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我国伟大的爱国诗人，文学家。他学识渊博，天资极高，诗文书画皆精，然而，一生仕途坎坷，既有殿堂之上的纵横捭阖，也有贬谪天涯的人生无常。苏轼青年的意气风发，中年的愈挫愈勇，老年的达观淡泊，堪称空前绝后的一代奇才。
科举应试，风华初露
苏轼6时进学堂，因为聪明伶俐，他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8岁到10岁间，他父亲进京赶考，落榜后也不回家，而是去四处游历，于是，苏轼的母亲程氏在家担负起教导他的责任。小苏轼听到古往今来成败兴衰的历史故事，总是能概括地说出它们的要点。
苏轼生于宋仁宗景佑三年，死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苏轼死后二十五年，华北被金人攻占，北宋灭亡。苏轼在北宋五位皇帝手下做过官，他的才气被每一位皇帝称赞，可每一位皇帝都没有好好地任用过他。
苏轼的故乡在四川省眉山镇。眉山附近，有佛教胜地峨嵋山，有雄伟壮观的乐山大佛，还有浩荡长江的支流——岷江。眉山山川秀丽，地杰人灵，至今这里的人们还会骄傲地对远方来客提起苏家——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文学世家，以“三苏”并称。一个杰出的父亲（苏洵）养育了两个杰出的儿子（苏轼、苏辙），父子三人都名列“唐宋八大家”。
苏轼出生时，他父亲苏洵已经27岁。苏洵20岁时有过一个儿子，后来夭折了，所以苏轼成为家中的长男，他的生日是12月29日。
一次，他母亲教他《后汉书》中的文章《范滂传》，范滂是后汉时的一位青年文人。后汉由于治理不当，政权落入宦官手中，以致全国贪污、贿赂、敛财和滥捕盛行，正直忠贞的学者们一再进谏，却因地方官都是宦官的门人和手下，招来一再的审讯。后来，许多文人被杀害，范滂就是其中之一。范滂临死前与母亲诀别，其母深明大义，范滂终于从容赴死。读完这篇书，小苏轼说：“我如果做范滂，母亲能允许吗？”他母亲说：“你能够做范滂，我反而不能做范滂母亲吗？”简短的对话中，苏轼的志向与苏轼母亲的正直可见一斑。
到11岁，苏轼开始大量阅读经书、史书、诗篇和选文，为进京赶考作准备。这期间，他的父亲也回来了。苏洵按照传统的方法教育儿子，经常让苏轼兄弟二人背诵古文给他听。当两个小孩子站在父亲面前背书时，他们都没想到，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三苏”，不久之后就将让历史永远记下他们的名字了：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他的弟弟苏辙，字子由，晚年自号“颍滨遗老”；他们的父亲苏洵，字明允，诗号老泉。
在苏轼一生中，和他最亲近的就是他弟弟子由。兄弟之间的友爱和坎坷中所表现的忠诚是他一生中最常歌颂的主题。他们悲哀中互相安慰，灾难中互相帮助，常常梦见彼此，也常写诗互赠。他们既是兄弟，又是师徒，更是朋友。苏轼在一首诗里说：“我少知子由，天资和且清。岂独为吾弟，更是贤友生。”苏辙则在苏轼的墓志铭中写道：“我初从公，赖以有知。抚我则兄，诲我则师。”千百年来为人们反复吟唱，每到月圆之夜总会有人念起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首词，也是苏轼兄弟情深的明证。
苏辙比苏轼冷静，二人为官后，苏辙常给他哥哥一些忠告。也许因为他不固执，也许因为他的文名与才名不如哥哥，政敌们觉得他不那么危险，所以苏辙虽然与苏轼政见相同，整个政治生涯也同起同落，可苏辙的官位始终比苏轼高。
