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无忌又进谗言于平王说：“伍奢有两个儿子，都有才干。如果不捕杀，今后将成为楚国的隐患。可以以他们的父亲伍奢为人质，将他们召来诛之。”平王派使者往告伍奢！召来二子则生，不能则死。伍奢说：“伍尚为人仁义，呼之必来；伍胥为人刚戾，能成大事，他见来后要被擒，势必不来。”平王不听，使人召二子说：“来，你父则生；不来，你父则死。”伍尚欲往，伍子胥说：“楚王召我兄弟，并非想是让我父生还，而是怕我们逃走生患，故以父亲为人质，召我们兄弟前往。我们两人一到，则父子惧死。于父何益？徒使仇恨不得报。不如奔往他国，借力以雪父亲之耻。”伍尚说：“我知道我们前去并不能保全父亲的性命，但是父亲召我，求生而不去，以后报仇又未必成功，就会让天下人耻笑。”使者见伍尚已表示服从，愿意前往，就要去逮捕伍子胥。伍子胥贯弓执矢面对使者，使者畏惧，不敢进。伍子胥遂逃往宋国。知子莫若父，伍奢早就料伍子胥不能来送死，现在又闻其逃脱，就说：“伍子胥出逃，楚国君臣从此要受刀兵之苦了。”后来的事实证明果然如此。
仁义之人伍尚来到楚国京都，楚王立即下令诛杀了伍奢和伍尚父子。此一悲剧早在伍奢和伍子胥的意料之中。
伍子胥逃到宋国，不巧宋国正发生内乱，于是伍子胥和太子建逃往郑国。郑国好吃好喝好招待，但要说派兵帮他们复仇，郑定公却不答应。这时，太子建报仇心切，竟勾结一些大臣想夺郑定公的权。但谋事不周，机密泄露，反而被郑定公砍了头。伍子胥闻讯大惊，立即与太子建的儿子胜逃往吴国。
这时，楚平王早就下令，悬赏捉拿伍子胥。而且叫画匠画了伍子胥的画像，挂在楚国各地的城门口，严令各地官吏搜查捕捉。
伍子胥带着公子胜逃出郑国后，白天躲藏，晚上逃跑。一天，伍子胥逃到吴楚两国交界的昭关(在今安徽省内)。伍子胥是“钦犯”，各地官吏谁敢掉以轻心？昭关的官吏自然也盘查得很紧，弄得伍子胥十分紧张，精神压力很大。传说伍子胥一连几夜愁得睡不着觉，连头发都愁白了。
这时伍子胥遇到了两个好心人。第一个好人是东皋公，在昭关他大胆地把伍子胥接到自己家里，而且有幸的是，东皋公有位朋友，模样有点像伍子胥。于是东皋公就让他的朋友在前边走，先去过关，守关的立即都围住了这个假伍子胥，而那个真伍子胥因为头发全白，面貌大变，乘机逃出了昭关。伍子胥出了昭关，继续他的逃亡之路。跑着跑着，前面一条大江拦住了去路。这时情况紧急，他遇到了逃亡路上的第二个好心人——一位老渔翁，他划了一条小船过来，见伍子胥情急，赶紧将他渡过江去。伍子胥感激救命之恩，立即将身上的佩剑解下，交与渔翁说：“此剑值百金，今赠与老者作个纪念。”渔翁说：“我知道，楚王为了追捕你，出了500石粮食作为悬赏，还答应给告发人封大夫爵位，我不贪图赏金与爵位，还会贪图你这佩剑吗？”伍子胥深深感动，连忙向渔翁赔礼，收了佩剑，辞别渔翁而去，来到了吴国。(时公元前522年)。
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任命孙武为大将，伍子胥为副将。兴兵6万大举攻楚，把楚军打得一败涂地。那时楚平王已死，他的儿子楚昭王逃走了。然后伍子胥留在吴国，帮助吴国建立了霸权。
但是，伍子胥一生可能“命”不好，后来他事奉吴王阖庐的儿子吴王夫差，但伍子胥一生都得不到夫差的信任。吴越相争就像后来的楚汉相争一样，吴王夫差就像西楚霸王，谋臣伍子胥就像谋士范增，项羽不听范增的谋划，夫差也不听伍子胥的谋划，最后西楚霸王和吴王夫差都兵败身亡了。而范增、伍子胥一生得不到项羽、夫差的信任，抱负不得伸展，最后两人几乎都不得善终，伍子胥最后被吴王夫差令其自裁身死，并将尸体装入皮袋，抛入大江之中！伍子胥才华横溢，谋略过人，一生郁郁不得志，常使后人惋惜。
实行新法
商鞅，卫国人，姓公孙，名鞅。后来在秦国有功，被封为商君。历史上也称他卫鞅、商鞅。他是我国古代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是战国中叶新兴地主阶级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商鞅的故乡卫国，在当时比较落后，国力软弱，不得不依附于已经初步实现了封建化的强大的魏国。商鞅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到了魏国。
