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强中央集权
隋之统一，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分裂割据局面，随即便在制度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改革。但是由于隋王朝很快被推翻，这场改革也就半途中止了。唐王朝的建立是继隋之后的进一步的统一，唐初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也是沿袭隋代的，所以有“唐承隋制”的说法。但是，应当说明唐初的制度并不是完全停留在隋制的基础上，而是继续了隋所进行的制度改革的趋势。尤其是唐太宗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制度，改善了国家机器的职能，巩固了全国的统一。从而使由隋开始的这场制度方面的改革，至此基本定形。
宰相是封建皇帝的首要辅臣，其职责是内与皇帝参决军国要事的决策，外则总领百官，综理朝政。其地位在皇帝一人之下，而在臣僚之上。按照封建的正统观念，天下是皇帝的家天下，臣下的权力太大，对皇权就构成威胁，故相权与皇权往往有一定的矛盾。随着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宰相制度也随之而产生变化。
唐初，以三省长官：即尚书省尚书令、中书省中书令（又称内史省、内史令）、门下省侍中（又称纳言）共议国政，行使宰相的职务。这与隋时的宰相制度相似。武德朝时，李世民任尚书令，因长期统率军队征战，所以尚出省的左、右仆射（裴寂与萧瑀）实际上主持尚书省政务，代替尚书令行施宰相的职务。至贞观时，李世民身为皇帝，臣下避讳，无人敢居尚书令的职位，因此废去尚书令的职称，升左、右仆射为尚书省的正式长官，与中书令、侍中共同执行宰相权力，实际上也就是宰相。
尚书左、右仆射正二品，中书令、侍中皆正三品。由于宰相品位高，一般不轻以授人。按规定中书令、侍中皆置两人，而事实上常常不满员。唐初百废待举，朝政繁剧，又有种种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正是需要大力提拔人才的时候，尤其需要宰相们发挥重大的作用。但按照官位需循资而升，许多有才有识的官员因品位低下，就不能参决国家大政，即使一旦爬上宰相的职位，年龄已老，精力不够，容易趋于遇事因循保守，缺乏革旧鼎新、祛除积习的勇气。这种情况和唐初的政治需要是极不相称的。有鉴于此，唐太宗量谋通变，经常任命一些品位较低的官员同三省长官一起，参与朝政的决策，谓之曰：与宰相参议朝政、平章国计、专典机密、参议得失、参议政事等等。这是一种不属常设的宰相，人数无限额，由皇帝直接差遣。因此可以根据需要，随时提拔有才能的官员升为事实上的宰相，而不受官品高下的限制。隋时以及唐高祖武德年间，已有这种做法，但极个别。而唐太宗为了大力提拔人才，充分使用这种办法，来任命宰相。如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杜淹以吏部尚书参议朝政，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魏征以秘书监参预朝政。次年，戴胄以检校吏部尚书、侯君集以兵部尚书参预朝政。贞观13年（公元639年）刘洎以黄门侍郎参知政事。十六年岑文本以中书传郎专典机密。十七年，张亮以刑部尚书参与朝政。十八年，黄门侍郎褚遂良参与朝政。十9年，太子左庶子许敬宗、右庶子高季辅、少詹事张行成同掌机务。二十二年，崔仁师以中书侍郎参知机务等。开始时，这种名目随需要而设，没有统一规定，至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尚书仆射李靖以疾辞位，唐太宗下诏令其病稍好转，“三两日一至中书、门下平章事”，即隔两三天，去中书、门下省执行宰相职权。其后（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又特诏令李积以太子詹事同中书、门下三品。中书令、待中皆三品，同中书门下三品，即谓同中书令、侍中共掌宰相的职权。