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活在世上，爱着，感受着，思考着。我心中有一个世界，那里珍藏着许多往事，有欢乐的，也有悲伤的。它们虽已逝去，却将永远活在我心中，与我终身相伴。一个声音对我说：在无限宇宙的永恒岁月中，你不过是一个顷刻便化为乌有的微粒，这个微粒的悲欢甚至连一丝微风、一缕轻烟都算不上，刹那间就会无影无踪。你如此珍惜的那个小小的心灵世界，会无影无踪。你如此珍惜的那个小小的心灵世界，究竟有何价值？我用法国作家新涅科尔的话回答：是的，对于宇宙，我微不足道；可是，对于我自己，我就是一切。
人世思源
玛格丽特·劳伦斯
玛格丽特·劳伦斯（1926-1987），加拿大着名小说家。生于草原小镇尼帕瓦。幼年父母早逝，随姑母生活。1947年大学毕业后随丈夫在非洲等地居住数年，1957年后返回加拿大。着名作品是以家乡尼帕瓦为原型的系列小说《石头天使》《上帝的玩笑》《预言家》等。
散文集有《陌生者的心灵》。
此文撰写于1971年，当时我正动笔写我的小说《预言家》。现在，我明白，我当时是用它来作为确定小说主题的又一种途径。这一主题即，一个人的祖籍应该是哪里？为什么？祖先——远古祖先及记忆中的祖先——对一个人本身意味着什么？直到我重读这些文章，我才意识到在用这主题写小说之前，我已经对这一主题写了如此之多；同样，我才意识到我是多么情不自禁地写了那条河流——出现于小说中的也是那同一条河流。
那可是个奇壤妙地，我的人世之地。那地方，怪事迭出，不可思议，气象万千，启迪人生，令人绝望，宛如孤寂冥府，坟茔遍布；那地方，葬着无名死者，幽魂迷漫；那地方，欢腾且凄切，恐怖却优美。
其实，那是大草原上的一座小城。
在地球上，我首先认识、且多年来唯一真正认识的是那个定居点和那块土地。在某一深刻的意义上说，它们依然是我的天地，依然引导着我的观察。我的眼光是在那里形成的。像我们那样的城镇，镶嵌在浩瀚的大地上。千遍万遍地被描绘成阴郁沉闷、萧瑟凄凉、平淡无奇、索然寡味的地方。人们常说，乘火车横跨加拿大旅行，景色壮观，可惜大草原没什么看头。这时候，睡上几天觉，直到熬过这平野淡景，这倒尽如人意。这种话，我都听腻了。我总辩不过这一论点，我只好说：
那么，你可真得住到那里去，了解那地方。我孩提时生活的那座城镇有时可说是稀奇古怪、压抑难耐或残酷无情；堀起这座城镇的那片土地也可说是气候恶劣，严冬酷暑，骤寒暴热；然而，绝不只是平淡无奇或索然寡味，也丝毫不阴郁沉闷。
冬天，我们常搭在送牛奶的雪橇后面，双脚着鹿皮靴，咯吱咯吱地滑行在车辙累累的坚硬的冰雪道上；双手戴结了冰珠的连指手套，牢牢抓住雪橇御者的座沿。伯特用他那洒满冰霜的大胡子朝我们扮扮鬼脸，吆喝着马飞奔起来，看我们敢不敢继续滑。清晨，起床来，窗上总会不断地出现迷人的羽毛般的冰霜，那隐身的“风”艺术家们在夜间绘下了羊齿植物、花朵和怪诞的脸孔。傍晚，溜冰归来，天空黑而不暗，从地平线这一端到那一端，群星闪烁着寒光，依稀可见。
有时，你愕然瞠视着北极光掠过夜空，犹如上帝在苍穹画了个花押。一场暴风雪之后，雪犁尚未扫完雪，学校估计城里的青少年不可能步履艰难地踏着五米深的雪地去求学，当日便停了课。那时，我们总是兴高采烈，套上雪鞋，蹒跚数里，来到白茫茫的荒漠上，寻求另一种知识。如果你入夜才返，穿过小城山脚下的树林，那阵子，白杨和苦樱桃黑色的细枝条上覆盖着冰霜，你时而听见草原上的狼嗥，也许这只是报丧般狼的号啕在你脑中作祟罢了。
