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钱俊瑞《略论抗战中几个农村经济问题》《中国农村》(1940年9月1日)第六卷第十期
以农业经营而言，中国原来农场的面积是以细小出名的。在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之下，土地尽管集中，可是，它不但没有产生大规模的农业经营，反而零细地把他们的田地割成许多小块去租给贫苦的小农。中国的农场面积，早就是鸡零狗碎的了。
摘自许涤新《新民主主义经济论》(1938年6月)南海出版社1948年版第31页
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及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中，封建和半封建的生产关系，在农村中占着很大的优势。这就是说，占人口极端少数的地主和富农，占了绝大部分的耕地和其他的生产手段与生活资料，反之，占人口极端多数的雇农、贫农和中农，却占了很少很少的耕地，而其中，雇农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的，贫农则只有很少的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其他生产手段和生活资料，亦是完全没有或缺乏不足的，中国的情形最可作为代表。
摘自许涤新《新民主主义经济论》(1938年6月)南海出版社1948年版第23页
中国农业经营规模之日趋狭小，决没有像美国南部旧式大经营分散为小经营那种进步的意味，在这里恰恰相反，它是表示资本制农业生产的碰壁。自然，这种“碰壁”的原因不是什么小农经营的优越，而是外资压迫，和国外农产竞争的作祟。
摘自陶直夫《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与农业改造问题》(1935年8月18日)《中国农村》第一卷第十期
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然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
摘自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0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出版第624页
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农业始终未脱离糊口农业的阶段。所谓糊口农业系指农业之经营以家族劳力为基础，利用其现有生产手段，直接或间接以维持其家庭生活的一种农业。它在本质上与欧美之以资本家经营，以营利为目的，纯粹利用雇佣劳力者完全不同。此种形态农业之形成，是由于农业资本的累积不厚，农业的经营完全寄托在劳力集约之上。其主要特征，是经营面积狭小，每一单位的劳动成本大于任何其他成本。换言之，农村人力的过剩是糊口农业造成的主要原因。
摘自余长河《农村工业化中之劳动问题》(1944年)《中国农民月刊》第四卷中国农民经济研究会编印1944年版第42页
小农经营之不能团结与组织尚有社会的原因。在大农场内各个农人在技术上纵不能如工业之团结组织，而多种农业劳动者，聚居一处，在社会关系上，自有同感。其对于雇主及其彼此之间关系相同，亦有团结组织之可能，但在小农经济下，则农民分布无数乡村。每村少则数家，多则百十家。村与村间之距离，少则三四里，多则数十百里。荒瘠各区，分布尤散。盖聚居密则地力不足养，故不得不散。且农人屋庐不能距农场过远。过远则出入往返不便，耗时太多，经营太不经济。故农人之居处，必依田场而分布。
摘自谷春帆《旧文化与新工业》(1945年1月)商务印书馆印行1945年版第81—82页
我国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土地制度不仅表现在把农业限制于分散的、个体的经营方式，也表现在其地租剥削的程度是非常苛重的。地主阶级就依靠着这种苛重的剥削过着豪富奢侈的寄生生活，农民则由于这种苛重的剥削，而过着穷困潦倒饥寒交迫的生活，常常弄得家破人亡。
摘自李朴《中国土地问题浅说》(1948年3月)光华书店1948年11月出版第15页
中国的农村经济虽然和外围世界的一般社会经济关系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虽然超脱不了一般的社会经济法则，然而在另一方面所显示出来的情形是它含有它自己的特点，这特点乃是为它的历史过程和错综的物质条件社会关系所决定的。例如倘使应用资本主义的地租法则来解说中国农村的地租形式显然是不通的……在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除了要顾及一般的资本主义危机和农业危机对于中国的农业经济的影响而外，还要同时估计到中国农村社会的封建原素和与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
摘自李鼎声《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方法论》(1936年5月)《中国农村经济论》上海黎明书局发行1936年5月版第159页
