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8月10日，我第二次政治犯入狱半年，这案子表面是萧孟能告我，骨子里却是王昇等政治力量介入整我（此案几年后已平反，萧孟能已因诬告被法院判刑，现正通缉中）。在入狱前六天，8月4日，我写了一封信给施启扬，内容如下：
启扬兄：
昨天中午收到台北地检处七十年执字第5000号传票，要我在8月10号下午3点报到服刑，我想了想，决定还是写这封信给你。
关于我又遭到冤狱的情况，我有《给黄少谷先生的一封公开信》发表，这里不详谈了。我要谈的是：在我这六个月的刑期中，你所掌管的监狱，究竟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对待我？监狱内部的情况，为你所深知，为我所略知，你是我三十二年的老同学，你我立场不同，但是交情应在，我以项羽最后“吾为若德”对老朋友马童的心情对你、告诉你：我不愿在你任内写公开信给你，或写《台湾古拉格群岛》（the Gulag Archipelag）发表。我希望你依情理法注意我这六个月的牢居生活，我想这样对大家都好。
“浮云一别后，流水十二年。”我现在重读你写给我的四封信、重读你在大学时期的大作、重读你给章铨、廷朝、静波三位的信……回想我们当年的交情，真有不胜今昔之感！呜呼启扬，知我心哉？
问你好，也问新娘子钟桂好（写到这里，我又想起新娘子结婚那一幕，俊才老师证的婚，恍然如昨。我的冤狱，已告诉俊才老师，他有电话给我，说注意此事，顺便告诉你）。
李 敖 1981年8月4日
施启扬收信后，打电话给刘会云，详谈他跟我的多年交情，表示在他的权责范围内，一定对我照顾，请她转告我。事实上，他为了避嫌，我看不出他对我有何照顾，就一如魏廷朝后来坐牢，施启扬在“立法院”公开宣扬他同魏廷朝的交情，但实际上却对魏廷朝没有任何照顾一样。1981年11月23日早上，我在土城看守所篮球场运动的时候，狱吏跑来，说：“所长紧急通知，法务部次长到所里来了，想见见李先生。”我说：“可是，我不想见他啊！”传闻开来，上下人人称奇，都说李敖架子可真大。那次施启扬到土城看守所，是陪“监察委员”来的，顺便要见见我，结果吃了我大架子而归。事实上，施启扬真的有诚意要见人，可以直接从所长办公室走进押房来，但他不敢。我出狱后当天，1982年2月10日，就发表文章攻击监狱黑暗，引起轩然大波和监狱逃亡和暴动。第一是2月27日花莲看守所喧闹事件。由二十七名人犯闹起，看守所急电警察局请求协助，警察全副武装赶到，才告平定。第二是3月8日新竹少年监狱暴动事件。一千四百七十六名人犯全体出动，监狱急调镇暴部队（三个中队）及新竹警方各分局人员弹压，才告平定，暴动长达二十四个小时，监狱设备几乎全毁。“法务部”大官人（监所司副司长王济中）公开发表谈话，说作家李敖出狱写文章，引起社会大众注目，给了少年受刑人心理上的后盾，认为闹得越大，越能得到社会大众的支持与同情，所以，都是李敖惹出来的云云。同时，“行政院长”孙运璿在“行政院”院会里已对狱政表示疑虑，“法务部长”李元簇在院会里、立法院里、报章上、电视上，不断对我“点名批判”，官方为封杀我，尽量一面倒传播批判我的，而不传播我的。但官方的一些议员，为了选票及其他，却忍不住这个好题目，“立法院”中游荣茂、李志鹏等国民党议员，提出质询，党外的当然也不放过。最好玩的是国民党“立委”温士源（“司法委员会”召集委员），他在2月23日书面质询，反对对李敖做“迹近英雄式的报道”，“对青少年人来说，各报虽无奖励犯罪之意，亦恐有导引不当行为之可虑”……在满城风雨中，施启扬初则沉默，继则加入“法务部”批判李敖阵营，说李敖所写，讯息多是间接得自传闻的。我立刻反驳他，我说这位“法务部”次长连监狱押房都不敢实际去看，他得到的讯息，又直接到哪儿呢？他比我还间接啊！
虽然如此，我的揭发狱政黑暗，终于促使了李元簇的下台，阴错阳差地，施启扬反倒成了受益人——升任“法务部长”。
