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有永定河，永定河上有卢沟桥，卢沟桥长六百米，两边石栏上，刻了几百个小狮子，每只都不一样。唯一一样的是：每只小狮子都七百五十岁，每只都看了七百五十年代人世兴亡。
卢沟桥完成后七百五十年7月7号的深夜，日本侵略者打上了桥头，中国忍耐久了、忍耐够了，非得大干一场了。
蒋委员长在卢沟桥事变后第九天，举行了“庐山谈话会”，召集各界名流，共商国是。他在谈话会一开始就表示：
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北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南京又何不可以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逼不得已的办法……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外交方法来求得卢事的解决。
这篇谈话过后第三天［二十六年（1937）7月19日］，全文正式公布。同一天，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回到日本，在神户发表谈话，说中国政府对卢沟桥事变，坚持“不扩大”与“外交解决”两大方针，这表示了，“在和平根本绝望前一秒钟”，中国“还是希望和平的”。
所以，从严格的时间上算，7月7日，只是北方将士在卢沟桥抗日，是北方将士用流血造成事实上的一个明确起点。有人以为中国政府从这时候向日本宣战，是完全不了解内情的。中国政府向日本宣战，乃远在四年以后，时间是三十年（1941）12月9日，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第二天，中国打了四年仗，到这一天，才宣布：“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中国为酷爱和平之民族，过去四年余之神圣抗战，原期侵略者之日本于遭受实际之惩创后终能反省。在此时期，各友邦亦极端忍耐，冀其悔祸。”“不料残暴成性之日本执迷不悟”，最后才“兹特正式对日宣战”。
哪有先生不说话？
二十六年（1937）7月16日开始的庐山谈话会，以文化界人士“慷慨陈词”为主。七七事变第三天，北方文化界名流胡适到了南京，7月11日到了庐山。谈话会共有一百五十八人参加，第一期谈了四天半（7月16日到7月20日上午）。四天半中，胡适说了很多话。胡健中在场，送了他本家宗兄一首诗：
溽暑匡庐胜会开，
八方名士溯江来。
吾家博士真堪道，
慷慨陈词又一回。
提倡白话文的胡适，感到这首来诗不够白话，乃用纯白话回答如下：
哪有猫儿不叫春？
哪有蝉儿不鸣夏？
哪有虾蟆不夜鸣？
哪有先生不说话？
胡适是以说话为职业的人，在谈话会以前，他与政府的关系，本就因为话说得太多，有过不愉快。这次国难当头，政府反倒请他来说，他自然也就“胡说”不已。
7月20日以后的局势，开始密锣紧鼓。21日，桂系人物联名拥护蒋委员长庐山谈话；22日，日本机械化部队秘密开进华北；23日，上海日侨回国，中共宣言支持蒋委员长庐山谈话；24日，上海日军借口有人失踪，布岗闸北；25日，蒋委员长接见美国大使，告诉他“东亚局势已入最后关头”；26日，北方将士佟麟阁等一千六百人战死。27日，胡适在日记里写道：
精卫先生约第二期谈话会的一部分人聚餐，在聚餐之前有两点钟的谈话，我亦在被邀之列，今天谈的是对日外交问题。精卫宣读中央寄来的一个长文件，叙述二十四年（1935）5月至7月9日的几次军事谅解——即所谓“何梅协定”的历史。我极力劝他请中央发表此件。
华北消息大恶。
消息大恶的情形是：日本已经攻占了张家口，并且轰炸廊坊。天津日本领事向宋哲元将军致最后通牒，要求国军撤退。
28日，胡适日记续写：
早起下山。
在九江遇着陈布雷（上山）及张岳军、曾仲鸣、顾一樵（上山），谈时局。
今日消息骤变。宋哲元态度忽变，通电抗敌。
是日北方传来消息更奇怪，我军夺回丰台、廊坊、通县。傍晚南京人民有放鞭炮庆祝战捷的！
到了29日，才知道真相是：
早起始知北京事骤变，宋哲元全部退出，北平事交给张自忠维持。昨日南、北、西苑俱惨败！