着名的法家先驱者李悝、西门豹、吴起进行政治革新的实际效果和强大的政治影响，在商鞅的头脑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因此，商鞅“少好刑名之学(法家学说)”，从青年时代就对这些法家先驱者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深感兴趣，而努力学习、钻研。正是在这些法家先驱者先进思想的熏陶下，通过掌管公族事务的政治活动，孕育、形成了他的法家思想，坚定了他前进的政治方向。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下令求计强秦。商鞅决定离魏入秦，以求一展抱负。
一心图强的秦孝公，很赞成商鞅变法的新主张，他和商鞅一起分析国情、研讨措施，“语(谈论)数日不厌”。商鞅深刻的分析，精辟的见解，使秦孝公听得入神，异常高兴。于是秦孝公决定任用商鞅(先任命为“左庶长”，后又任命为“大良造”。前者，相当于他国的“卿”；后者，相当于他国的“相”)，进行变法。
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以“富国”、“利民”为目标，于公元前359年，开始进行第一次变法运动。公元前350年，又进一步进行第二次变法运动；破旧立新，全面实行新法。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是：
废除分封制，建立郡县制。“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实行中央集权，不搞国中之国。
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建立“以功授官予爵”的制度。“宗室非有军功”，“不得为属籍(不能上贵族簿册)”。“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不给予尊贵光彩)。”拿掉旧贵族的政治特权，不搞世袭。
废除“井田制”的土地制度。“开(打开)阡陌、封疆(领地的地界)，而赋税平”，破坏旧的“经界”，建立土地私有和平均负担赋税的制度。拿掉旧贵族的经济特权，解放生产力。
废止礼制，实行法治。“燔《诗》、《书》(儒家经典)，而明法令。”“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一律要严格遵守法令。搞掉旧贵族借以安身立命的护身符、救命草，给它加上一个紧箍咒。
在以上措施的基础上，大力实行“显耕、战之士”，奖励农、战的政策。对“致粟(粮食)帛(布匹)多者”，可以“复其身”(免除奴役，而取得自由身份)；“有军功者受上爵”(取得高官爵)，而不受旧的尊卑贵贱的限制。通过这一政策，来加强新兴地主阶级的经济、政治地位；壮大新兴地主阶级的阶级队伍；从而达到不断增强国家的生产能力、军事能力的最终目的。
变法运动进行10年之后，突出的效果已经显现出来了。不到20年的时间，终于使秦国“乡邑大治”，“国以(此)富强”，“诸侯畏惧”；一跃而为最强盛的大国。商鞅“更法易俗”、富国强兵的实践，胜利成功了。
面对当时新旧交替、新旧事物相争并存的社会现状，用什么做标准，采取什么方法，予以划一，进行统治呢？这在儒、法之间，是营垒分明，根本对立的。
“治国不一道，便国不法古。”这是商鞅针对儒家“遵先王之法，行先王之道”的复辟理论的当头一棒。旗帜鲜明，坚决反对复辟，反对倒退。他认为：“世事变而行道异”。治理国家的原则和方法，必须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要“适于时”。治理国家的原则，必须着眼于社会现实，看它是否符合实际，要以对国、对民是否有利为依据，“苟(如果)可以强国，不法其古，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应当“立法化俗”，彻底打破陈陈相因的局面。
