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十一月中旬，一天早晨，我被奔腾的潮水般的响声惊醒，原来是风在高空呼啸。进而渐渐趋于平息，时而又狂吹起来，震得门窗咯咯有声。尤其是朝南的窗子，树叶纷纷敲打着窗纸，“噼噼啪啪”响个不停。千曲川河水，听起来更觉得近在咫尺了。
推开窗户，树叶就飞到屋内来。天气晴朗，白云悠悠。屋后小溪岸边的杨柳，在猛烈的北风中披头散发地挺立着。干枯的桑园里，经霜打落的黄叶，左右飞旋。
这天，我到学校去，来回都经过车站前的道路，遇见了不少行人。男的戴着丝绵帽，或用绒布裹着头；女人家则扎着毛巾，将两手缩在衣袖里。人们你来我往，流着鼻水，红着眼圈，有的还淌着眼泪。大家面色苍白，唯有两颊、耳朵和鼻尖红通通的，屈身俯首，瑟瑟缩缩地赶路。顺风的人，疾步如飞。逆风的人，一步一歇，仿佛负着重载一般。
土地，岩石，人的肤色，在我的眼里都变得一片灰暗，就连阳光也成灰黄的了。寒风在山野间奔突，呼号，暴烈而又雄壮！所有的树木都被吹得枝叶纷披，根干动摇。那柳树、竹林，更是如野草一般随风俯仰。残留在树梢的柿子刮掉了。梅、李、樱、榉、银杏等，一日之间，霜叶尽脱，满地的落叶顺着风势飞舞。霎时，群山的景色顿时变得苍凉而明净了。
人生的真相
梁晓声
梁晓声，原名梁绍生。当代着名作家。祖籍山东荣城，出生于哈尔滨市，现居北京，任教于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曾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辑、编剧，中国儿童电影制厂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及中国电影进口审查委员会委员。
人活着就得做事情。
古今中外，无一人活着而居然可以不做什么事情，连婴儿也不例外。吮奶便是婴儿所做的事情，不许他做他便哭闹不休，许他做了他便乖而安静。广论之，连蚊子也要做事：吸血；连蚯蚓也要做事：钻地。
一个人一生所做之事，可以从许多方面来归纳——比如善事恶事、好事坏事、雅事俗事、大事小事等等。
世上一切人之一生所做的事情，也可用更简单的方式加以区分，那就是无外乎——愿意做的、必须做的、不愿意做的。
有些人却一生都在做着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比如他或她的职业绝不是自己愿意的，但若改变却千难万难，“难于上青天”。不说古代，不论外国，仅在中国，仅在二十几年前，这样一些终生无奈的人比比皆是。
而我们大多数人的一生，其实只不过都在整日做着自己必须做的事情。日复一日，渐渐地，我们对我们那些愿意做，曾特别向往去做的事情漠然了。甚至，再连想也不去想了。仿佛我们的头脑之中对那些曾特别向往去做的事情，从来也没产生过试图一做的欲念似的，即使那些事情做起来并不需要什么望洋兴叹的资格和资本。日复一日地，渐渐地，我们变成了一些生命流程仅仅被必须做的、杂七杂八的事情注入得满满的人。
我想，这乃是所谓人生的真相之一吧？衰老、生病、死亡，这些事任谁都是躲不过的。生病就得住院，住院就得接受治疗。治疗不仅是医生的事情，也是需要病人配合着做的事情。某些治疗的漫长阶段比某些病本身更痛苦。于是人最不愿意做的事情，一下子成了自己必须做的事情。到后来为了生命，最不愿做的事情不但变成了必须做的事情，而且变成了最愿做好的事情。
我们必须做的事情，首先是那些意味着我们人生支点的事情。我们一旦连这些事情也不做，或，做得不努力，我们的人生就失去了稳定性，甚而不能延续下去。比如我们每人总得有一份工作，总得有一份收入。于是有单位的人总得天天上班，自由职业者不能太随性，该勤奋之时就得自己要求自己孜孜不倦。这世界上极少数的人之所以是幸运的，幸运就幸运在——必须做的事情恰恰同时是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大多数人无此幸运，大多数人有了一份工作，有了一份收入就已然不错。
在就业机会竞争激烈的时代，纵然非是自己愿意做的事情，也得当成一种低质量的幸运来看待。即使打算摆脱，也无不掂量再三，思前虑后，犹犹豫豫。
因为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我们整日必须做的事情，往往不仅关乎着我们自己的人生，也关乎着种种的责任和义务。比如父母对子女的，夫妻双方的，长子长女对弟弟妹妹的……这些责任和义务，使那些我们寻常之人整日必须做的事情具有了超乎于愿意不愿意之上的性质，并随之具有了特殊的意义。这一种特殊的意义，纵然不比那些我们愿意做的事情对于我们自己更快乐，也比那些事情显得更值得。