施启扬的升任“部长”，基本原因，是他深知为官之道，为人全无锋芒与野心，又具有“崔苔菁”（吹牛、台湾人、青年人）的条件，且是外省人的女婿、德国的博士，自是国民党提拔的最佳样板。事实上，他的本质是十足的官僚，胆小怕事，但求做官，其他推托。他在“法务部长”任内，我写过几封信指责司法与狱政黑暗，不但寄给他，并且一一公开发表。他除了请老同学程国强回我一次电话外，一直龟缩不理。我在1984年10月6日的信里，有这样两段：
启扬老兄：
我在周清玉发行的《关怀》第35期上，写了一篇《你有郑文良，我有赖文良——给施启扬的公开信》，已于10月5日上市，我盼你找来一读，如果你老兄还重视舆论的话。
我这篇文章是应周清玉主持的“监牢暴行与监狱人权”座谈会而作，因我概不参加任何集会，故以书面代之。在我文章后面有座谈会摘要，中有刘峰松的谈话，刘峰松说：（中略）启扬老兄，你看了上面刘峰松这些谈话，你到底做何感想？如果是做官，当然你可以一切视而不见、一切掩耳盗铃、一切说我们是“幻想”；但是，如果是做人、做有良知有血性的知识分子，你恐怕就无法这样拖下去，你怎能把所学和所用变成两截、把你精湛的法学只当成谋干禄的工具而不当成救世的良方？所学和所用绝不能变成两截的，如果变成两截，那就真的“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了！
也许我要求你改善积弊已深的狱政，是一种苛求；但我要求你面对积弊而不掩饰它，应不算苛求。你如果没有力量去改善，我们不全怪你；但你没有勇气去承认、去面对、去辞职、去不做这同流合污的官吏，我们就要怪你了。你是我的老同学，又是我爸爸的学生，我实在忍不住要再写信正告你。请你回我一信，明确表明态度，不要再托国强转话来，如果你老兄眼里还有老同学的话。
李 敖 1984年10月6日
但是，这时候的施启扬，早已不是当年的施启扬了，他一心做官，眼里早已没有老同学了。在做官的热衷下，他曲学阿世，一路朝所学和所用变成两截的绝路走去。为了取媚当道，今天他搞出“刑法修正案”来保护“元首”、明天宣称“长期戒严合法”来维系政权；今天重申此时此地不宜组党来一党专政、明天声言调查局绝不会监听“立委”电话来掩护“锦衣卫”；今天表示台湾没有政治犯来歪曲事实、明天又大兴土木盖新监所来蹂躏人权……这样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为了做官，自我作贱，岂不太令人寒心了吗？
回想施启扬当年，在大学生李敖公开写文章给雷震《自由中国》半月刊的时候，他也匿名“扬正民”，写《一个大学生的信念与看法》，投稿给《自由中国》（《自由中国》第十七卷第七期），并偷偷去造访雷震（据1957年4月1日雷震秘密日记），可见当年的施启扬，尚不失其真诚的一面。但是曾几何时，人就变了人，变成了官场中人，丑陋不堪了。这是什么缘故呢？
多年以前，有一次施启扬跟我聊天，谈到老学弟朱石炎。他说：“朱石炎是司法界一个很正直的人，是不肯同流合污的，但是如果你把为了国家等大帽子来说动他，他也会糊里糊涂一起做同流合污的事。”如今施启扬变了，但他的本质又不是什么坏人，难道这种变化，是被国民党套上为了国家等大帽子吗？我但愿如此。
杜甫《秋兴八首》有句是：“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裘马自轻肥。”施启扬与我同岁，出生晚我十天，同学少年，而今“自贱”如此，想来不无怅惘。台湾是小地方，施启扬卖身投靠国民党，“五陵裘马”亦不可得，至多只是讨个姨太太终老而已，何苦来啊！这是“自轻肥”吗？非也！“人焉瘦哉”耳！
1988年12月19日
附录一
一个大学生的信念与看法（施启扬）
——读《大学教育的悲哀》有感（编者略）
附录二
从歌德学院到海德堡大学（施启扬）（编者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