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童书中外名人故事(中国儿童课外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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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章

费无忌又进谗言于平王说:“伍奢有两个儿子,都有才干。如果不捕杀,今后将成为楚国的隐患。可以以他们的父亲伍奢为人质,将他们召来诛之。”平王派使者往告伍奢!召来二子则生,不能则死。伍奢说:“伍尚为人仁义,呼之必来;伍胥为人刚戾,能成大事,他见来后要被擒,势必不来。”平王不听,使人召二子说:“来,你父则生;不来,你父则死。”伍尚欲往,伍子胥说:“楚王召我兄弟,并非想是让我父生还,而是怕我们逃走生患,故以父亲为人质,召我们兄弟前往。我们两人一到,则父子惧死。于父何益?徒使仇恨不得报。不如奔往他国,借力以雪父亲之耻。”伍尚说:“我知道我们前去并不能保全父亲的性命,但是父亲召我,求生而不去,以后报仇又未必成功,就会让天下人耻笑。”使者见伍尚已表示服从,愿意前往,就要去逮捕伍子胥。伍子胥贯弓执矢面对使者,使者畏惧,不敢进。伍子胥遂逃往宋国。知子莫若父,伍奢早就料伍子胥不能来送死,现在又闻其逃脱,就说:“伍子胥出逃,楚国君臣从此要受刀兵之苦了。”后来的事实证明果然如此。

仁义之人伍尚来到楚国京都,楚王立即下令诛杀了伍奢和伍尚父子。此一悲剧早在伍奢和伍子胥的意料之中。

伍子胥逃到宋国,不巧宋国正发生内乱,于是伍子胥和太子建逃往郑国。郑国好吃好喝好招待,但要说派兵帮他们复仇,郑定公却不答应。这时,太子建报仇心切,竟勾结一些大臣想夺郑定公的权。但谋事不周,机密泄露,反而被郑定公砍了头。伍子胥闻讯大惊,立即与太子建的儿子胜逃往吴国。

这时,楚平王早就下令,悬赏捉拿伍子胥。而且叫画匠画了伍子胥的画像,挂在楚国各地的城门口,严令各地官吏搜查捕捉。

伍子胥带着公子胜逃出郑国后,白天躲藏,晚上逃跑。一天,伍子胥逃到吴楚两国交界的昭关(在今安徽省内)。伍子胥是“钦犯”,各地官吏谁敢掉以轻心?昭关的官吏自然也盘查得很紧,弄得伍子胥十分紧张,精神压力很大。传说伍子胥一连几夜愁得睡不着觉,连头发都愁白了。

这时伍子胥遇到了两个好心人。第一个好人是东皋公,在昭关他大胆地把伍子胥接到自己家里,而且有幸的是,东皋公有位朋友,模样有点像伍子胥。于是东皋公就让他的朋友在前边走,先去过关,守关的立即都围住了这个假伍子胥,而那个真伍子胥因为头发全白,面貌大变,乘机逃出了昭关。伍子胥出了昭关,继续他的逃亡之路。跑着跑着,前面一条大江拦住了去路。这时情况紧急,他遇到了逃亡路上的第二个好心人——一位老渔翁,他划了一条小船过来,见伍子胥情急,赶紧将他渡过江去。伍子胥感激救命之恩,立即将身上的佩剑解下,交与渔翁说:“此剑值百金,今赠与老者作个纪念。”渔翁说:“我知道,楚王为了追捕你,出了500石粮食作为悬赏,还答应给告发人封大夫爵位,我不贪图赏金与爵位,还会贪图你这佩剑吗?”伍子胥深深感动,连忙向渔翁赔礼,收了佩剑,辞别渔翁而去,来到了吴国。(时公元前522年)。

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任命孙武为大将,伍子胥为副将。兴兵6万大举攻楚,把楚军打得一败涂地。那时楚平王已死,他的儿子楚昭王逃走了。然后伍子胥留在吴国,帮助吴国建立了霸权。

但是,伍子胥一生可能“命”不好,后来他事奉吴王阖庐的儿子吴王夫差,但伍子胥一生都得不到夫差的信任。吴越相争就像后来的楚汉相争一样,吴王夫差就像西楚霸王,谋臣伍子胥就像谋士范增,项羽不听范增的谋划,夫差也不听伍子胥的谋划,最后西楚霸王和吴王夫差都兵败身亡了。而范增、伍子胥一生得不到项羽、夫差的信任,抱负不得伸展,最后两人几乎都不得善终,伍子胥最后被吴王夫差令其自裁身死,并将尸体装入皮袋,抛入大江之中!伍子胥才华横溢,谋略过人,一生郁郁不得志,常使后人惋惜。