“当时而立法”，“法任(用)而国治”。这是商鞅就当时社会变革中，“法令不明，其名(名义)不定”的现状，反击儒家“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复辟理论的一发炮弹，对“礼制”做了根本否定。坚持反对“礼治”，力主“法治”。商鞅认为：“仁义不足以治天下”。应该“不贵义而贵法”。“仁义道德”那一套东西，不仅根本不能治国，而且恰恰相反，正是削弱国力、腐蚀民心、最终导致危亡的祸根。所以“兴国不用”。孔老二的“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纯粹是骗人的鬼话。“法立而国治”。“法”是“为治之本”。只要“法必明，令必行”，国家就大有希望。
商鞅“立法”的主张，实质上就是要打碎已失去效能的“礼制”，承认并支持叛离“礼制”的新生事物，确立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和统治。
他认为“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首先要全力革除社会上的恶劣现象，打击那些不事农战、无益而有害于国的奴隶主贵族、大工商奴隶主以及僻附于奴隶主贵族的游说之士。“法”不迎合尊贵者，“刑无等级”差别，不论是否“有功于前”，绝对“不宥(宽容)过，不赦刑”。什么“刑不上大夫”，什么亲亲、故故、贤能、功贵都该照顾、减免的一套旧“礼法”，一概废除。
“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这是商鞅针对儒家鼓吹重“诗书”、“仁义”、“非兵”、“羞战”的谬论，提出来的一个战斗口号。商鞅认为：“有土(地)者不可以言贫，有民者不可以言弱。地诚(真正)任(用)，不患无财；民诚用，不畏强暴。”只要能尽地力，尽民力，使地力、民力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国家就一定富强。他认为：“国待农战而安”。游说之士巧取官爵的路子应该坚决堵死，要以耕战之功，“显耕战之士”，“效功而取官爵”。
从以上几个方面看，商鞅的理论思想，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符合时代要求的。这也正是商鞅变法的政治实践，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未捷身死
在变法的整个过程中，自始至终一直存在着激烈的斗争。变法还没进行，斗争已经开始；变法成功了，斗争仍然没有结束。
变法实行一年以后，旧贵族顽固派及其社会势力，开始反扑，掀起了一股攻击新法的恶风。他们唆使太子犯法，又煽动成千的人，到国都闹事。商鞅没有被这股恶风吓倒。商鞅冷静地看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他不顾冒犯太子，勇敢而果断地把太子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用了刑。
在新法实行的过程中，为维护新法的顺利执行，商鞅对破坏新法的顽固派，始终是毫不容情地进行坚决的镇压。公子虔再次犯法，又给他用了劓刑。杀了犯法的旧贵族祝欢。还进行大规模的镇压顽固势力的运动。一次在渭水岸边，就镇压了破坏新法的罪犯700多人。
许多攻击过新法、在内心里“怨毒商鞅之法甚于私仇”的顽固势力，在不利于他们的形势下，装作拥护新法，大讲新法的好处，来恭维商鞅。商鞅没有飘飘然忘乎所以，而是一眼看穿了他们的虚伪做作。他尖锐地指出：“此皆乱化之民也，”而“尽迁之于边城”。一个叫赵良的人，以关怀商鞅的安危为名，行逼商鞅下台之实，说什么“周武王听忠言直谏因而昌盛，殷纣王不让人讲话，因而灭亡。”把矛头直接指向商鞅对旧贵族的专政。攻击商鞅对旧贵族的专政，是什么“积怨蓄祸”。说什么“《诗》曰：‘得人者兴，失人者崩’”；“《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要商鞅赶快交权下台，“灌园于鄙(到边远的地方去种菜浇园子)”，不然的话，杀身之祸就会临头了。“君之危若朝露，尚欲延年益寿乎？”软硬兼施，对商鞅进行威胁、恫吓。