苏轼还有一个姐姐，有关她的资料几乎没有，倒是中国民间的传奇都认定苏轼有一位充满才气的妹妹。传说认为她也是诗人，嫁给了名诗人兼苏轼的门生，另一位诗人秦少游。民间还盛传她新婚之夜考新郎，让他对对子，结果使新郎几乎一夜没能进入新房的故事；另外还有许多兄妹二人联对、互相开玩笑的故事。不过，人们找不出苏轼的妹妹存在的根据——苏轼兄弟的几百封书简和记载中经常提到秦少游，但都不存在联姻的迹象，当时学者所写的十余本传略中也不曾提到苏轼有位妹妹。再加上秦少游二十九岁时才初见苏轼，且不说当时他早已婚配，那时苏轼的妹妹算来也应有四十岁，二人怎么可能结亲呢？这众多的传说，该算是苏轼人格魅力的另一种体现吧。
仁宗嘉佑元年五月，三苏抵达京城，在京城住了几个月之后，嘉佑二年，苏轼兄弟参加礼部考试。当时主考官是欧阳修。参加考试是读书人一生最重大的时刻，充满了兴奋、渴望和患得患失的心情，多年的寒窗苦读就要见出成果了。应考人必须半夜起床，天亮就到皇宫，自备冷饭干粮，要到考完才能出来。考试进行中他们分别被关在隔开的小屋里，有宫中卫士看守。当局有一套严防贿赂或循私的制度，应考人的试卷都由书记重抄一遍，再交给考官，以免主考官看出笔迹。重抄的卷子不写姓名，另记在档案里。然后考官入禁宫中，不准和外面的人接触，通常从一月底关到三月初，把试卷批好呈给皇帝看。应考人先考历史或策论，第二回再考古文，待成绩揭晓，得中的人必须在皇帝监督下考诗赋和策问。
当时科举应试的文章中，割裂文辞、追求怪异的流弊占了上风，主考官欧阳修正思考用怎样的方法来挽救文风，看到苏轼的《刑赏忠厚论》，十分惊喜，想把这位考生选为第一名，可他怀疑这文章是他的门客曾巩写的，为了避嫌，他把文章放在第二名；后来苏轼又凭《春秋》对义得居第一；殿试他中了乙科。嘉佑二年（1057年）四月十四日，年方二十的苏轼被点为进士，得到这个荣誉就表示他立刻变成全国一流的学者了。
按照惯例，考试结束后苏轼写了名帖去拜见欧阳修，感激他的知遇之恩。欧阳修对同事梅圣俞说：“读苏轼的信，我欢喜之极，我应当设法退隐，给这个青年人出人头地的机会。”须知欧阳修是当时的文学权威，他的一句褒贬就可以造就或毁灭一个文人。有位作家曾说，文士不怕刑罚，不爱晋升，也不贪生怕死，只怕欧阳修的意见。不难想见，欧阳修上面那句话一出，京师必然一片哗然，大多数人都表示不服，不过，慢慢地，他们都信服了。据说欧阳修还曾对儿子说过：“记住我的话，三十年后没有人会谈起我。”他的这个预言果然实现了，苏轼死后十年没有人提欧阳修，人人都在谈论苏轼，偷读他被禁的作品。
苏轼正要开始做官，他母亲去世了，他必须回家守丧。苏轼的姐姐几年前就死了，家里的男人都出去应考，母亲和两个媳妇留在家中，她临死前还没有听到京师的好消息。待父子三人匆匆赶回家，发现房子乱七八糟，篱笆倒塌，屋顶漏雨，“如逃亡之家”。
守丧期满，苏洵决定举家迁往京都，一家人由长江顺流而下，于嘉佑五年（1060年）二月抵达京都。
一路上，他们饱览了长江三峡的壮丽景色，苏轼兄弟沿途写了百首诗，都收在“南行”集里。
在京定居以后，苏轼兄弟又通过两次考试，一次考京师各部的任务，另一次更重要，考“制策”，公开批评朝政。仁宗皇帝求才若渴，下令举办这个特殊的考试，以鼓励公开批评的精神，一切文人都可以靠各部推荐或提出作品而报名。两兄弟在欧阳修推荐下报名，通过考试，苏轼的制策列入三等。从宋初以来，制策能列入三等的只有两人，苏轼即是其一，另一个人是吴育。苏轼还提出二十五篇史论，其中几篇至今仍是学校爱选的范文。后来仁宗皇后告诉别人，仁宗皇帝看过苏试兄弟的文章后，曾高兴地说：“今日为子孙得二相才。”