实行新法

商鞅,卫国人,姓公孙,名鞅。后来在秦国有功,被封为商君。历史上也称他卫鞅、商鞅。他是我国古代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是战国中叶新兴地主阶级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商鞅的故乡卫国,在当时比较落后,国力软弱,不得不依附于已经初步实现了封建化的强大的魏国。商鞅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到了魏国。

着名的法家先驱者李悝、西门豹、吴起进行政治革新的实际效果和强大的政治影响,在商鞅的头脑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因此,商鞅“少好刑名之学(法家学说)”,从青年时代就对这些法家先驱者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深感兴趣,而努力学习、钻研。正是在这些法家先驱者先进思想的熏陶下,通过掌管公族事务的政治活动,孕育、形成了他的法家思想,坚定了他前进的政治方向。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下令求计强秦。商鞅决定离魏入秦,以求一展抱负。

一心图强的秦孝公,很赞成商鞅变法的新主张,他和商鞅一起分析国情、研讨措施,“语(谈论)数日不厌”。商鞅深刻的分析,精辟的见解,使秦孝公听得入神,异常高兴。于是秦孝公决定任用商鞅(先任命为“左庶长”,后又任命为“大良造”。前者,相当于他国的“卿”;后者,相当于他国的“相”),进行变法。

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以“富国”、“利民”为目标,于公元前359年,开始进行第一次变法运动。公元前350年,又进一步进行第二次变法运动;破旧立新,全面实行新法。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是:

废除分封制,建立郡县制。“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实行中央集权,不搞国中之国。

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建立“以功授官予爵”的制度。“宗室非有军功”,“不得为属籍(不能上贵族簿册)”。“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不给予尊贵光彩)。”拿掉旧贵族的政治特权,不搞世袭。

废除“井田制”的土地制度。“开(打开)阡陌、封疆(领地的地界),而赋税平”,破坏旧的“经界”,建立土地私有和平均负担赋税的制度。拿掉旧贵族的经济特权,解放生产力。

废止礼制,实行法治。“燔《诗》、《书》(儒家经典),而明法令。”“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一律要严格遵守法令。搞掉旧贵族借以安身立命的护身符、救命草,给它加上一个紧箍咒。

在以上措施的基础上,大力实行“显耕、战之士”,奖励农、战的政策。对“致粟(粮食)帛(布匹)多者”,可以“复其身”(免除奴役,而取得自由身份);“有军功者受上爵”(取得高官爵),而不受旧的尊卑贵贱的限制。通过这一政策,来加强新兴地主阶级的经济、政治地位;壮大新兴地主阶级的阶级队伍;从而达到不断增强国家的生产能力、军事能力的最终目的。

变法运动进行10年之后,突出的效果已经显现出来了。不到20年的时间,终于使秦国“乡邑大治”,“国以(此)富强”,“诸侯畏惧”;一跃而为最强盛的大国。商鞅“更法易俗”、富国强兵的实践,胜利成功了。

面对当时新旧交替、新旧事物相争并存的社会现状,用什么做标准,采取什么方法,予以划一,进行统治呢?这在儒、法之间,是营垒分明,根本对立的。

“治国不一道,便国不法古。”这是商鞅针对儒家“遵先王之法,行先王之道”的复辟理论的当头一棒。旗帜鲜明,坚决反对复辟,反对倒退。他认为:“世事变而行道异”。治理国家的原则和方法,必须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要“适于时”。治理国家的原则,必须着眼于社会现实,看它是否符合实际,要以对国、对民是否有利为依据,“苟(如果)可以强国,不法其古,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应当“立法化俗”,彻底打破陈陈相因的局面。

