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虽然就具有圆融随和的性格，但也与一般男孩子一样，喜欢伸张正义，打抱不平。有一天，在一本书里看到一句话“结缘总比结怨好”，深深打动我顽强的心扉，回忆过去经常因为我执着、好斗而结下许多怨尤，想想实在没有必要。从此以后，我将“结缘总比结怨好”奉为圭臬，果然为我一生带来许多方便。
“物以类聚”是众生的习性之一，在我初出家的僧团里，也难免有此情况，有些人以地域结合，有些人以师承聚集，有些人以性格交友，有些人以兴趣相知。如果觉醒能力欠缺，往往陷入党同伐异而不自知。我向来喜欢融和无争，所以保持中立态度，从未加入任何一方，或许正因为如此，也为自己引来一些困扰。
记得当时的同窗还度法师与我素无渊源，但大概是法系不一，他总喜欢找我麻烦。那时我年纪还小，遭到学长的欺负，心中不免感到委屈，但想到“结缘总比结怨好”，便按捺心中的不平，以低姿态的方式和他相处，因此平息了许多纷扰。数年后，我们虽然各分西东，但友谊仍然持续维系得十分长久。
栖霞律学院结束后，我进入焦山佛学院就读。由于这是一所闻名全国的佛教高等学府，来自各地佛学院的精英均集中于此，但也因为这样，大家意见不一，时有龃龉。当时有一位来自竹林佛学院的大培法师，对我存有误会，经常冷语相讥，暗中丑化。我明知如此，仍在他需要的时候，给予协助。后来我到南京华藏寺担任监寺时，他也远道来归，齐为振兴佛教而共同努力。可见“结缘”能化解嫌隙，“总比结怨好”。
一九五一年，我应聘至新竹青草湖的台湾佛教讲习会负责教务，某法师意欲将我排挤于外，宁可将讲习会迁至台北，可是部分学生不愿同往，想和我一起留在原地，我还是鼓励他们到台北去发展。后来几十年来，大家仍旧十分友好。因此，我更肯定“结缘实在比结怨好”。
四十年前，初到宜兰弘法时，林松年居士刚从耶教转信佛教。他护持佛法不落人后，而且做事能干，头脑聪明，唯性格刚烈，所以得罪不少信徒。信徒纷来向我投诉，甚至由于他护教太过热心，偶尔一些言辞对佛教造成伤害，也使我迭遭怨言。他对我虽礼敬三分，但究竟习气难改，有时说起话来，仍是一副咄咄逼人的模样。尽管如此，想到人“要结缘，不要结怨”，所以我对他更加友好。后来成立“宜兰念佛会”时，还选派他担任总干事。一向处处挑剔的他，在工作上竞能十分配合，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其实，这就是“结缘，不结怨”的结果啊！
一九五五年，我协助完成高雄佛教堂的建设，原先那一带的信徒像宋仁心、陈明等人，最初是由于接触附佛外道普明灯居士的因缘而信仰佛教，对于佛法真理了解浅薄，只知倡导自性三宝，不知礼敬常住三宝，尤其每次一到我说法的时候，他们总是群集在讲堂外面，或奏乐扰乱、或聚众座谈，一副倨慢傲然，不肯合作的样子，我照样在台上讲经说法，平常也依旧礼遇他们。久而久之，这批人终于被我感化，不仅对我竭诚拥护，而且重新皈依三宝座下，成为正信佛子。类似的经历使我深深感到：平日待人处事如果不将别人的短处视为缺失，而抱持“结缘，不结怨”的态度，容他、耐他、化他、度他，待时机成熟时，一定可以获得对方的尊重。
我生性不喜欢因为一点小事和别人成为冤家，甚至在经济拮据时，对于财务处理，也是宁愿自己吃亏，尽量避免纷争。像宜兰雷音寺大门前的一栋民房，时价三万元，屋主提出以十万元作为让售代价，一个礼拜以后，待我们筹好款项时，他却索价二十万元，再隔几个月，他又提高到四十万元……价码持续提升，徒众得知，无不愤怒切齿，但我最后还是满其所愿，多年后以四千万元成交。目前我们将寺内土地整体规划，加建十八层大楼以为佛光大学的城区分部，预见日后将发挥文教功能，带动当地文化建设，虽说多花了点钱，佛祖还是获得最后的胜利，因此“结缘总比结怨要好”。
佛光山三十年前是一片荒凉的麻竹林，一亩土地一万元不到，但是现在一亿元都买不到一亩，其中简直有天壤之别。尽管如此，三十年来，我们本着友好“结缘”的诚意，在经济万分困难下，一块一块地买下了五十亩土地，以此为基础，慢慢发展出世界五大洲的佛教事业，裨益众多的生灵。如果我们当初眼光短浅，和乡民僵持不下，不但徒然“结怨”，更无法与全球信众“广结善缘”，岂不因小失大？
