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对孩子的权威与你作为受人尊敬的成年人的价值标准成正比。
——简纳斯兹·科拉扎克波兰青少年律师（1878～1942）成长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把健康成长的第一个阶段看做是与最初的养育者建立信任关系。如果孩子没有在家里建立这种可靠的信任，通常，在以后的关系中也会建立。那么我们需要一个策略，来在孩子和对他们成长意义重大的成年人之间建立联系。
在大多数学校或集体中，与权威人物有小摩擦的孩子最终会成熟起来，继续向积极的成年人标准发展。但有些青少年的麻烦似乎会继续，并逐年升级。经验告诉我们，大多数长期陷入这种麻烦、违法犯罪的孩子，在生活早期有一个或者更多的共同特征：
缺乏正确结构
虐待或忽略
失落或被抛弃的感觉
在这一章里，我们将关注与抚育相关的一般性问题，并提出与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建立正确关系的建议。
如何才能给孩子一个健康的界限
《韦伯斯特》字典把“叛逆”定义为“拒绝，反对控制的行为。”就像孩子们的内心有叛逆的需要一样，他们内心也有控制和界限的需要。显然，随着他们的成长，界限需要拓宽，但无论界限画在哪，孩子都会去试探，一旦界限消失，他们可能会“发狂”一会儿，然而他们通常会回归到以前的界限内，如下图所示：
这个试探超越稳固界限的过程与孩子的健康成长是必要的。事实上，“寻求研究所”把界限和期望看做是青春期中最关键的需要。在青少年的生活中，不同的支持能带来不同的健康的界限。
有明确规则和期望的家庭能规范积极行为并控制孩子的行踪。
当学校拥有清晰的规则和结果时，可以提供积极的期望。
同龄人能提供积极的影响并树立行为负责的榜样。
社区能用积极的成人模式建立期望，邻居能负责监督孩子的行为。
如果正确地运作，在孩子生活中每一级的影响都能帮助建立“界限观”。但如果在家庭中没有确定明确的界限，下一个界限通常会出现在学校，孩子们就会试探这些界限。当学校的限制不强时，下一个界限就是法律，孩子们同样会去试探。由于所有的孩子都可能会挑战界限，所以没有明确界限观的孩子们是最可怜的。
寻找安全的界限
马库斯和我们在拘留中心谈论规则。他评论道：“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没有人曾告诉我必须去学校，晚上我什么时候必须待在家里或者其他的任何事。没有人用规则来约束我。”
“噢，是吗？”我们想，“他在自夸没有任何规定约束他。但愿他能理解……”
然后马库斯低下头继续说：“我猜我家没有多少爱。”
爱的反面不是恨，是冷漠。即使是在某种程度的交流，至少孩子还是能被注意到的，他或她还处在某种社会联系当中的，尽管可能是敌对的一面。根植于冷漠的那种不认真的抚育，可能是最具破坏性的育儿过程——“粗心”（careless）可能更应该精确地拼写为“没心”（CARE-LESS）。
界限不仅是限制，也为孩子提供一种安全感。在价值观和期望是始终如一的、公平的，可确定的环境中，孩子能茁壮成长。在少年刑罚机构，一般是不会让孩子用行动来发泄的，更不会让他们有在刑满期前逃跑的企图。他们是那么的想出去吗？不，通常相反，他们害怕离开这个想象中的安全环境，即使是一个监禁机构。这并不是说孩子们在这些机构里生活得太好，而是他们太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并且他们怕获释后从成年人那里得不到这些。
有一个孩子这样说：“好像我唯一一次获得关注，是在我被监禁时，我需要整天都有人想和我谈话——顾问、教师、心理学家，甚至我的父母，每个人忽然都对我有了兴趣，这让我感觉太好了。”
无论如何也不能虐待或忽视孩子
正常一年中美国大概有三百万例疑似虐待儿童案件，每年中也大概有三百万孩子会直进警察局和司法系统。这两个数字的一致性是巧合吗？不太像。美国的儿童福利联合会研究，虐待或忽视儿童最能指示未来的青少年犯罪。
虽然儿童虐待不能作为孩子犯罪行为的借口，但我们确实了解到，被虐待过的孩子经常转向赌桌或危害社会。虐待儿童是许多孩子暴力行为背后“冒烟的枪”。研究已表明被虐待和忽视的孩子成为早期少年犯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66倍。单就男孩来说，这个可能性超过100倍。桃乐茜·奥特诺在一项对牢房中的少年杀人犯的研究中发现，她所有的研究对象都曾被父母或继父（母）虐待过，在一些案例中甚至是拷打过。