夏日，炎热灼人。一遇天旱无雨，小麦还没抽穗就被晒得枯黄了。农夫和市民脸上常常没有笑容。后门屡有敲门声，年轻小伙子站在那儿，咕噜咕噜地或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要水喝，如果你施舍得起，他们还会向你要三明治。你认为这是自然的事，因为这看起来根本就没什么两样。他们是乘货运列车来的，你从不知道他们来自何地，如果他们有落脚的地方，你也无从知道。干旱与萧条有如凶神恶煞常在那儿出没。你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然而，外界天地的奇趣乐事接连不断。小河边、长着白杨的悬崖旁，野草丛生，野花盛开，石块遍地；碎石公路旁的电话线沙沙作响，野百灵栖息在上，引吭高歌。我们曾发现一只平底方形旧驳船，将它推入水中，手握篙子沿褐色浅河道撑着。我们急急忙忙地嚼碎一团团留兰香草，用来修补驳船。在越变越窄的河道两岸，黄色的万寿菊生长繁茂，盘结交错，驳船陷于其中，进退两难。这时，我们的皮肤经太阳一晒，浑身燥热，散发出一股尘土味来。
我最好的朋友住在“主街”（它的真名是“山大道”，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叫）商店楼上的一间公寓里。那公寓优雅别致，饰有品蓝色天鹅绒窗帘。后屋顶是波浪形的白铁皮，几乎一点儿也不倾斜。七月的午后，热得像火炉，我们总坐在那儿，喝着柠檬水，俯视着偏僻小巷对面的消防大厅。有时，我们的警戒没有白搭。哦，痛快！有人的房子烧着啦！我们在某些方面几乎是十足的铁石心肠。接着，木塔上的青铜钟敲响了，钟声沉闷，好似瘟疫流行时节上千个葬礼草草举行，丧钟急鸣。几分钟后，高大的黑马队隆隆疾驰起来，马队拖着消防车，消防车就像哥特人绯红色的战车。消防队员一只手攀在车上，一边将消防帽戴正。
那地方的奇人怪事层出不穷。有位上了年纪的妇人常用苏打饼干作为午后茶点来招待别的女人，她的苏打饼干总是涂有花生酱，还粘有一整块果汁软糖。比起蛋片三明治来，有人认为这种东西有点古怪，就一致在背后议论她。但是，没人推辞过这些佳点，也没人对她说他们认为她吃力不讨好。另一位女人把自己的头发染成鲜艳明快的橘红色，陌生人在二十步开外常把她的头发误认为一顶羽毛帽子。我亲爱的继母围着一条银色狐皮围巾，是一整张狐皮做的，上面还带有涂了香料防腐剂的头皮。我的那位住在安大略的爱尔兰祖籍的祖父把芦笋叫做“麻雀草”，这个词更为有趣。城里的垃圾场称为“弃物所”，这一词语可以引起各种奇思。恰如我们人生的恶臭为人不齿，同时却微妙地威胁着我们定型的、有时是过分苛求的合乎道德规范的习俗。
一些古怪事物如俗话所说的“哈哈，滑稽可笑！”另一些则是“蹊跷极了！”有些呢，压根儿就不太有趣。有个老头，疯疯癫癫的，住在山谷中的一间窝棚里。也许他甚至根本就没有那么老，可对我们来说，他似乎就是野麦修色拉的化身，踉踉跄跄地穿行于矮树丛和高高的茅草中，呢呢喃喃地念着谁也听不懂的祈福咒语。他是一名记不起自己预言的预言家。城里人全认识他，却没人了解他。他生活在我们中间，似乎只是偶尔可见，转瞬即去。孩子们叫他安迪笨伯，但惧怕他。有人想证明他们有胆量，就欺负折磨他。这些人是中世纪的逗熊师，而那老头就是被逗得晕头转向的笨熊，双眼昏花，却是难得咆哮一声。一切事情都会在像我童年生活的那样的任何一座城镇里出现。贝尔森虽是个缩略图，但着墨雷同。
我们大家都这样或那样地进行讥讽攻击。在小学，我们是脆弱而羞羞答答的女孩子。那些被人有趣地称为“家境贫寒”而为数极少的大龄女孩，胆怯而被人瞧不起。她们言谈粗鄙，肌体更是粗贱。据说她们已当了妓女，可能她们早就当了妓女，这差不离是她们轻易可得的唯一职业。