数十年来，台湾小型书报杂志社及其他各界人士以种种名目前来募款时，我固然多少都给予一点补助；对于大陆的寺院道场，无论是化缘建设经费，或是募取奖助学金，无论是需求慈善基金，或是索赠汽车、电视，我也都随份、随力地帮忙。虽然经常阮囊羞涩，不胜应付，但想到能够借此机会与大众“结缘”，还是心存感谢，因为“结缘总比结怨好”。
多年来，我自以为很慈悲行善，但有一天当弟子将建寺功德名录拿给我看时，见其他寺院同道如菩妙、开证、印海、浩霖、灵根等法师动辄捐献数十万、上百万，才感到别人“结缘”的心胸比自己更为可贵，惭愧之余，惟有勉励自己更加尽力广结善缘。
一九八八年，美国西来寺落成时，召开第十六届世界佛教徒友谊会议，洛杉矶华人的耶稣教会天天在寺外举牌游行，抗议呐喊，引起当地居民反感，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本着宗教的慈悲，请信徒端热茶给他们解渴驱寒。一位从公家机关退休的美籍老太太自建寺伊始，便每日以望远镜观测西来寺，写给县政府的密告黑函达数百封之多，我们不断尝试与其沟通，起初她相应不理，有感于我们的诚意，去年她终于出面和我们协谈。每届春节期间，西来寺均举办敦亲睦邻餐会，恳请附近居民同来联谊，那些向来持反对意见的人也都应邀在列。或许由于我们“结缘”的诚意，成立九年以来，西来寺不但未被恶势力击倒，反而目睹越来越多的耶教朋友、各国人士前来参访。这不正是“结缘总比结怨好”的明证吗？
“感谢主，他的大能给我们在这里施予博爱，给予需要的人。”当一些不知情的信徒参观“仁爱之家”，看到院门的牌匾上写着这样的文字时，不免惊怪：“师父！怎么会这样呢？‘仁爱之家’不是佛光山办的吗？”其实“仁爱之家”原名“兰阳救济院”，乃基督徒董鸿烈先生于一九六三年创立，但两年后因财务困难，由当时的宜兰县县长林才添先生从中斡旋，交由我来管理。当初接办时，许多信徒建议拆除这块牌匾，但我不仅断然拒绝，而且向大家宣布：“耶稣教肯将救济院交给我们接管，我们怎么可以如此回报？我们不但应该善理院务，更要好好保护这块牌匾，因为历史的轨迹是不容更改的。”后来依融、绍觉从佛学院毕业之后，自动发心前来服务，在院内增设佛堂，虽然如此，我们对于各种信仰的无依老人均一视同仁、收容照顾，让崇尚耶稣基督的，向耶稣基督祷告；让皈依佛陀座下的，向我佛如来礼拜。三十余年来，院中的老人们相处融洽，安然无事，是我心中最大的欣慰。
无独有偶，伦敦佛光寺的建筑本来也是一所天主教神学院，创办人Authur Micheal Ramsey大主教在大门口所立的碑铭至今依旧保持原状。一九九二年，伦敦佛光寺举行开光典礼时，邻居教堂的贺特神父（Rev．Hunt of Vicar AllSainti"s Church）特来道贺。四年后，我每次走访英国伦敦弘法，都邀请该修道会的上级主教参加我们的集会，彼此之间水乳交融。去年（一九九六年）八月，在该寺举行的“和平对话”，以“宗教与社会的融和”为主题，当地各教派均派人前来共襄盛举，大家踊跃发言，气氛热络，我感到十分高兴，因为这表示在当地弘法的徒众也能依照佛光山的宗风行事，“与人结缘，不与人结怨”。
早期自愿到佛光山工作的人很多，我一向来者不拒，但部分的人因为不能与别人相应，造成一些纠纷，使得事务难以进行，让主管不得不将之遣离。我每次听说此事，即自愿亲自出面和对方沟通，由于我好言安慰，真心劝告，最后这些人都是欢喜而去，甚至一些已经积为怨怼的事情，结果也都化解为善缘。他们离开以后，不但与佛光山保持联系，而且还经常回来担任义工。可见“结缘”能化怨怼为助缘，是人生最美好的经验。
多年前，洛杉矶一位作家每次在报章杂志上发表作品，只要提及佛教或西来寺，总是挖苦几句，不少信徒向我反映，表示愤怒。我闻言不语。一天，我邀当地作家协会至西来寺“素斋谈禅”，他也应邀在座，我一句责怪的话都没有，脸上也没有愠色，有的只是赞叹与尊重，从此以后，他的大作里再也没有出现批评佛门的言辞。
中部某报社记者也是经常恶意伤害佛教，当我知道以后，通过别人，邀约他来山一游，让他了解佛教对社会的贡献，不久，他的文章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可见人与人之间的“结怨”，都是误会所引起，如果能够多一点沟通交流，或者有一方肯主动“结缘”，没有什么解不开的冤业。