到美国大使馆赴Johnson约谈。
到华寅生家吃午饭，见着Michon。
下午美大使馆参赞Peck来。
友人来谈者甚多。
与慰慈、驭万、蒋、梅诸位到Galf club小坐，到老万全吃饭。
这一天，北方将士赵登禹等战死。日本兵舰炮轰塘沽，并用飞机和大炮，摧毁了南开大学。南开大学的被毁，象征了日本向中国文化界点名宣战。
傅斯年要绝交
胡适南来参加庐山谈话会，他的心情，是未尝不主战的。七七以后第五天，他在《独立评论》的“编辑后记”里，表示对“卢案”的意见：
此事开展到什么程度，我们不得而知。在此际我们只愿表明我们的态度与决心：我们必须抵抗，如地方当局所表示，敌方再不速停射击，我们唯有准备大牺牲！并且我希望无论作战与交涉，全要听命于中央！
再过了六天，7月18号，他在“编辑后记”里进一步重申：
卢沟桥事件很少可以无条件地当为地方事件解决的可能，我们须有大规模的准备。这次我们不能有所割让，如此则又回到两年前的局面了，那还了得！
看了胡适这种“必须抵抗”“不能有所割让”的言论，我们若比照他几年来的“不主战”态度，发现颇有研究的价值。
胡适为人，理智而冷静，温源宁在《文人画像》里描绘：“在他呵呵的笑声中，及他坦白的眼光中，我们看不见他的灵魂深处。他不像志摩，不会有沉痛的悲哀与热狂的情绪。”胡适这种性格，远在他青年留美时候，就定型了。他那时候，就提倡“理智的爱国主义”。日本在1915年，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的时候，留美学生就纷纷主战，“对日作战！必要的话，就战至亡国灭种！”胡适忍不住站出来，劝告这些未经深思熟虑的隔海主战派。他说：“你们说中国有’百万雄师‘，百万雄师在哪儿？中国能战的部队只有十二万，装备还不行，海军只有一条排水量四千三百吨的三级巡洋舰，拿什么同日本打？打仗要讲实力，用只手挽狂澜，算不得勇敢：以卵击石，更不算英雄，若有人真要逞一时之快，把国家带到比利时亡国的覆辙，这种人，不但错爱了国，并且还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胡适的理智的爱国主义，在当时被朋友臭骂，骂做“汉奸”。但胡适是“哪有先生不说话”的，他在举国滔滔的时候独持异议，并且冷静地苦口婆心地表达出异议，不论内容对不对，基本上，却是一种心智真诚，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勇。
胡适回国以后，中国、日本的和战问题，一直在山重水复中演变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局面愈来愈恶化，胡适、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等创办《独立评论》，希望书生论政，“在那个无可如何的局势里，认为还可以为国家尽一点点力。”
《独立评论》的特色之一是，创办人“并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所以尽管有激烈的辩争，我们总觉得这种讨论是有益的。”
开场白固然说得很好，实行起来，倒也颇不容易。“激烈的辩争”引起多次的对立：武力统一问题上，胡适与蒋廷黻对立；民主独裁问题上，胡适与丁文江对立；对日和战问题上，胡适与傅斯年对立。对日本，傅斯年主张宁为玉碎主义，但胡适力持慎重。二十二年（1933）“塘沽协定”，傅斯年极表反对，胡适却认为“1871年法国割地两省给普鲁士，过了四十八年，才收回失地”。“国家的生命是千年万年的生命”，“我们也许应该准备等候四十八年，在一个国家的千万年生命上，四五年或四五十年算得什么？”
不料胡适的持重，惹火了他的学生傅斯年，傅斯年吵着绝交，要退出独立评论社！胡适很感意外。于是丁文江出来，写长信劝傅大炮，才算稳住师生之情。
理智的爱国主义
胡适的理智而冷静性格，形成了他做人做事做文章的基础，他认为大丈夫的条件，除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外，还得加上一条——“时髦不能动”。光赶时髦是不成的，要先通得过自己理智而冷静的判断才成，得先通过自己内心这一关：