我们做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有时恰恰是为了因而有朝一日可以无忧无虑地做我们愿意做的事情。普遍的规律也大抵如此。一些人勤勤恳恳地做他们必须做的事情，数年如一日，甚至十几年二十几年如一日，人生终于柳暗花明，终于得以有条件去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了。其条件当然首先是自己为自己创造的。这当然得有这样的前提——自己所愿意做的事情，自己一直惦记在心，一直向往着去做，一直并没泯灭了念头……我们做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有时恰恰不是为了因而有朝一日可以无忧无虑地做我们愿意做的事情。我们往往已看得分明，我们愿意做的事情，并不由于我们将我们必须做的事，做得多么努力做得多么无可指责而离我们近了；相反，却日复一日地，渐渐地离我们远了，成了注定与我们的人生错过的事情。但我们却仍那么努力那么无可指责地做着我们必须做的事情。为了什么呢？为了下一代。为了下一代得以最大限度地做他们和她们愿意做的事，为了他们和她们愿意做的事不再完全被动地与自己的人生眼睁睁地错过。为了他们和她们，不被那些自己根本不愿意做的事黏住，进而具有最大的人生能动性，使自己必须做的事与自己愿意做的事协调地相一致起来，起码部分地相一致起来，起码不重蹈上一代人人生的覆辙，因为整日陷于必须做的事而彻底断送了试图一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的条件和机会。社会是赖于上一代如此这般的牺牲精神而进步的。下一代人也是赖于上一代人如此这般的牺牲精神而大受其益的。
有些父母为什么宁肯自己坚持着去干体力难支的繁重劳动，或退休以后也还要无怨无悔地去做份收入极低微的工作呢？为了子女们能够接受高等教育，能够顺利地靠近他们愿意做的事情。
令人同情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终于像放下沉重的十字架一样，摆脱了自己必须做甚而不愿意做却做了几乎整整一生的事情；终于有一天长舒一口气，自己对自己说——现在，我可要去做我愿意做的事情了。那事情也许只不过是回老家看看，或到某地去旅游，甚或，只不过是坐一次飞机，乘一次海船……而死神却突然来牵他或她的手了……“可怜天下父母心”一句话，在这一点上，实在是应该改成“可敬天下父母心”的。
略谈人生观
胡适
每个人可以说都有一个“人生观”，我是以先几十年的经验，提供几点意见，供大家思索参考。
很多人认为个人主义是洪水猛兽，是可怕的，但我所说的是个平平常常，健全而无害的。干干脆脆的一个个人主义的出发点，不是来自西洋，也不是完全中国的。中国思想上具有健全的个人主义思想，可以与西洋思想互相印证。王安石是个一生自己刻苦，而替国家谋安全之道、为人民谋福利的人，当为非个人主义者。但从他的诗文可以找出他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为己的人生观。因为他曾将古代极端为我的杨朱与提倡兼爱的墨子相比。在文章中说：“为己是学者之本也，为人是学者之末也。学者之事必先为己为我，其为己有余，则天下事可以为人，不可不为人。”
这就是说，一个人在最初的时候应该为自己，在为自己有余的时候，就该为别人，而且不可不为别人。
19世纪的易卜生，他晚年曾给一位年轻的朋友写信说：“最期望于你的只有一句话，希望你能做到真正的、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你有时觉得天下事只有自己最重要，别人不足想，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成器。”另外一部自由主义的名着《自由论》，有一章“个性”，也一再地讲人最可贵的是个人的个性。这些话，便是最健全的个人主义。一个人应该把自己培养成器，使自己有了足够的知识、能力与感情之后，才能再去为别人。
孔子的门人子路，有一天问孔子说：“怎样才能做成一个君子？”孔子回答说：“修己以敬。”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要把自己慎重地培养、训练、教育好的意思。“敬”在古文解释为慎重。子路又说：这样够了吗？孔子回答说：“修己以安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先把自己培养、训练、教育好了，再为别人。子路又问：这样够了吗？孔子回答说：“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培养、训练、教育好了自己，再去为百姓。培养好了自己再去为百姓，就是圣人如尧舜也很不易做到。孔子这一席话，也是以个人主义为起点的。自此可见，从19世纪到现在，从现在回到孔子时代，差不多都是以修身为本。修身就是把自己训练、培养、教育好。因此个人主义并不是可怕的，尤其是年轻人确立一个人生观，更是需要慎重地把自己这块材料培养、训练、教育成器。我认为最值得与年轻人谈的便是知识的快乐。一个人怎样能使生活快乐。人生是为追求幸福与快乐的，《美国独立宣言》中曾提及三种东西，即：1．生命，2．自由，3．追求幸福。但是人类追求的快乐范围很广，例如财富、婚姻、事业、工作，等等。但是一个人的快乐，是有粗有细的，我在幼年的时候不用说，但自从有知以来，就认为人生的快乐，就是知识的快乐，做研究的快乐，找真理的快乐，求证据的快乐。从求知识的欲望与方法中深深体会到人生是有限，知识是无穷的，以有限的人生，去深求无穷的知识，实在是非常快乐的。