像《台湾时报》因为经常以不实的新闻歪曲佛光山，终于激怒了信徒，于一九九六年二月间，发起包围报厂，静坐抗议行动。我得悉此事，立即电请前监察院院长陈履安先生由台北南下，以佛光山信徒代表身份前往化解，《台湾时报》立即表达歉意，如今偶尔也刊登有关佛光山正面的报导。所以，主动“结缘”并不表示自己矮了半截，相反地，它比“结怨”更能将事情圆满解决。
多少年来，拙作《释迦牟尼佛传》与〈玉琳国师》一再被改编成剧本，搬上舞台、电台、电视及电影银幕，但都因为剧情被改得不如法，而使我频遭责难，也曾三番两次想向演艺公司抗议，但自忖一旦如此，以后谁还有心做佛教的节目呢？况且既然已经“结缘”在先，又何必“结怨”于后？种种考虑之后，我打消前念，如今，勾峰先生编导的连续剧《再世情缘》，改编自《玉琳国师》，不但佳评如潮，而且其中因果观念的传播更有助于人心的净化。后来许多导演、编剧纷纷来问我有关开拍佛教影片的事情，我常想：当初如果据理抗议，让佛教与演艺界“结怨”，恐怕今天又是另外一番情景了。
许多人见我人缘很好，都说我是上一辈子修来的。其实，我曾经遇过不少公务人员在办事的时候，不肯给人方便，总以磨人为乐，损人为快，尽管如此，当他们需要佛门的协助时，我仍给予帮忙，从此结下好缘，无形中也让他们对于佛教“以结缘、服务代替官僚、结怨”的理念有了更深一层的认知。
与大陆阔别四十年期间，一些投机的乡人趁机欺负我俗家的亲眷。一九八九年，我率团返乡弘法探亲之际，对于家乡附近社区的每一户人家，都以一个红包、一份礼品与他们“结缘”。尤其曾经极力伤害过我家人的一些邻居亲友，我更加厚待，赠予电视机、录像机、电冰箱、收音机等电器化制品。兄弟们都怪我怨亲不分，但我觉得：“冤家宜解不宜结”，“冤冤相报何时了”，对于心性浇薄的众生，给予他们多一点因缘，让他们未来也有得度的机会，非但自他受益，整个社会也将蒙利，不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吗？
我在世界云游弘法，发现各地的侨团甚多，有的以同乡组合，有的以宗亲结社，有的以职业类聚，有的以性别集会，但彼此之间大多貌合神离，多少年来互不往来，甚至党同伐异，视如水火；但是自从他们参加佛光会以后，都能在同一个信仰之下赓续友谊，引起许多人的好奇，纷来问我是何原因。其实，这不是我个人有什么魅力，而是因为佛光会本身实践佛教“结缘，不结怨”的精神，奉行“平等共尊，和平共荣”的理念有以致之。
“结缘”能助成善业，能化解恶因，比“结怨”要好，乃古有明训之事，像三迦叶兄弟原是拜火外道，陷害佛陀未果，反被其慈悲精神感召，率领一千门下投皈三宝座下，使佛教在初传世间时就拥有强大的声势；吕洞宾原本志在长生不老，在拜访黄龙禅师时，因为对于“莫做守尸鬼”的劝言不甚明白，在恼羞成怒之下，抽出剑来，欲杀之为快。结果不但不能伤彼，反被其智慧之语点醒。从此不仅劝人以“慈悲度世”为成道途径，更以断除贪、瞋、痴取代剑术之学习，使得北宋道教教理有了突破性的发展，佛门也多添一位护法神仙。齐桓公于即位后，不记管仲昔日射杀之过，举其为宰相，掌理国政，成为春秋时代第一位霸主。唐太宗在登基之后，尽弃敌对前嫌，任用魏征、王珪为大臣，辅弼朝纲，乃有贞观之治大放异彩……凡此不都是因为“结缘”所成就的美事吗？
反观佛世时，琉璃王还是太子的时候，因被释族讥为“婢子”，乃心怀怨恨。即位之后，立即进军迦毗罗卫国，尽灭释种九千九百九十万人，佛陀虽阻道三次企图止战，但终因夙业无法挽回，只有回到精舍，黯然神伤，后来琉璃王也死于非命，受地狱苦报。项羽虽有雄才大略，但自矜征伐之勇，气度狭隘，进入关中之后，坑杀降卒，焚烧秦宫，奸淫掳掠，而后又中了陈平的反间之计，误以为谋臣们皆与汉王刘邦通好，心生怨怒，百般冷淡，自以为是，结果众叛亲离，尽失人心，最后在乌江败亡自刎，这一连串的历史悲剧，不都是“结怨”造成的吗？
经云：“不可以怨止怨，行忍得息怨，此名如来法。”又说：“未成佛道，先结人缘。”诚乃不虚之言。当今的社会充满暴戾气氛，其实，夫妻不和是儿女的不幸，兄弟阅墙是父母的伤痛，员工相争是企业的损失，人民斗乱是国家的悲哀。“结怨”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大家何不以“结缘”的胸襟来庄严我们的世界，美化我们的人间呢？
（一九九七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