公元前338年，支持变法的秦孝公死了，那个违犯过新法的太子赢驷上台执政。那个曾经被商鞅两次用刑、8年闭门不出的公子虔和他的同党，登时活跃起来。蓄谋已久的杀害商鞅的计划迅速出笼了。他们以造谣中伤的卑劣手段，诬告“商鞅欲反”，赢驷下令逮捕商鞅。他们用“车裂”的酷刑，对商鞅进行了最残忍的阶级报复。同时，杀害了商鞅全家。
羞煞老夫也
故事发生在春秋末期。
那时鲁国是大夫掌权，季氏家臣相互倾轧，闹得很厉害，孔子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就到齐国。他在齐国待了三年，受到冷遇，被迫离开。孔子离开齐国时，带着弟子来到巢县。这时，孔子四十多岁，身穿布衣，大袖口，显得衣冠楚楚。
一天，孔子一行走到离县城约二十里的地方，已是红日偏西。孔子风尘仆仆，满额大汗，他抖擞精神，加快步伐赶路。弟子们紧紧跟上，没有人掉队，也不说话。他们想在日落之前赶到。
孔子在紧张赶路之际，一群牧童在大路上用乱石垒成一座城，挡住去路。孔子心急如焚，叫子路去问个明白，其余人站在路旁，有的解纽宽衣，有的擦汗吐气。子路前进几步，生气地说：“路，行人之道也。休得设置路障！”
牧童们被吓得一哄而散，其中有个牧童叫项橐，约十二三岁，站在那里，歪着脖子，两手卡腰，凝神注视着对方。他少年老成地说：“你有目无珠？此乃城池乎。”
“可恶，顽童可恶。”子路气急败坏地像要驱赶的样子，“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孔子见子路与那孩子争吵，来调解说：“有话好说，何必争吵？”
项橐面有愠色：“古往今来，只有车让城，哪有城让车。”
孔子见项橐生气，心想孩子信哄，他顺着孩子的脾气说：“有理则安，无理则危。你能讲出道理？”
项橐指指：“这难道不是城？”
孔子端详一番，赞道：“好城，好城！还有城门。”孔子急于赶路，风趣地打作揖说：“劳驾小公子，大开方便之门，让行路人过‘城’。”
项橐见孔子让步，脖子一歪，傲然一笑：“拜我为师，让你过去。”孔子无奈，自我解脱说：“三人行必有吾师。”好故作尊师之举，“吾师开恩，让我等过‘城’！”
子路指责道：“岂有此理？”
项橐不理睬子路，对孔子举止表示满意。他搬掉几块石头——城门大开。这时弟子和车夫过去，孔子最后。孔子刚过城，心中不悦，领悟到刚才被孩子耻辱一番，但又当面训斥他。瞬间，孔子又转念问道：“牧童，日落之前，我等能赶到县城否？”
项橐笑着说：“慢行，能到；快走，到不了。”
孔子摇摇头，哭笑不得。他以为项橐又在耍他，气愤地说：“加快速度！”
孔子和弟子步伐加快，车夫紧紧跟上。车夫肩负宽带，手握车柄，胸脯微微挺起，两腿蹬得起劲，小车发出叽叽咕咕的响声。他们行走不到半里路程，车轴嘎巴一声断了。车上的书物等统统倾在路旁。孔子绷着脸，一面吩咐弟子拾起书、物，一面叫车夫去借木借斧。孔子则呆呆立在路旁，思索刚才发生的一切。他想，那孩子举止言谈不凡，就“断轴”这一点，他说出“欲速则不达”的哲理。孔子对那孩子萌发出敬佩之意……
车夫穿埂过坡，来到山傍一个农户门前。这是三间茅舍，前后绿树成阴；门前大榕树下，黑犬汪汪地叫着。车夫靠近门框，向内窥视，堂屋有一香案，案前有一方桌。农家摆设，井井有条。转瞬，一位中年妇女从房内出来。她身穿粗布黑衣，显得眉清目秀。她怯生生地审视这位陌生人，并问：“公公，有何公干？”
车夫说：“借东西。”
村妇嘴里咕哝：“东西，东西，即一‘东’一‘西’；东方属‘木’——借一截木料，西方为‘金’——借一金属。”村妇转身进厨房，取来一木一斧，递给车夫。车夫暗暗吃惊，接过木、斧，立即返回，向孔子禀告。
孔子听车夫回话，也十分惊讶。孔子果断地说：“天黑之前，难以进城，我等在那户家寄宿，就地考察考察。”
不一会儿，车夫修好车轴，弟子把书、物又装上车。孔子等人向那户农家径直而来。
村妇见孔子来寄宿，满心欢喜，热情接待。村妇忙着为他们煮饭做菜。
晚霞把天空映衬在夕阳之下，现出一幅浓淡相宜的山水彩画。弟子们似乎忘掉行程的疲劳，对着这景色，有的赞不绝口，有的摇头晃脑作诗、吟赋。
这时，牧童回家，孔子和弟子见到项橐，显得尴尬。孔子正要与项橐寒暄，村妇介绍道：“吾儿项橐也。项儿，快向众师施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