德里克是一个生活在“前进部”组织的安置家庭中的孩子之一。他曾被父亲虐待过反过来他又虐待了弟弟妹妹们。受负罪感和羞耻感的困扰，德里克常对我们说“如果你们打我而不是爱护我我会感到更好受一些。”有一次他甚至说：“我想犯一个大罪，这样我就能在监狱里呆很长时间。可能那样我才能弥补我干过的所有坏事。”不幸的是，德里克真的那样做了。离开我们这儿仅两个星期后，他犯了一件大案，这要让他在成人监狱里蹲10年。
菲·魁恩自己也曾是一个被虐待的孩子。他写了几本关于这方面的书，现在是全国反对虐待儿童的倡导者。他强调说，虐待对孩子们的生存构成了威胁，就像战争和酷刑一样。孩子们在成熟前被推向了一个充满权力、暴力和性的成人世界，他们被迫寻找生存的方式。孩子们生来就有一颗信任的心灵，他称之为“天生的希望”，但虐待会使他们感到对死亡的无力、脆弱，进而导致“天生的失望”。他们学会从最坏的方面看待别人，而不责备自己。
治疗过程包括与他们建立信任，逐步帮助他们明白自己是一个拥有巨大价值的人，不用为发生过的事自责。这些孩子经常需要劝导来调解他们对虐待者的愤怒，甚至需要劝导来原谅自己，这样他们才能感到足够安全，才可以再次相信其他人。
给孩子更多的安全感
我们经常问那些关在监狱中的孩子：“如果你能回到过去，重新开始，你想回到什么时候？”令人惊奇的是，大多数孩子能非常快地确定一个特定的时间点，让他们的生活能以另外一种完全不同方式出现的一个关键时刻。
“我要回到12岁，我父亲离开家的时候。”一个男孩说。
“我要回到9岁。那是我的祖母去世的时候，从那时起，我就什么都不关心了。”
“在我10岁的时候。那时我的父亲进了监狱，母亲开始吸毒。”
对于许多问题女孩来说，那个关键的时刻是她们母亲同居的男友开始虐待她们时。
这些都是一些“里程碑式的事件”，因为它们改变了一个人的生活之路。通过弄清这些里程碑式的事件，我们能更好地了解青少年犯罪的轨迹。但比发生了什么事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个人逻辑里是如何看待这些事的。失去父亲会让一个孩子更爱他或她的母亲，然而另外一个孩子可能会拒绝所有的监护人，除非也失去了他们。
我们考虑到，孩子最强烈的需要之一就是成年人带来的安全感。那么这种安全感的丧失可能是一个孩子能遇到的最糟糕的情况了。英国心理学家丹尼斯·斯考特用好几年的时间，通过详尽的访谈，研究了102个犯法的男孩。他惊奇地发现，超过一半的惯犯经历过失去家庭的威胁。他发现了一个行为问题的连续体，这与情感破裂有关。
PJ的故事说明了情感破裂带来的影响。
哈里是澳大利亚青少年拯救机构的心理学家。我们在一个会议上相见时，他问我们是否愿意和住在他们研究所的PJ谈一谈。我们很快答应了。PJ最近被移送到高度安全的少年监狱，因为他在另一个监禁机构有暴力行为。
不像大多数躲避顾问的少年犯，PJ显得很渴望这样的接触。我们问起他的家庭，他告诉我们，他母亲在他出生时还是未成年，所以他是外祖父母带大的。当问起他的生父时，他愤怒地大声说：“是的，我知道他的名字，但我猜他从来都认为不值得去找我。”他因父母的抛弃而责备自己，他的个性深深地陷入狂暴之中，在他外祖父去世后甚至变得更强烈。
PJ解释说他是澳大利亚的土著人，并且问起我们北美的民族和部落，美国的印第安人。我们趁机解释说在民族传统中，每个男孩有好几个父亲（在传统的部落文化中，父亲的兄弟也被叫做父亲）。PJ显得很好奇，我们启发他说：既然你失去了父亲和祖父，你大概可以找到另一个父亲——不是通过收养，而是找到一个可以给你父亲般教诲的人。
以前哈里提过他设想过这样一个重新抚育的角色，虽然他的治疗训练告诉他，要避免这样的干涉。我们告诉PJ，我们在世界各地演讲过，从没一个心理学家像哈里这样，让我们和他走上百公里来和他的一个孩子交谈。“哈里一定认为你非常重要。”我们使他确信这一点。PJ听到这儿开始激动起来，“如果你在寻找一个能像父亲那样和你交谈的人，你可能找不到比哈里更合适的了。”
回到美国后，我们接到一封来自哈里的信，说PJ自从和我们会面后，每天都去他的办公室。过了一些天，PJ问哈里能否和他谈谈他祖父的去世（PJ称外祖父为Pops）：
我以前从没告诉过任何人，就在Pops去世之前，他还两次大声呼唤我的名字，很长时间紧紧地拥抱着我。当医院发现我家没有足够的钱举行葬礼后，就把他放进了一个冰柜里的方盘里。我非常愤怒，他们根本不尊重我的Pops！
过去人们总是因为PJ的狂暴行为而惩罚他，但没有人花时间去弄清他狂暴的原因。一旦PJ能够表达出他的狂暴原因，他很快开始取得进步，开始接受劝告，登记入学，并且开始接触艺术。
最近，PJ被转送到一个开放的寄宿制学校，哈里开始让他接触其他重要的成年人。哈里在信中说，他安排牧师要在PJ身上多花些时间，“因为他需要所有能得到的父亲。”
