漫孩童；不论是学者、教授、科学家，还是普普通通的山区农民，都爱听他的相声。他的知识广博，对语言、戏剧和各地曲艺都有很深的研究，并能把它自然熟练地运用到相声艺术中。他曾当着荀慧生、程砚秋的面，说唱两派不同的唱腔，而使荀、程二人心悦诚服。他的相声表演，幽默、风趣、生动，常使听众笑得前俯后仰，但笑过之后，细细品味，却又晓人以哲理，给人以启迪。
侯宝林仅念过3个月书，从未上过大学，但却被北京大学、辽宁大学、华东工学院语言所聘请为语言教授。老先生雄厚扎实的知识功底完全靠他自己的勤奋得来，人们曾经问他：当年你那样勤奋地学习艺术，动力是什么？侯宝林只回答了一个字：“饿。”他说：“要活下去，我就得学会它，我如饥似渴地学说相声，所以我变得聪明起来。”
语言大师的回答是实实在在的。他的童年、少年和早期的学艺生涯，的确是在饥饿中和苦难中度过的。他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也不知家里姓什么，更不知自己是哪里人。他只记得在4岁多的时候，火车把他送到北京一个姓侯的人家。义父是个厨师，经常失业，靠给唱戏的当伙计的舅舅接济，勉强维持生活。他捡过煤核，卖过冰棍儿，卖过报，为殡葬队伍打过“雪柳”，拉过水车，也要过饭。爷儿俩生活极为艰辛。
侯宝林11岁时，义父把他送到天桥颜家学戏，当时家里给颜泽甫老师立了个字据，写道：“投河溺井，死亡逃走，与师傅无干；如中途不学，要赔偿损失（饭钱）。”这实际等于一张卖身契。因为那时学戏叫“打戏”，若经不起“打”，就可能寻死。
在那个年代，学徒首先是佣人，然后是学生，天麻麻亮就得起床，点火生炉，烧开水，扫院子，倒垃圾，然后练嗓子。从天桥直奔天坛，念“引子”和大段独自，边走边喊。再停下来，练习拉“起霸”、“山膀”等京剧动作。等服侍老师洗漱完毕，老师一边喝着茶，一边给学生吊嗓子，每天的挨打也就开始了，颜老师是个善良的人，但他毫无例外地继承了教戏都打的“传统”。他的“理论”是“不打不成材”。不管你聪明不聪明，用功不用功，唱得对不对，总要打。所以侯宝林几乎天天都挨打。年幼的侯宝林思想上没有抵触，没有怕，他认为学戏挨打是天经地义。如果怕挨打，跑回家去，还是没有饭吃，而且根据字据上的规定，还得包赔老师的饭钱，他只能默默地忍受着。他学得很刻苦，进步很快，仅学了3个月就演出了。每天吃过午饭，他就随师傅到场子去卖艺。师兄患有软骨病，又是个大罗锅，凡出门就得侯宝林背着，可当时侯宝林也才11岁。他们从午饭后一直唱到天黑。吃过晚饭，他再背着师兄走街串巷去卖唱，一直唱到午夜才回家。1年365天，基本上天天如此。
街头艺人给自己卖唱的场子取了个名叫“平地茶园”。这是一个辛酸的自嘲。后来有人把它改成一副对联：
平地茶园，雨来就散。
刮风减半，下雪全完。
老师们的生活都没有保障，学徒就更艰难了。主要的威胁就是饿。每天中午从12点就上场去唱，要唱到午夜，中间只能吃上一碗炒饼，经常饥肠辘辘，饿得发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