死者也葬在那地方。不只那些用当地话说是“过世”的祖父母，那些古老相册深褐泛黄照片上表情阴郁、蓄着胡子或头戴软帽的祖父母葬在那儿；就是那些永远是十八九岁的叔叔伯伯也葬在那儿，公墓里我们家族的花岗岩石碑上刻着他们的姓名，而他们的骸骨却葬在法国。我年轻的母亲葬在那墓地里，葬在我们家族其他死者之旁。我十岁时，父亲年仅四十，也离开了那生机盎然的城镇，加入了坟山上死者安息的行列。
我十八岁时，迫不及待地离开了那座小城，离开了大草原。当时，我并不知道我今生今世会把那块土地、那座小城装在脑子里，也不知道它们会成为我立意写作的主要动力和源泉，无论我居于何地，离得多远，情况总是如此。
这是我青少年时代生活的区域，在某种意义上说，从那时起，我一生始终在努力地观察它，在努力地适应于它。这必然会束缚思想，且有时已经束缚了思想，但却不影响想象创造力的发展。小城的情况是多方面的，但却从来不阴郁沉闷。
现在，我明白，加拿大的情况大体上也如此。究竟为什么加拿大数代人都假称他们确认这块国土阴郁沉闷？我们完全清楚地懂得情况并非如此。然而，长期以来，我们没有宣扬真实国情。如果我们所谓的爱国心高涨起来，这对外界人士，甚至对我国某些人（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来说，似乎是怪异的，或是毫不相干的。他们可能没法去了解，多年来我们缺乏自尊，我们在山姆大叔和大不列颠两个主宰者的巨大阴影下怎样生活。我们才刚刚开始看重我们自己，珍视我们的国土，信赖我们的能力；我们才刚刚开始承认我们的传统，实现我们的幻想。
这块国土该痛惜哀叹的方面确确实实是够多的了。当我看到工业废水污染我们的湖泊河流，我便感到激愤和失望；当我看到我们被美国接管的企业和自然资源日益增多，我便感到万分沮丧。尤其是，我们不能单单诅咒“该死的美国佬”。绝不该忘记：是我们自己，把如此之多的天生权利拱手卖掉，以换取一团混乱的受人摆布的所谓进步。我原来幻想，这里不可能也不会出现压制现象。但是，在我目睹加拿大1970年实行《军事法条例》之后，我仅存的一丝天真的幻想永远荡然无存了。诚然，在我心灵深处，且常常是秘而不宣之处，我始终懂得，凡事到处可发生，因为人类自由的种子与桎梏的祸根处处可见，就是在某个草原城镇的小天地里也一样。不过，我对我们的不公正，对我们的愚昧深恶痛绝。我就像对待自己的家庭那样，过去和现在始终如一地在书里写小城我所嫌恶的那些方面，写在一定程度上永远是我自己的那些方面。
这块国土仍然比别的国土更能吸引我。虽然我在非洲和英国居住过，但是，无论它们有多么美妙的地方，却不具有同样的感染力，比如说，没有像安大略南部地区那样打动我的心。去年夏天，我在那里的一条河畔上的一间杉木小屋里度过了四个月。我过去常常告诫自己说：“识破加拿大人，你便会发现他们是冒名的开拓者。”尽管如此，我认为，我们并没有全然超脱红尘，这倒是真的，但愿我们可别脱离了尘世。我曾以为：我一生惧怕和怀疑城市，我因而变成了一种古板的怪人。现在，我的想法不同了。
那间小屋有扇长长的窗户，与前面的西墙相对。清晨，我常坐在窗前的栎木桌旁，观察着窗外的河流，眺望着远处高大的树木在晨曦中显得青翠金黄。那河水是古铜色的，阳光神奇地洒在河上，将近岸河底波状的沙滩映照在河面上。突然，有条鱼冒出水面，如一弯新月，还没看清楚就消失了。隔壁的老人说，这些跃出水面的鱼是鲤鱼。他本人更爱北美大梭鱼，因为他是一名地道的渔夫，他曾同北美大梭鱼进行过搏斗。风大多经常往北欧，河却朝南流，这样，当河水被风激起了涟漪，而水流湍湍，河水似乎朝南北两个方向流。我喜爱这景象，并把它看成是一个先兆，一个自然界的象征。