自此以后，以他官而任宰相的名称趋于统一，都用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或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名称。这表明宰相制度已突破了三省长官的范围，成员大大扩大了。实行这种制度的好处，一是宰相不受官品的限止，皇帝可以随时任免，有利于提拔品位卑下的庶族地主官员进入最高领导层；二是宰相多了，互相牵制，也就削弱个别宰相想操纵权力的企图，不至于产生权臣专政的弊病，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
中书、门下二省之间互相检察是宰相制度中重要的设置，这样可以避免中央政令发生疏误。唐太宗十分重视中书、门下的这一职能。他经常提醒中书、门下的官员，每个人都应开动脑筋，发表自己的意见，不要遇事唯诺顺从，例行公文而已。人的看法各有不同，但都应服从正确的意见，不要护己之短，也不要怕得罪人而知非不正。按规定中书省设中书舍人六名，分别联系尚书省的六个部，平时军国政事的决定都由中书舍人起草。为了充分发挥中书门下互相检察的作用，唐太宗规定：凡起草军国政令，中书舍人必须逐个发表自己的意见，署上自己的名字，谓之“五花判事”，继由中书侍郎、中书令仔细审查。然后转门下省，由黄门侍郎和给事中负责驳正。这种“五花判事”的制度，唐太宗以前已有规定，但从来没有认真执行过。由于唐太宗的极力推行，使“五花判事”的制度得以切实执行。这样，皇帝在确定政策，发布政令之前，能充分吸取多方面的意见，从而有可能减少失误。史籍记载说，唐太宗自明令推行“五花判事”的制度后，“由是鲜有败事。”
唐高祖武德年间，官员多达几千名，冗官充斥朝廷。同时官多俸禄也增加，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为此，唐太宗大刀阔斧地进行裁减，定朝廷官员为七百三十员，而《旧唐书·曾确传》载则为六百四十三员，并对侍臣说：“吾以此待天下材，足矣。”表明他精简机构的决心。由于兵精政简，大大提高了政府机构的工作效率，同时也节约了财政开支，相对地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唐代地方行政机构，设州（或郡）县二级，州设刺史（郡为太守），县设令，与州相平行的还有府，府是京师等个别地区设的地方行政设置。州府长官一般不领军事，只管民政，实行军民分治，以防止地方分裂割据局面的重演。唐初，各地群雄纷纷归附，高祖李渊权设立州邵以予安抚，因此州邵数量特别多，超过隋时的一倍。造成官烦人弊，十羊九牧的局面，唐太宗即位后即下令合并，至贞观13年州府减为三百五十余。
地方官吏处在基层，直接统治人民，其好坏良莠，直接关系到唐朝的安危治乱，因此贞观初年唐太宗特别重视选择地方官吏，改革地方吏治。他感到自己居于深宫之中，耳目视听不能及远，民间的大政一切皆委都督、刺史管理，因而“此辈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大臣马周也一再上书指出：要使百姓安乐，惟在刺史、县令，所以必须妙选贤德充任。不过县令人多，难得都是好官。如果每州有一个好的刺吏，则合境太平，百姓不虑不安。故自此以后，唐太宗亲自掌握选任刺史的工作，而县令则命五品以上的京官每人负责推荐一名。这些措施，大大提高了地方官员的素质。
二、德治为主
古今中外，统治者的统治术都是以理想吸引人、以道德教育人、以法律约束人。但是以理想吸引人、以道德教育人为主，还是以法律约束人为主，却大有区别。前者即德治、王道，以仁义道德治国，安抚百姓；后者即法治、霸道，以严刑峻法治国，镇压百姓。前者是儒家所主张的，后者是法家所主张的。当然，这并不排斥德治中辅之以法治，法治中辅之以德治。
唐太家治国的指导思想是德治还是法治呢？