“当时而立法”,“法任(用)而国治”。这是商鞅就当时社会变革中,“法令不明,其名(名义)不定”的现状,反击儒家“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复辟理论的一发炮弹,对“礼制”做了根本否定。坚持反对“礼治”,力主“法治”。商鞅认为:“仁义不足以治天下”。应该“不贵义而贵法”。“仁义道德”那一套东西,不仅根本不能治国,而且恰恰相反,正是削弱国力、腐蚀民心、最终导致危亡的祸根。所以“兴国不用”。孔老二的“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纯粹是骗人的鬼话。“法立而国治”。“法”是“为治之本”。只要“法必明,令必行”,国家就大有希望。

商鞅“立法”的主张,实质上就是要打碎已失去效能的“礼制”,承认并支持叛离“礼制”的新生事物,确立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和统治。

他认为“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首先要全力革除社会上的恶劣现象,打击那些不事农战、无益而有害于国的奴隶主贵族、大工商奴隶主以及僻附于奴隶主贵族的游说之士。“法”不迎合尊贵者,“刑无等级”差别,不论是否“有功于前”,绝对“不宥(宽容)过,不赦刑”。什么“刑不上大夫”,什么亲亲、故故、贤能、功贵都该照顾、减免的一套旧“礼法”,一概废除。

“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这是商鞅针对儒家鼓吹重“诗书”、“仁义”、“非兵”、“羞战”的谬论,提出来的一个战斗口号。商鞅认为:“有土(地)者不可以言贫,有民者不可以言弱。地诚(真正)任(用),不患无财;民诚用,不畏强暴。”只要能尽地力,尽民力,使地力、民力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国家就一定富强。他认为:“国待农战而安”。游说之士巧取官爵的路子应该坚决堵死,要以耕战之功,“显耕战之士”,“效功而取官爵”。

从以上几个方面看,商鞅的理论思想,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符合时代要求的。这也正是商鞅变法的政治实践,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未捷身死

在变法的整个过程中,自始至终一直存在着激烈的斗争。变法还没进行,斗争已经开始;变法成功了,斗争仍然没有结束。

变法实行一年以后,旧贵族顽固派及其社会势力,开始反扑,掀起了一股攻击新法的恶风。他们唆使太子犯法,又煽动成千的人,到国都闹事。商鞅没有被这股恶风吓倒。商鞅冷静地看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他不顾冒犯太子,勇敢而果断地把太子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用了刑。

在新法实行的过程中,为维护新法的顺利执行,商鞅对破坏新法的顽固派,始终是毫不容情地进行坚决的镇压。公子虔再次犯法,又给他用了劓刑。杀了犯法的旧贵族祝欢。还进行大规模的镇压顽固势力的运动。一次在渭水岸边,就镇压了破坏新法的罪犯700多人。

许多攻击过新法、在内心里“怨毒商鞅之法甚于私仇”的顽固势力,在不利于他们的形势下,装作拥护新法,大讲新法的好处,来恭维商鞅。商鞅没有飘飘然忘乎所以,而是一眼看穿了他们的虚伪做作。他尖锐地指出:“此皆乱化之民也,”而“尽迁之于边城”。一个叫赵良的人,以关怀商鞅的安危为名,行逼商鞅下台之实,说什么“周武王听忠言直谏因而昌盛,殷纣王不让人讲话,因而灭亡。”把矛头直接指向商鞅对旧贵族的专政。攻击商鞅对旧贵族的专政,是什么“积怨蓄祸”。说什么“《诗》曰:‘得人者兴,失人者崩’”;“《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要商鞅赶快交权下台,“灌园于鄙(到边远的地方去种菜浇园子)”,不然的话,杀身之祸就会临头了。“君之危若朝露,尚欲延年益寿乎?”软硬兼施,对商鞅进行威胁、恫吓。

公元前338年,支持变法的秦孝公死了,那个违犯过新法的太子赢驷上台执政。那个曾经被商鞅两次用刑、8年闭门不出的公子虔和他的同党,登时活跃起来。蓄谋已久的杀害商鞅的计划迅速出笼了。他们以造谣中伤的卑劣手段,诬告“商鞅欲反”,赢驷下令逮捕商鞅。他们用“车裂”的酷刑,对商鞅进行了最残忍的阶级报复。同时,杀害了商鞅全家。

羞煞老夫也

故事发生在春秋末期。

那时鲁国是大夫掌权,季氏家臣相互倾轧,闹得很厉害,孔子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就到齐国。他在齐国待了三年,受到冷遇,被迫离开。孔子离开齐国时,带着弟子来到巢县。这时,孔子四十多岁,身穿布衣,大袖口,显得衣冠楚楚。

一天,孔子一行走到离县城约二十里的地方,已是红日偏西。孔子风尘仆仆,满额大汗,他抖擞精神,加快步伐赶路。弟子们紧紧跟上,没有人掉队,也不说话。他们想在日落之前赶到。

孔子在紧张赶路之际,一群牧童在大路上用乱石垒成一座城,挡住去路。孔子心急如焚,叫子路去问个明白,其余人站在路旁,有的解纽宽衣,有的擦汗吐气。子路前进几步,生气地说:“路,行人之道也。休得设置路障!”