数年前，我回到了温尼伯，在大学母校作了一次报告，公众都可以去听。
报告结束后，一位高龄老人走上前来，问我娘家是否姓威姆斯。我回答正是。心想，他也许认识我父亲，或许认识我祖父。但是，情况却不是这样。他说：“我还是个小伙子时，曾给你曾祖父罗伯特·威姆斯干过活，当时他在雷伯恩有牧羊场。”我想，那瞬间，我又重新意识到某一点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古昔的家族，祖籍是苏格兰和爱尔兰，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说，那已经不再如此紧要相关了，我真正的祖先是在这里。
根据“爱国”这个词的常义来说，我谈不上很爱国。无论是在政治上、社会上或文学上，我都不会评断“我国的是非”。但是，有一点却是无法改变的，不论好坏，终生无法改变的。
这就是我的人世之地。这天地，有着祖先——既有我本人的祖先，也有别人的祖先——他们现在也是我的祖先；这天地，陶铸了我，并继续在陶铸着我，虽说我反对过它的某些方面，而且继续在反对它的某些方面。这天地，促成我抱定了自己的毕生事业，因为，在这里，我培养起自己独特的观察力。
日本素描
威廉·福克纳
威廉·福克纳（1897-1962），出生于美国密西西比州新阿尔尼，不久随家迁至密州大学所在地牛津镇。成为小说家前曾做过银行职员、军人、邮政局长及其他一批零碎工作。主要作品有“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包括《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圣堂》《八月之光》、《“押沙龙，押沙龙！”》等）、《斯诺普斯》三部曲及《去吧，摩西》《寓言》等。他的卓越工作使他成为20世纪美国南方文学的代表作家，并于1949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引擎早被关死。阴沉的云团向高处徐徐退远，你怎么也不会有速度之感。直到你突然瞥见了飞机的影子从蓬松的山峦急速掠过，这时，你才感到了速度，看飞机和它的影子没命地相互追逐，样子像是执意想头碰头地一起撞毁。
蹿出云层，飞机再一次往下抛出自己的影子，这一次是一个岛上了。它看着像陆地，与机窗外任何初见的陆地相仿，不过你总明白这是岛屿，似乎你一睁眼就看见了它夺目的、让海怀抱的两肋，看幻灯片似的清晰。这远比在旷然的大海发现威克岛，甚至关岛，有更多奇迹般的快意。终究这里坐落着一个文明的富于风化纲纪的源远流长的人类同质体。
它看得见，听得到，讲得出，也写得下：这人与人的交流，是用话说得出的；你听得到，也看得见。但到了我这个西方人的眼睛中耳朵里，这种交流就是对牛弹琴了，因为它与我眼睛平时所习见的风马牛不相及；也找不到衡量它的尺度，没哪样好让记忆和习惯含糊其辞；“哦，这好像是那个表示房子、家庭或幸福的词”，这交流不仅玄奥，而且简直是藏头诗，似乎噼里啪啦的字符、音节，不光贮存着信息，还蕴藉着更关键、更迫切的意义，指点着某种终极智慧，或者寄托了人类救赎的玄机的知识。那么就让我浅尝辄止吧。西方人的记忆里没有打量它的规尺；既然没有倾听的心灵，就让耳朵去收听这些叽里呱啦、呜里哇啦吧，像听孩子们嘴里鸟儿的啼唤，女人、少女嘴里哼出的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