两千年前有一位政治家问孔子门人子路说，你的老师是怎样的人，子路不答。后来孔子知道了，说：“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你的老师‘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从孔子这句话，可以体会到知识的乐趣。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在澡堂洗澡时，想出了如何分析皇冠的金子成分的方法，高兴得赤身从澡堂里跳了出来，沿街跑去，口中喊着：“我找到了，我找到了。”这就是说明知识的快乐，一旦发现证据或真理的快乐。英国两位大诗人勃朗宁和丁尼生有两首诗，都是代表19世纪冒险的、追求新的知识的精神。
最后谈谈社会的宗教说。一个人总是有一种制裁的力量的，相信上帝的人，上帝是他的制裁力量。我们古代讲孝，于是孝便成了宗教，成了制裁。现在在台湾宗教很发达，有人信最高的神，有人信很多的神，许多人为了找安慰都走了宗教的道路。我说的社会宗教，乃是一种说法，中国古代有此种观念，就是三不朽：立德，是讲人格与道德；立功，就是建立功业；立言，就是思想语言。在外国也有三个，就是：Worth，Work，Words.：这三个不朽，没有上帝，亦没有灵魂，但却不十分民主。究竟一个人要立德、立功、立言到何种程度，我认为范围必须扩大，因为人的行为无论为善为恶都是不朽的。我国的古语“流芳百世，遗臭万年”便是这个意思……因此，我们的行为，一言一动，均应向社会负责，这便是社会的宗教，社会的不朽……我们千万不能叫我们的行为在社会上发生坏的影响，因为即使我们死了，我们留下的坏的影响仍是永久存在的。“我们要一出言不敢忘社会的影响，一举步不敢忘社会的影响。”即使我们在社会上留一白点，但我们也绝对不能留一点污点，社会即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制裁者。
憔悴的弦声
叶灵凤
叶灵凤（1905-1975），原名叶蕴璞，笔名叶林丰、L-F、临风、亚灵、霜崖等。江苏南京人。毕业于上海美专。1925年加入创造社，主编过《洪水》半月刊。1926年与潘汉年合办过《幻洲》。1928年《幻洲》被禁后改出《戈壁》，年底又被禁又改出《现代小说》。
1929年创造社被封，一度被捕。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参加《救亡日报》工作，后随《救亡日报》到广州。1938年广州失守后到香港。从此在香港定居，直到1975年病逝。
每天，每天，她总从我的楼下走过。
每天，每天，我总在楼上望着她从我的楼下走过。
哑默的黄昏，惨白的街灯，黑的树影中，流动着新秋的凉意。
在新秋傍晚动人乡思的凉意中，她的三弦的哀音便像晚来无巢可归的鸟儿一般，在黄昏沉寂的空气里徘徊着。
没有曲谱，也没有歌声伴着，更不是洋洋洒洒的长奏，只是断断续续信手拨来的弦响，然而在这零碎的弦声中，似乎不自已地流露出了无限的哀韵。
灰白的上衣，黑的裤，头发与面部分不清的模糊的一团，曳着街灯从树隙投下长长的一条沉重的黑影，慢慢地在路的转角消灭。似乎不是在走，是在幽灵一般地慢慢地移动。
人影消灭在路角的黑暗中，断续的弦声还在黄昏沉寂的空气里残留着。
遥想在二十年，或许三十年以前，今日街头流落的人儿或许正是一位颠倒众生的丽姝，但是无情的年华，听着生的轮转，毫不吝啬地凋剥了这造物的杰作，逝水东流，弦声或许仍是昔日的弦声，但是拨弦的手绝不是昔日的纤手了。
黄昏里，倚在悄静的楼头，从凌乱的弦声中，望着她蠕动的黑影，我禁不住起了昙花易散的怜惜。
每天，每天，她这样地从我的楼下走过。
每天，每天，我这样地望着她从我的楼下走过。
几日的秋雨，游子的楼头更增加了乡思的惆怅。小睡起来，黄昏中望着雨中的街道。灯影依然，只是低湿的空气中不再有她的弦响。
雨晴后的第一晚，几片秋风吹下的落叶还湿粘在斜阶上不曾飞起，街灯次第亮了以后，我寂寞地倚在窗口上，我知道小别几日的弦声，今晚在树阴中一定又可以相逢了。
但是，树阴中的夜色渐渐加浓，街旁的积水反映着天上的秋星，惨白的街灯下，车声沉寂了以后，我始终不曾再见有那一条沉重的黑影移过。
雨晴后的第二晚，弦声的消寂仍是依然。
秋风中的落叶日渐增多，傍晚倚了楼头，当着萧瑟的新寒，我于乡怀之外不禁又添了一重无名的眷念。
这几日的秋风更烈，窗外的两棵树有几处已露出了光脱的秃干。傍晚的街灯下，沙沙的只有缤纷的落叶，她的弦声是从不曾再听见过了。
秋光老了，憔悴的弦声大约也随着这憔悴的秋光一同老去了。我这样喟然叹着。
每天，每天，我仍是这样地倚在我的楼上。
每天，每天，我不再见她从我的楼下走过。
藤野先生
鲁迅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