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犯法！”李希成说，不再多问，让看记录，记录非常简单，没有把我所说的话都记下来，我不签字。李希成说：“这是手续，大致不错就行了。”
我不签字，下不了台，只好签了。谁想到，经过这次谈话，一直到出牢，再没有问过第二次，更谈不到军法会审了。
永久囚禁发配常州
宁海路真够得上生意兴隆，住客来来去去，变动频繁。先后进来的人都走了，鲍文樾也走了。中秋过后不久，我也离开宁海路，由一个看守陪同到了下关，搭乘京沪车，究竟到哪里，看守不告诉我。不过，他的态度很轻松，没有戴手铐，好像我们是旅行，表示我已没有什么重要性了。到达常州，已经夜里七八点钟，下车后出站，没有进城，乘人力车到达一处非常广阔的院落，像是一座大花园，后来才知道，这是毛人凤局长新建立的一座监牢，囚禁长期囚禁的人，准备关五百人。
牢房是一排三大间，每间两排木板床铺，至少可以关五十人。我被送进最里面的一间，里面关着十来个人，都已经睡觉了。有一位年轻朋友，看见我进来，赶紧爬起来，接过我的行李，放在他的旁边。原来他是兰训班的同学，他认识我。等我躺下，他悄悄告诉我：“前天看报，有段新闻用墨涂掉，但是对着阳光，仔细辨认，是可以看出来的。马汉三先生已被枪毙了，你判了无期徒刑。”
怀念亡友，一夜睡不着。第二天清早，还没有吃早饭，我被移到第一间牢房。经过中间的那一间，我看到鲍文樾先生在里头，彼此点了点头，大概他是来这里最早的住客了。这间牢房关着六个人，都是共产党，不准看报纸。有一位戴着脚镣，是共产党茅山县长，算是重要人物了，才有资格戴那玩意儿。他看见我仅有的财产一条棉被已被弄脏，对我说：“坐保密局的牢，会时常移动，你得有个包袱，棉被才不会弄脏。你买几尺布，我给你缝一个包袱。”
受过宁海路那班恶人照顾的，对于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的学术，很难不怀疑，绝对不会再相信了。我离开宁海路的时候，他们拿来一条麻绳，把我的棉被捆起来。谁知这条麻绳比从垃圾箱里捡来的，还要油污、还要脏，棉被上留下永远洗刷不净的痕迹。被茅山县长看见了，替我难过，才提议给我缝个包袱。
这间牢房不准看报纸，我移到这里，大概是为了不准看报纸吧？或者认定我和共产党有同等的资格，同样重要，才关在一起。茅山县长在宁海路，和汉三兄关在一个牢房里，从他口里，知道了过去几个月来，汉三兄的生活情形。他用嘲笑的口吻告诉我，汉三兄曾说：“现在遍地是匪，国家还需要我们。”
好糊涂的汉三啊！国家需要你，可是毛局长不需要你啊！他需要你把他的情妇选为立法委员，你却没有选出来，他还需要你什么？可怜的汉三啊！你连为什么死都弄不清楚吗？
茅山县长其貌不扬，神态却很自负，多少带些烈士的气概。对其他的几个共产党，好像很看不起的样子，他们很少谈话。两位上海籍的很斯文，会下围棋。牢房里没有书可看，百无聊赖，于是做了一副围棋，每天下棋来消磨时光。这两位上海的朋友，不久就出去了。临走还把他们上海的住址告诉我，希望我出牢后去看他们。
在关共产党的这间牢房关了三个星期，又移到中间的那间牢房，和鲍文樾先生第二次碰头。这间牢房的人比较多些，大概都是案情不太严重的，可以看报纸。进牢的时候，正是夏天，现在已经秋凉，虽在南方，凉意很沉，早晚感到寒冷，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别无长物。出乎意外收到两个小包裹，原来是妻托人捎到南京，由南京转来的，一件棉袍，一条棉裤。过冬我不会冻死了，可是想到妻儿的生活，我没给他们留下什么，他们怎样活下去呢？四个孩子都没有成年，都在读书，一旦遭此惨变，该怎么办？愈想心里愈难过。革命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吗？
大概是11月中旬，已经可以穿棉袍，吃过晚饭，要我收拾行李，同牢的人都替我高兴，以为我恢复自由了。我心里明白，哪里有这样便宜的事？做坏的打算，凶多吉少。走到监牢的办公室，果然，宁海路的那个麻面斜眼、块头很大、凶恶的陈姓看守，带着四个上刺刀的枪兵等候着我，看情形很严重。到达常州车站，等了两个多钟头，结果坐了一辆压道车，一路不停，一直开到南京尧化门车站，已经天亮。