此时的苏轼，年龄刚二十出头，夫妇恩爱，初为人父，学术和写作声誉一天天提高，诗文受到广泛的喜爱，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了。他愉快、冲动、野心勃勃，随时准备着去施展自己的报负，用思想与行动去报效朝廷、造福百姓。
步入仕途，声名鹊起
嘉佑六年底，苏轼被任命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今属陕西）判官，有权签署报告和送往朝廷的通讯。
凤翔因为和甘肃南边的强邻西夏纠纷迭起，人力缺乏，民穷财尽。苏轼的职务没有太多工作，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此地为民求雨的事：有一年凤翔一带久不降雨，农民面临着收成不保的局面，苏轼与太守决定替百姓求雨。苏轼献上祈雨文，数以千计的人赶来共同祈祷，结果，果然接连下了几天大雨，缓解了旱情。苏轼非常高兴，为了纪念，他将官舍后面的亭子命名为“喜雨亭”，还写了一篇碑记。后来，苏轼在其他各地做官时，多次带领百姓去求雨，他每次求雨所做的祈文，都收在他的“全集”里。
仁宗皇帝嘉佑八年去世，新皇帝是英宗。英宗在治平元年免去苏轼的前职。他因为久闻苏轼大名，打算破例升他为翰林，担任替皇帝起草诏书的文书工作。当时的宰相韩琦说：“苏轼之才，是大器之才，以后自然被天下重用。重要的是朝廷要培养他，使天下的读书人没有一个不敬畏、羡慕、心服他，然后才选取他、任用他，那么就不会有人持不同的意见了。如果现在就骤然重用他，那么天下的读书人未必以为这是对的，皇上这样做，反而会连累他。”英宗说：“那么就给他一个修注怎么样？”韩琦说：“记注和制诰是相近的工作，不可贸然任命。不如在馆阁中选择一个能够接近皇上的贴职给他，而且请皇上先召他来面试一下。”英宗说：“我们不知道一个人的真才实学，才需要考试。何必考苏轼呢？”但韩琦仍然坚持，于是考苏轼二论，他又列入第三等，可以任职史馆。苏轼听到韩琦的这些话后，说：“韩公真可说是用德来爱护人才了。”史馆的官吏轮流在皇家图书馆工作，苏轼有机会看到皇家收藏的珍本、手稿和名画，心里很高兴。
治平二年五月，苏轼的妻子王弗去世，年方二十六岁。她给苏轼留下了一个六岁的儿子苏迈。王弗对苏轼温柔贤惠，俩人恩爱情深，她的去世，对苏轼精神上是一次很大的打击。王弗死后十年，一夜，苏轼又梦到爱妻，醒转后满怀愁绪，写下这首千古传诵的悼亡词。
苏轼兄弟辞官返回眉山，埋葬了王弗和苏洵后，他们又要为父亲守服二十七个月。
丧期届满，苏轼再婚，他的第二任太太是王弗的堂妹王闰之。
这期间神宗即位。
神宗熙宁二年，苏轼兄弟重返京师，从此卷入政治风暴之中。
苏轼于熙宁二年重返朝廷时，王安石正做宰相。王安石平时就讨厌苏轼政见和自己不同，于是就让苏轼判官告院。熙宁四年，王安石想改变科举、兴建学校，诏两制、三馆讨论。苏轼上书议论说：
求得人才的途径，在于了解人才；了解人才的办法，在于求其实。假如国君和宰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求实之政，那么胥史皂隶中未尝没有人才，何况在学校和贡举中呢？即使沿袭目前的做法，我认为人才仍会有余。假如国君和宰相不了解人，朝廷不去求实，那么即使在公卿侍从之中也常常会担心没有人才，何况在学校和贡举中呢？即使恢复了古代的学校制度，我认为人才还是会不足的。时代有好或坏，事物有废和兴，当时代安定，即使暴君也不能废毁它，等到它已是倾颓的时候，就是圣人也无法恢复它。所以风俗变化了，法律和制度也要跟着变。就像大江大河的改道，要勉强它恢复原来的样子，是很难的。