我们不说时髦话，不唱时髦的调子，只要人撇开成见，看看事实，因为我们深信只有事实能给我们真理，只有真理能使我们独立。
当他听说江南“那一带有些人喜欢看独立评论，最大的原因是他不唱高调”的时候，他解释：
其实“高调”和“低调”都不是确当的名词。在我们的眼里，有许多所谓“高调”都只是献媚于无知群众的“低调”。我们自己说的话，别人尽管说是“低调”，我们自己倒往往认为是很“高”的调子。所以平心说来，调子没有什么高低可说。所可说的只是：说的话是不是用我们的公心和理智去思考的结果？说话的人是不是愿意对于他的主张负道德上的责任？
关于“道德上的责任”，他反复说明：
孔子曾说：“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言之必可行也，这就是“无所苟”，这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话负责任……作政论的人更不可不存这种“无所苟”的态度。因为政论是为社会国家设想，立一说或建一议都关系几千万或几万万人的幸福与痛苦。“一言或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所以作政论的人更应该处处存哀矜敬慎的态度，更应该在立言之前先想象一切可能的结果——必须自己的理智认清了责任而自信负得起这种责任，然后可以出之于口、笔之于书，成为“无所苟”的政论。
正因为“立一说或建一议都关系几千万或几万万人的幸福与痛苦”，正因为“一言或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所以话不能乱说，不能人云亦云地赶时髦，要在事先“想象一切可能的结果”，想通以后，要有勇气站出来，批评别人的高调或低调，不怕朋友离心，不怕学生反目，不怕举国滔滔，骂自己是“汉奸”！
朱文长的《海涛集》里，记着国难当头时候，北京大学的一场集会——
就在蒋校长那次召集的学生大会上，我们见到适之先生的气度和他那种民主精神。当时他继孟邻先生之后上台训话，一开口，台下就起了哄。反对他的（多半是左倾学生），踏脚、嘶叫，用喧闹来盖他的演讲。拥护他的（多半是右派）用更高的声音来维持秩序，来压制反对者的喧哗。顿时会场上紧张起来，形成了对垒的两派，他的声浪也就在这两派的叫嚣中起伏着，断断续续的送入我们的耳鼓。这是篇苦口婆心的劝导，但反对他的那些年轻人却红着脸，直着脖子，几乎是跳起来的迎面大声喊道：“汉奸！”他也大声，正直而仍不失其苦口婆心的答道：“这屋子里没有汉奸！”终其演讲，这些年轻人一直在给他当面难堪，而他始终保持着热心诚恳、恺悌慈祥的声音态度。这天给我的印象极深，我看到了一个教育家的气度，应当是多么大！我也看到了适之先生的“能容”——他的“能容”，是我早已听说过的。
中日甲午战争那一次，所有“狂热主义者”，不管打得过打不过日本，一律主战。主战是时髦，谁不主战谁就是汉奸！因为“倭不度德量力，敢与上国抗衡，实以螳臂当车，以中国临之，直如摧枯拉朽！”但是李鸿章深通大势，至少比“狂热主义者”深通大势，力持慎重，知道战而不胜，倒霉的是自己国家。可是举国滔滔，非战不可，李鸿章只好战。结果赔款割地，丢了台湾。李鸿章被日本刺客打得血流满面，费尽唇舌，力争国权，回来的代价是伸出头来的那些“狂热主义者”的一阵臭骂——“李二先生是汉奸！”
多少人以爱国之名，行祸国之实，但他们绝不反省，他们只会骂人汉奸。李鸿章是汉奸，胡适是汉奸，爱国得爱得跟他们一样，才不是汉奸，否则就是汉奸，汉奸，汉——奸！
先生有话哪堪说
卢沟桥事变的发展，使胡适的“不主战”态度面临考验，他感到“等候四十八年”的基础，已经根本动摇。所以他在最后两期的《独立评论》里，主张“必须抵抗”、主张“不能有所割让”，不再主张委曲求全。
但是，事变的发展、谈话的进行，一再“想象一切可能的结果”，且得知中国有把握的底价只不过一年半载的时候，他的理智与冷静发酵了，他还是想在剑拔弩张的关口，不避误会，试图挽挽浩劫。
在南开大学被浩劫后第二天（7月30日），胡适有这样的日记：
到高宗武家吃午皈，在座的有萧同兹、程沧波、裴复恒。此皆南京之青年智囊团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