拯救问题孩子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当孩子的成长没受到积极的成人榜样影响时，他们需要“矫正抚育关系”。我们称之为“重新抚育”。我们用这个词来指出，什么是拯救我们大多数问题孩子的核心。
近一个世纪来，世界各地的成功工作者证实，与警惕成年人的孩子联结的最有效策略是通过重新抚育的过程。成年人要成为孩子们有力的榜样，而不是试图去制服他们。这需要“友好的关系”和“权威”的结合，但许多成年人对这个结合的策略很陌生，原因如下：
1.许多成年人都试图避免与孩子的亲密依附，担心自己会助长“依赖”。但他们试图明确的“界限”，最终却成为了关系紧张线和壁垒。
2.其他的成年人，尤其是顾问，想避免任何形式的成人的威严。结果许多人被孩子们看做是无力的，变成了没有影响力的朋友。
现代研究表明，良好的关系和权威是成功与少年犯相处的必要组成部分。斯楚门在半个世纪前这样叙述道：
治疗专家用这种原来很淡的关系，把自己树立为一个值得相信的，不会利用他们的权威人物。通过建立这种类型的关系，一个人能在很多方面重建“父亲——孩子”的情境，与少年犯早期生活经历非常不一样的情境。
重新抚育包括为与成年人没有亲密依附关系的孩子提供与积极的成年人的联结。这个成年人将给他感情上的联结和积极的训练。
重新抚育能通过两种方式进行：
1.扩大家庭的范围。具有支持力的成年人在孩子生活中变成了代理父母重要的力量。
2.让父母有个新的开始。教给父母们使自己有更积极影响的技能。
现在社会中有许多孩子只处在父母的教育下。多数邻居并不再参与进来，认为教育这些孩子是别人的问题，或者是专家的工作。许多教育家和青少年工作者们都保持一种“职业的距离”。但一个没有被联结的孩子从不可能会被一个与他没有关系的人拯救。
但孩子们真的“需要”我们的帮助吗？他们愿意听我们的吗？一项主要研究提示出，虽然孩子会首先彼此征询意见，但他们不太会相信收到的建议。被调查的孩子们绝大多数说，他们喜欢先向父母或其他成年人征询，但并不相信他们之间的关系能允许他们坦率地说出自己的问题。
当孩子们被生活中的问题困扰时，他们需要那些能帮助并且给出指点的人——能让他们确信“这也会过去”的人。缺乏与重要成年人的友好联系，孩子们只能转向同龄人寻求帮助。但同龄人通常只会增加他们的苦恼。同龄人很少能提供明智的建议，原本存在的那些平衡的观点。就是这个时刻，那些备受孩子信赖，又善于倾听并具有爱心的成年人显得非常重要。
许多向无理或暴力行为屈服的孩子说，他们感觉自己的世界好像坍塌了好像没有了出路。今天的大多数孩子就是在这个时刻感觉没有可以交谈的成年人。显然，成年人与孩子的友好关系必须在这个危机点之前建立，以使他们感到有一个可以信任的成人伙伴。这种关系的建立需要投入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
当然，对孩子过多的干涉也会产生问题；因此一些组织试着通过超越工厂管理关系的规定来阻止“界限问题”。正直的雇员尊重这些限制，但监护过程的官僚化限制了监护人员的效率。设想在帮助别人的职业中，如果怀疑任何一种爱的形式，那么我们就远远偏离了监护青少年工作者的初衷。
1829年，塞缪尔·霍尔在为训练美国教师而写的第一本书中说：
如果你成功地得到了他们的爱，你在某些方面会比他们父母的影响力更大。你能指导他们走任何你选择的路……让他们友爱、仁慈、高尚，如果你忽视他们，他们的性格可能会变成可爱、亲切和宽容的所有相反面。
按霍尔的标准，今天的许多专家对孩子们的生活影响甚少。
“教育”这个词来自于拉丁语“educare”，意思是“关心、训练、抚养孩子”。几百年来，在英国法律中，根据“代替父母”的教义，教师被认为拥有代替父母的权力。
“治疗”这个词来自于第一位治疗专家帕特克勒斯，他是希腊勇士和领袖阿基里斯的治疗师。他和阿基里斯住在同一个帐篷里，倾听他无尽的抱怨，支持他抗击所有的对手，最终在履行职责时死去。那些认为“过多干涉”的人们对此怎么想呢？
什么时候我们的学校、青少年专家和公民开始推卸我们帮助教育孩子的责任？谁决定孩子在“父母彩票”中只有一次机会呢？我们怎么会没有认识到，在直接参与抚育孩子的过程中，除了父母和监护人之外，还需要的其他成年人来实现呢？
让更多的人来关爱孩子
几乎在世界上所有的部落文化中，较广泛的集体都会为孩子的亲生父母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刚开始，一些母亲由于太不成熟，太紧张，缺乏养育孩子的技巧，或者是对即将逝去的青春感到茫然。但一个安全稳定的家庭网络会帮助他们填补这个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