贞观初年，君臣为此展开过一场大辩论。起初，太宗和大多数大臣都主张法治，唯独魏征主张德治。正如太宗后来回忆的那样：“贞观初年，众人都说是如今一定不能实行帝道（无为而治）、王道，只有魏征劝我实行帝道、王道。”辩论的经过如下：太宗说：“如今是在大乱之后，恐怕百姓不容易教育好。”魏征反驳说：“不然。久安的百姓骄逸，骄逸便难教；经过战乱的百姓愁苦，愁苦便易教。凡是人在危难的时候，便担心死亡，担心死亡，便想要安定，想要安定，便容易教育。这就好像饥饿的人不挑食物，口渴的人不挑喝的水。”太宗反问道：“善人治国百年，才能使残暴的人不作恶，废除死刑。大乱之后，哪能很快就达到天下太平呢？”魏征回答说：“平常人是这样，英明的君主就不同了。如果英明的君主实行教育，君臣上下齐心协力，百姓迅速响应，那么不想快也很快取得成功。一年就可以治理好国家，相信这并不困难，三年成功，还说是晚的呢。”封德彝反驳说：“三代（夏、商、周）以来，人心逐渐变得轻薄、欺诈，因此秦朝专门运用法律治国，汉朝兼用王道、霸道，这是因为想要教育而做不到，哪里是因为能够教育而不想做呢！魏征是书呆子，不识时务，如果相信他的空论，必定会败坏国家。”魏征驳斥说：“五帝（黄帝、颛顼、高辛、唐尧、虞舜）、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不更换百姓来治国。实行帝道便承就帝业，实行王道便承就王业，仅仅在于当时的治理、教育而已，看看古代典籍的记载，就可以得知了。……如果说人心逐渐轻薄、欺诈、不纯朴，那么到今天应当是全部变成鬼魅了，哪里还能够教育他们呢？”封德彝等人无言答对，但内心还都不以为然。然而，太宗是个讲理的人，谁说的话有道理，他便照办。所以，他决定把德治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
贞观元年，太宗说：“我看自古以来的帝王，拿仁义治理国家的，国运长久；用刑法治理百姓的，即使能够暂时纠正弊病，国家败亡也迅速。既已见到前代帝王的往事，足可以作为借鉴。如今打算专拿仁义诚信来治理国家，希望革除近时人情轻薄虚浮的风气。”黄门侍郎王珪回答说：“天下德行仁义损伤丧亡很久了，陛下承接它留下来的弊病，发扬道德仁义，改变风气，这是万代的福分。”
贞观二年，太宗对侍臣说：“我以为国家乱离之后，世风民俗难得改变，近来看见百姓逐渐懂得廉洁，知道羞耻，官吏百姓奉公守法，盗贼日渐稀少，从而知道人没有不变的习惯，只是看国家政治是治理还是混乱罢了。因此治理国家的办法，必须是用仁义安抚，用威严诚信示范，依顺民心，废除苛繁的政令，不搞歪门邪道，那么自然会安定平静。你们应该共同进行这件事。”
贞观四年，房玄龄奏言说：“最近检查武库，看见所藏兵器远比隋代充足。”太宗说：“修整兵器防备寇贼虽然是要紧事，但是我只希望你们留心治理国家的策略，务必竭尽忠诚，使百姓安居乐业，那便是我的兵器。隋炀帝难道没有兵器？恰恰足以导致他灭亡的，正是由于他不修仁义，百姓怨恨背叛的缘故啊。要理解我的这个心意，应当以德行仁义来辅助我。”
贞观13年，太宗对侍臣说：“树林茂密鸟就栖息，水面宽阔鱼就游动，仁义积聚百姓自然归顺。人们都知道畏慎躲避灾害，不知道实行仁义灾害就不会产生。仁义的准则，应当记在心里，经常使它继续发展下去；如有片刻懈怠，离仁义就已经远了。犹如饮食供养身体，常使肚子吃饱，才能够保存生命。”王珪叩头说：“陛下能知道这些话，天下百姓太幸运了！”
贞观9年，太宗对侍臣说：“观察古代国君，推行仁义，任用贤良，就天下大治；推行暴政，任用奸邪，就失败。”
后来，唐高宗刚即位时，曾经召集宰相和弘文馆学士到中华殿，问道：“什么是王道、霸道？应当以哪一种为先呢？”令狐德棻（fēn，音芬）回答说：“王道是用仁义道德，霸道是用严刑峻法。从三王以上，都实行王道；只有秦朝用霸道，而汉朝则王道、霸道兼用；到魏、晋以下，王道、霸道都失掉了。如果要用，王道最好，但实行起来最难。”唐高宗接着问道：“如今实行的，哪些政事重要呢？”令狐德棻又回答说：“古人处理政事，心情清静，事务简单，以这两点作为根本。如今天下太平，年谷丰登，轻徭薄赋，少征兵役，这就合乎古道。为政重要的，没有超过这两点。”唐高宗点头说：“为政无为最好了。”这里，令狐德菜实际上是在向高宗传授太宗德治为政的经验。
唐太宗既认识到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刻苦学文，他就必然崇尚儒家学说。太宗贞观二年对侍臣们说：“朕现在所爱好的，只在尧、舜的准则，周公、孔子的教导，当作像鸟有翅膀，像鱼依靠水，失去它必然灭亡，不能片刻没有。”
三、修订大唐律
唐太宗李世民十分重视国家法律的修订，他认为应当以法律作为治理国家的标准。因此，法律的修订成为唐朝官员的重要工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