“不要害怕，没有什么事。因为徐州战事吃紧，预备把你移到安全地方。”宁海路的看守所长张炎在车站迎接，上了汽车，这样对我说，我没有理他。毛局长选用张炎来做看守所长，真是妙招。张炎不认识几个字，可是心黑手辣，整人的花样特别多，够得上天下头等狠人。再回到南京宁海路监牢，仍旧关进以前住过的那间牢房。
大陆危急渡海来台
三十七年（1948）12月1日，我又离开宁海路的牢房，下楼到院子里，看见楼兆元、马兴峻、王德荫、武林森等九个人待在那里，连我成了十个人，每两个人铐在一起，成了五组，登上预备好的卡车，开往下关，到达江边，送上一艘轮船。
这次坐牢，真够气派，海陆空交通工具都坐过了。上船以后，才知道要开往台湾。这是一艘载运重要物资的专船，我们是特别乘客，可见我们的身价不低。夜晚开船，抵达上海，停留了两天，然后驶出海口。别了！祖国！锦绣的河山啊！今生恐难再看见了。
渡海的风浪很大，在船上不能随便活动。怕我们跳海，不准离开船舱。夜里睡觉，要把一只手和床铺的木柱铐在一起。要解小手，必须报告看守，打开手铐，才能下床。我们十个人都是军统局的同志，遭受这样待遇，大家忍气吞声，一肚子愤怒。毛局长把戴先生同志如手足的精神，可说发挥到无以复加。我和楼兆元夜里没有加铐，不知是表示优待呢？还是放心我们不会跳海呢？
在基隆码头接船的是刘翼云，他是北平班的指导员，今天十个囚犯当中，就有两个人先后任过北平特警班的副主任，无怪他的表情显露出一种惊惶。岸上停着一部带篷的卡车，我们和上船时一样，仍旧是两个人铐在一起，走下轮船，走到岸上。
“是乔家才吗？”有人在喊我，回头一看，原来是刘戈青。他正任台北市警察局刑警总队长，是执掌权力的人物。他和我的交情不差，心想，他既然知道我来了台湾，看见我的狼狈情形，总会照顾我吧？我点了点头，表示已经听到了，然后爬上卡车，开到台北，借用警备司令部的牢房，一边关我们，一边关着原来在里头的人。
过了一天刘翼云送来一本英汉字典，刘光朝送来一些吃食。刘光朝是太原平民中学的学生，后入临训班，任保密局台湾站的督察，大概是听刘翼云说我来了，赶紧送东西来。
在这里关了三四个月，度过三十八年（1949）的新年。因为不能看报，大陆上的情形一点也不清楚。一天吃过晚饭，我们又是两个人铐在一起，各人提着自己的东西，离开这里，徒步走了十多分钟，到达中山堂隔壁、警察局背后、武昌街靠近中华路的一栋矮楼上。楼的北端，隔出一大间统舱，里面已经关着三十多人，是新从大陆来的，鲍文樾先生也在里面，我们是第三次碰头。
这一大间新建的牢房，木栅门非常特别，半腰开了个两尺见方的洞门。通过这个洞门，必须先抬高一条腿，迈过去以后，再把身体钻过去，最后把另外一条腿带过来。我们加入，成了四十多人，中间还有一位二十几岁的女人，靠近牢门，放着一只马桶，男女共用，无遮无拦。人类的尊严、民族的道德，给毛局长一扫而光。
过了几个星期，在楼房的南端又隔出三间较小的牢房，我们一部分人迁移过去。不久吴景中兄也来了，关进另外一间，他好像很恐惧，看都不敢看我们一眼。大陆一天比一天恶劣，可能已经丢掉，囚犯却不能丢，一批接着一批，运来台湾。
早晨，街上的木屐踏地声，不绝于耳，一直到8点钟以后，才能静下来。有两个恶看守，大家叫他们二百二、三百三。不知道为什么，二百二看见鲍文樾不顺眼，专门找他的麻烦，不准他说话、不准他站起来走动。我的老毛病发了，不能再忍耐，大声呵责二百二，不应当对待一位老人如此无理。张炎找我谈话，说要报告毛先生。
“有种！”我说，“你去报告总统好了。”
张炎这个恶人拿上毛局长唬不住人，对待坐牢的才比较客气了一些。
秋天的一个晚上，我们五十多人浩浩荡荡从中华路经过中山堂，走到延平南路，街上行人不多。到达的地方，就是先前住过的警备总部的监牢，现在全部归保密局掌握了。以后的一段日子非常不好过，每餐白水煮茄子三块，或者白水煮冬瓜三片。每一个人减肥，直线下降，我初尝到饥饿的滋味。听说侯定邦每天来监牢外面审问共产党，吃得很不差，每餐六七碗大鱼大肉。他和我是中学的同学、多年的朋友，为什么不把吃剩的菜汤送半碗给我？好吃一顿饱饭。