牧童们被吓得一哄而散,其中有个牧童叫项橐,约十二三岁,站在那里,歪着脖子,两手卡腰,凝神注视着对方。他少年老成地说:“你有目无珠?此乃城池乎。”

“可恶,顽童可恶。”子路气急败坏地像要驱赶的样子,“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孔子见子路与那孩子争吵,来调解说:“有话好说,何必争吵?”

项橐面有愠色:“古往今来,只有车让城,哪有城让车。”

孔子见项橐生气,心想孩子信哄,他顺着孩子的脾气说:“有理则安,无理则危。你能讲出道理?”

项橐指指:“这难道不是城?”

孔子端详一番,赞道:“好城,好城!还有城门。”孔子急于赶路,风趣地打作揖说:“劳驾小公子,大开方便之门,让行路人过‘城’。”

项橐见孔子让步,脖子一歪,傲然一笑:“拜我为师,让你过去。”孔子无奈,自我解脱说:“三人行必有吾师。”好故作尊师之举,“吾师开恩,让我等过‘城’!”

子路指责道:“岂有此理?”

项橐不理睬子路,对孔子举止表示满意。他搬掉几块石头——城门大开。这时弟子和车夫过去,孔子最后。孔子刚过城,心中不悦,领悟到刚才被孩子耻辱一番,但又当面训斥他。瞬间,孔子又转念问道:“牧童,日落之前,我等能赶到县城否?”

项橐笑着说:“慢行,能到;快走,到不了。”

孔子摇摇头,哭笑不得。他以为项橐又在耍他,气愤地说:“加快速度!”

孔子和弟子步伐加快,车夫紧紧跟上。车夫肩负宽带,手握车柄,胸脯微微挺起,两腿蹬得起劲,小车发出叽叽咕咕的响声。他们行走不到半里路程,车轴嘎巴一声断了。车上的书物等统统倾在路旁。孔子绷着脸,一面吩咐弟子拾起书、物,一面叫车夫去借木借斧。孔子则呆呆立在路旁,思索刚才发生的一切。他想,那孩子举止言谈不凡,就“断轴”这一点,他说出“欲速则不达”的哲理。孔子对那孩子萌发出敬佩之意……

车夫穿埂过坡,来到山傍一个农户门前。这是三间茅舍,前后绿树成阴;门前大榕树下,黑犬汪汪地叫着。车夫靠近门框,向内窥视,堂屋有一香案,案前有一方桌。农家摆设,井井有条。转瞬,一位中年妇女从房内出来。她身穿粗布黑衣,显得眉清目秀。她怯生生地审视这位陌生人,并问:“公公,有何公干?”

车夫说:“借东西。”

村妇嘴里咕哝:“东西,东西,即一‘东’一‘西’;东方属‘木’——借一截木料,西方为‘金’——借一金属。”村妇转身进厨房,取来一木一斧,递给车夫。车夫暗暗吃惊,接过木、斧,立即返回,向孔子禀告。

孔子听车夫回话,也十分惊讶。孔子果断地说:“天黑之前,难以进城,我等在那户家寄宿,就地考察考察。”

不一会儿,车夫修好车轴,弟子把书、物又装上车。孔子等人向那户农家径直而来。

村妇见孔子来寄宿,满心欢喜,热情接待。村妇忙着为他们煮饭做菜。

晚霞把天空映衬在夕阳之下,现出一幅浓淡相宜的山水彩画。弟子们似乎忘掉行程的疲劳,对着这景色,有的赞不绝口,有的摇头晃脑作诗、吟赋。

这时,牧童回家,孔子和弟子见到项橐,显得尴尬。孔子正要与项橐寒暄,村妇介绍道:“吾儿项橐也。项儿,快向众师施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