庆历年间本来曾经建立过学校，但是到了今天，只有空名还存在着。现在要改变今天的礼制，变更今天的风俗，又要征发民力来整修官室，聚敛百姓的财富来供养那些游士。百里之内设置官府建立军队，狱讼在那里治理，军务在那里谋划，又要精简那些不受统领的官员，把他们摒弃到远方，那不是人为地制造纷乱，给天下人民造成苦难吗？如果没有多大的改革而又希望对时代有益，那么和庆历年间的建立学校又有什么不同呢？所以我认为今天的学校，尤其应该沿用过去的制度，让先王所创的旧业，不至于在我们这一代被废弃就够了。至于贡举这种办法，已经施行百年了，国家的治乱盛衰，原因并不是因为贡举。皇上看祖宗的时代，贡举这办法，和今天相比究竟是哪个好？言语和文章，和今天相比究竟哪个优？得到的人才，和今天相比究竟哪个多？天下的事情，和今天相比究竟谁会办？比较了这四件事的长短，就可以对议论作出决定了。
“现在想改变的不过是几桩小事：有人说乡举应该以德行为本而略去文辞；有人说应该专取策论而免去诗赋；有人却希望兼采名誉声望而废除糊名弥封的考试办法；有人则希望经生不考帖经而考大义，这些都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的论调啊。希望皇上能注意长远的、大的事情，而小小的变法又何必去干预呢？我还有一个经常挂在心上的私忧，也许只是错误的想法，但还是想对皇上陈说：关于性命的学说，从子贡开始都没有听到过夫子的阐释，而今天的学者，却偏偏把不谈性命看成可耻的事。读他们的文章，感到大而无当而难以穷尽；看他们的样子，似乎超然物外无所黏着而不可留取，这难道算是真有才能吗？原来那些只有中等资质的人，却偏偏在那里安于放任，乐于荒诞罢了。皇上又为什么要用他们呢？”
苏轼将奏议呈上，神宗醒悟了，说：“我原来就怀疑这个改革，读了苏轼的奏议，思想就完全清楚了。”神宗当天就召见了苏轼，问：“目前朝廷政事、法令的得与失都有些什么呢？你只管告诉我，即使是我的错，也请你明言。”苏轼回答道：“皇上有生来就明理的天性。治国之道，不怕不明，不怕不勤，不怕不果断，就只怕求治心太急，听的意见太泛，进用的人才过快过多。希望皇上能用安静来镇住急躁，静等着变化的自然到来。然后适应它就是了。”神宗恍然大悟，心有余悸地说：“你这几句话，我应该牢牢记住，好好思量。你在馆阁工作，希望能替我好好考虑治乱的措施，不要有什么隐瞒。”苏轼退出后，就把神宗的话告诉了其他同事。王安石心里十分不快，就想了个办法，让苏轼任开封府推官，打算让繁忙的政事束缚住苏轼。谁知苏轼处理政务果断、精确、敏捷，结果王安石此举反而让苏轼的名声传播得更快更远了。
修筑长堤，兴建黄楼
就连苏轼这样的天才，也是“人生四十才开始”，如今苏轼进入徐州时期，也就是“黄楼”时期。苏轼突然找到了自己，他第一次变成实干的人物，忙着做事、建筑、参加公众活动，从此一生建树颇多。他担任杭州通判无法办大事；在密州虽任太守，但因密州偏远贫穷，也没有机会一展其才；后来他被迫短期退休，进入政治晦暗期；接着就出现了完美、圆整、成熟、活跃而忠贞的苏东坡，他幽默练达，是百姓的朋友和斗士，有着一个伟大的灵魂，不过苏轼被捕谪居之前，徐州太守的政绩已证明他是实干的人物，也是能干的办事人才。
熙宁九年年底，苏轼奉诏离开密州，被派往山西西南端的河中府任职，次年一月他由济南进京，他弟弟一家就住在济南。苏辙当时不在家，风传政事将有大变迁，此时王安石同党已先后垮台，王安石复出又垮，谁也不知道下一步将有什么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