不过中国农业乃是整个中国经济的一个部门，因而要说中国农业的特殊性，就要从中国经济的特殊性上来认识它的意义。一般论中国经济的人，大概都不会忽视它那“半殖民地”的或“半封建”的性质。农业上之特殊性，也就不外是整个中国经济之“半殖民地”的或“半封建”的性质的部分的具体表现。详细说来，中国农业具有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特殊性，这也规定了中国农业上所发生的一般问题的动态和实质。因之，中国农业经济必然显示出下列的形态，即一方横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榨取，和对于帝国主义经济的隶属依存，形成世界帝国主义原料生产的园田。同时，却又正因其成为帝国主义的隶属，成为帝国主义的商品和资本市场，并提供原料的地域，而必须要配合着保持其落后的封建的关系。因此，中国的农业，就是在帝国主义摧残与封建势力剥削的双重压迫下，苦苦地挣扎着。所有中国农业的问题，从这里都可以得到基本的解决。
摘自王渔邮《中国农业问题》(1936年8月)《中国经济问题讲话》新知识出版社出版1938年版第78—79页
自从帝国主义的商品重炮粉碎了“中国的长城”，切断了小规模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互相密结的坚强纽带，我国数千年来自足自给的自然经济已被破坏，广大的农村已成为帝国主义者推销制品和获得原料的半殖民地市场。
这一经济发展包括着下列几项重要的内容：(一)随着农村手工业的破产，及工业和农业的分离，内地的商品市场已有高度地发展；(二)随着海外和国内通都大邑的需要的增加，若干农产品——如丝、茶、棉花、烟叶、桐油、米、麦等已经高度地商品化；(三)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对国外的贸易和内地通商口岸的贸易之经常入超，及机制品对农产品的剪刀形发展的价格剥削关系之经常存在，内地的资金已极度枯竭，农民已普遍贫穷化，农村生产力亦已极度低减；并由于内地资金的枯竭，农民的贫穷化和农村生产力的低减，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对于农村生产者的超经济的剥削亦已更加残酷，而使农村经济永无发展之可能。
这三项重要的内容中，(一)(二)两项说明了我国农村经济的半殖民地性的对外依存关系，(三)项说明了由这半殖民地性的对外依存关系而发生的农村凋敝的恶果。
摘自吴半农《持久战中的农村经济》(1936年12月1日)《中国农村》第五卷第三期
中国经济从十九世纪起就在列强资本的影响之下了，到了帝国主义时代，中国农村已形成了畸形状态：农村手工业在输入商品的压力下首先被摧毁了。但在手工业的废墟上却没有大规模地生长出工厂工业来，农产品倒灌进农业国来了，部分的农产品为输出而生产了，伦敦纽约的农产价格，由无线电收音机当天就影响到最偏僻农村的原料作物的价格了；列强变为世界上的都市，经济落后的国家变为世界上的农村；这一切都老早给我们一种深刻的印象。从此，就不能离开世界经济来研究中国农村经济，更不能离开列强资本对中国的关系来研究中国农村经济。
摘自陈洪进《中国农村经济研究需要新的开展》(1942年2月2日)《中国农村》第八卷第二期
辛亥革命以来的三十五年……世界经济变化之大，实超过以往任何一个世纪。……
可是尽管这样，以农业经济为主要骨干的性质，直到今天还是没有根本改观，但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农业经济就可以不受外来经济的影响而自由自在地发展。事实恰恰相反，三十五年来的发展，证明了中国的农业经济也早已失去自给自足的地位，而与世界经济连成一片。中国农村不但依赖国内市场以生存，中国农村甚至不能与世界市场相隔绝。但由于中国农村的贫乏，农民购买力的薄弱，农业生产的低落，无论从那一方面看，中国的市场表面虽大而实际甚小。特别是号称“以农立国”的中国，自民国十年以来，竟有大批的农产即如棉花、小麦、食米、面粉、自国外滚滚运来。这种使人心惊胆寒的逆势，抗战胜利以来不但没有改观，反而变本加厉，愈使人伤心。例如本年一月至九月九个月自国外输入的商品，占第一位的，竟为棉花，占第五位的，就是烟草。棉花的总值竟达二千八百四十五亿以上。这样看来，不要说“工业化”了，甚至“以农立国”的地位，也将站不住了。
摘自张锡昌、孙晓村《民元来我国之农村经济》(1948年)《民国经济史》银行学会编印第357页
（第二节）农业中的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经营
到近代中国原来的商业资本复与国际资本相结合，于是中国农人所受的剥削由双重的变到三重了：原来只受地主、商人双重的剥削，近代则受地主、商人、国际资本主义者三重的剥削！
摘自周谷城《商业资本与农村的崩溃》(1933年6月)《中国近代经济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6页
农民一身兼三职：第一是土地的所有者，第二是使用土地的“资本家”，第三是靠自己劳动力生活的“工钱劳动者”。农民收入的性质，本质上虽非资本主义性的，可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支配之下，农民的生产物价值，涂上了资本主义的色彩。