这座监牢是日本人造的，非常坚固，水泥墙，地板下面是空的，离地有一尺多高，不潮湿，木门很厚。一人高的墙上有个一尺见方的小窗户，三根铁柱，罩以铜丝网。每间牢房大小一样，不到三个榻榻米。到了1950年，牢房生意兴隆，新客大量涌进，牢房已经无法容纳，而贵客像李玉堂、吴石、周伟龙、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等人，都是每人各占一间。于是只好向关我们的牢房挤了，一间挤到十五人，莫说不能躺着睡觉，坐都要挤着坐。夜以继日地坐着，成了名副其实的“坐牢”。
过去给胡宗南做过参谋长的罗泽闿、做过军长西安警备司令的袁朴，也进来了。军统局的郑州组长张毓孟、上海工作的彭寿、北平站的刘吉明都关进来。刘吉明知道我身外无长物，教看守送来一包衣服——毛衣、袜子、衬衣。
在牢房里，夜阑人静的时候，偶尔可以听到前面审讯囚犯用刑的惨叫声，动人心弦。有位空军军官，高高个子，留着小八字胡子，据说是一位高空氧气专家。有天被提出去审讯，一会儿被两个看守搀进来，塞进牢房，两腿垂在门外，人已经死了。那间牢房，正在我们斜对面，看得清清楚楚。后来弄进一个棺材，放在我们牢房后面。因为人高棺材短，装不进去，有个看守在他肚子上用力一踩，塞进去了，横着从后门抬了出去。军统局的同志们，不胜感慨系之，在毛局长主宰之下，迟早会走进牢门的，有一副对联：
迟进来，早进来，迟早进来；
横出去，直出去，横直出去。
牢房关的人太多了，早上放出去洗脸，必须分好多班。第一班打开牢房木门，天还没有亮，于是牢房里又流行一首十字歌：
一进牢门，两泪汪汪。
三餐不饱，四肢无力。
五更早起，六亲不见。
七煞凶神，八面威风。（描写看守）
九（久）不结案，十分可怜。
1950年3月17日是戴先生殉职四周年，大陆全部沦陷，在台北纪念。有些北方朋友聚在一起，凑了一笔钱，送进牢房给吴景中、楼兆元和我。但是送了多少钱，是谁送的，却不让我们知道，只是从那一天起，每餐加一碗菜，从此我们才能填饱肚皮。这样维持了半年，突然宣布钱已用完，不再加菜。半年不过一百八十天，一天以两元计算，不过三百六十元。我们推想，绝不止这点钱，是被凶恶的张炎吞没了。
夏天天气闷热，屋小人多，牢房门紧紧闭着，每个人几乎都出不上气来，苦不堪言。幸而周端甫兄接任所长，才把每间牢房的房门打开，大家才没有被闷死牢房里。这虽是小事，功德无量。
保密局局长听说一度由徐志道兄担任，等到1950年大陆沉沦，保密局重归毛人凤先生掌握，监牢也随着兴隆起来。
桃园监牢形形色色
这一年冬天，我们有五六十人被送到桃园乡间新开辟的监牢，距离竹围海边很近。大家心里有数，万一台湾有个风吹草动，毛局长必然先处决我们这批待宰的羔羊，然后挟巨金逃往外国。最简便的处决方法，就是扔到大海里喂鲨鱼，这大概就是移到桃园海边附近的原因吧？因此，好些坐牢的朋友都是提心吊胆，过着恐惧的日子。后来韩战发生，美国第七舰队协防台湾，坐牢的朋友们才不再怕被毛局长填海，解除了心里的恐怖。
桃园监牢是一家大宅院的外宅，院子很宽敞，左右各有三间相连的房间，加上木栅，锁上大铁锁，就成了六间牢房。每间牢房一排木板通铺，可睡十个人。可是当生意兴隆的时候，台北的两座监牢容纳不下，就送到桃园，于是，桃园监牢也就人满为患了。一间牢房关进二十多人，晚上睡觉大成问题，只好由一人量尺寸，分界线，每人可以分到一尺几寸地盘。每人睡在所分到的一条窄狭的空间，不能越界。所以大家睡下来，人挤人，挤得像沙丁鱼，不能翻身。
桃园看守所长姜达绪是毛人凤先生的小同乡，江山人，浙江法政学校毕业，曾任忠义救国军军法处长、广德县长，要比毫无人性的凶徒张炎好多了。我到桃园以后，送钱送物的朋友逐渐增多，在台北只有赵涵忱兄送来一块现洋，阎百川先生给了二两黄金，都换成台币花了。姜达绪是个知识分子，从送东西的人增多，知道我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不差，对我也就另眼看待了。有时把我邀到他的房间闲聊，也可以得到不少消息。他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杀马汉三和周道三？’有一天我和毛先生闲谈的时候问他。”
“‘那还不简单吗？’毛先生说，‘马汉三是李宗仁的人，周道三是程潜的人。’”
姜达绪说完，摇了摇头，表示不同意这种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