摘自沈志远《新经济学大纲》(1934年3月)北平经济学社出版1936年版第497—498页
在商品化的农业中，中国农民固不得不把其农产出售，而又以小农经营的一般贫乏，以及国内市场的分裂，于此农民在产地市场的贸易关系中，遂不得不受尽种种的剥削。因之对于中国农产物原始市场关系的分析，成为了解商业资本对于农民经济剥削的最好方法。
摘自冯和法《中国农产物的原始市场》(1934年12月)《中国农村经济资料》上海黎明书局发行1935年版第911页
在完全自足自给的地方经济时代，农产物产量的增加与农民生活的改进，直接地依赖于对自然的克服——即生产技术的改良，土地的充分利用。但在地方经济破坏，农业商品化以后，情形就有很大的不同，农民生活须由市场关系来决定；不但需要农产收获的增加，而且要求有利的市场。有了农产品，而没有市场(即没有顾客的购买)，则这种农产即无异废物。所以，自从农业商品化，交换制度发达以后，农业生产性质的决定即已不在于对自然的依赖，转而在于对市场的斗争。市场关系的变动，可以支配农民耕种的方式，农产的数量与性质，甚至全部的农业生产。
摘自冯和法《中国农产物的原始市场》(1934年12月)《中国农村》第一卷第三期
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在中国农村里面已有相当的存在，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事实；而能代表着这种先进的经济形态的，主要的就是那些富农。……中国这种富农经营因为受了半殖民地条件的钳制，只能作迂回的发展；它们甚至利用着种种资本主义以前的形式，来谋自身经济地位的巩固。特别在目下资本主义的世界恐慌期内，这种脆弱的资本主义成份，更难有顺畅发展的希望，它们之中，一部份已被恐慌的巨流席卷而去，另一部份则在努力找求旧的剥削手段，苟延残喘。所有这些丰富的具体的内容，我们认识得还很有限。而这种了解，对于中国土地问题的性质实在具有决定的意义。
摘自钱俊瑞《评陈翰笙先生著〈现今中国的土地问题〉》《中国农村》第一卷第五期1935年2月1日
有的人们把中国农村的破产视为产业革命过程中应有的产物，与十八世纪西欧农村破产的过程相仿佛，这我们是不以为然的。我们知道，当西欧资本主义抬头时，产业革命固然摧毁了封建制度下农村中间的生产平衡，中小地主的没落与广大农民群众的破产固然使农村中充满着悲惨的气象，但因都市工业的发展开始吸收了这批离开土地而流浪于街头巷口的农民；同时，又因都市资本主义向着农村中的伸张，使落后的农业也跑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于是农村又开始其新的发展。农业劳动者是在农业资本家雇佣之下，改良土壤，使用新式劳动工具，来进行其农业生产的。所以在剥削关系上，固然是农民的剩余价值被农业资本家所剥削；然在劳动生产力上，它却比封建经济时代进入更高的一个阶段。但中国所走过的道路却与此不同，旧的农业是受资本主义的洗礼而破产了；但新的生产力并没有在农村建立起来。都市的民族工业又因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交互的压制下而得不到迅速的发展，成千成万被迫离开土地的农民，若要不在饥饿线上奄奄待毙，就只有流为盗匪，或出外从军，形成国内军阀混战的血肉工具，这又转而促进农村的破产化；农村愈破产则流为兵匪的越增多，兵匪愈增多则农村愈加速其崩溃。这种交互影响，因果循环的链锁如果不被打破，则非但中国社会根本没有出路，有数千万年光荣历史中华民族也终会有“时日昌丧，与汝皆亡”的一天。
摘自千家驹《〈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发刊辞》(1936年)中华书局印行1936年版第2页
我们承认在中国农业经济结构中，包含有各种的资产阶级形式，例如富农对于工钱劳动者——雇农的剥削关系……大规模的佃庄组织等等都表明资产阶级的交换形式与剥削形式正在与农业的经济结构联结得不可分离，而与一切封建形式并存着、对抗着；此种情形特别是在满洲诸省中最为显著。这就形成了目前中国农业经济的复杂性与其特有的形态，但如果从封建成分与资本主义成分的比重来观察，我们显然看见前者在中国农业经济中仍然占着优势。
摘自李鼎声《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方法论》(1936年5月)《中国农村经济论》上海黎明书局发行1936年版第156页
高利贷资本与商业资本的发展，固然已使土地的所有关系带着资产阶级财产的意味——这由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的事实表现出来——然而并不会引起农业生产方法之资本主义的变革，它只是使中国的农业经济结构更加复杂化，不但没有软弱封建的剥削之意义，而且和封建势力互相勾结着，有时甚至合而为一。
摘自李鼎声《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方法论》(1936年5月)《中国农村经济论》上海黎明书局发行1936年5月版第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