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我们家族里的男性是一群孤独的人，喜欢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们内心焦虑，好像得了某种热病，血是狂热的，但表面冷冰冰。年轻的时候，爷爷犯过疯病。
据说他可以单手夹起关帝庙的石碑走出很远，然后再把它搬回来，安放在基座上。
奶奶后来问他这件事，老头很生气，说那是放屁。爷爷很忌讳提起他曾经精神失常，看来是确有其事。我小时候曾经坐在那块石碑上玩过，石碑很大，因为是四旧，已经被掀翻在地，砸成了两截。驮碑的乌龟也被铲去了半个头，刷上了红漆。
这个关帝庙有个东西很特别，就是香炉。初见之下，你无论如何看不出来它是个香炉，因为它根本就是一块圆滚滚的石头上磨出一个平面，刨了一个长方形的坑，盛装灰烬。后来，香炉里面满是积存下来的雨水，恶臭。爷爷说，这个香炉你在全世界找不出第二个。它是青色的，溜光水滑，像铁不是铁，像石不是石。爷爷说，它是陨石，数百年前从天而降。这种说法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因为这是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
就像任何一张纸都不可能对折九次一样，谎言不会这样长寿。
关帝面前摆这么个香炉，其实是象征着祖先的功德光滑如石坦荡如砥。
也是基于这种考虑，这个香炉还被开发出一个妙用：磨刀。
用这个香炉磨出的刀非常之快，比一般的磨刀石都好用。即使是在上面把刀刃蹭几下，刀立刻就会变得寒光闪闪无比锋利。有人说，用这个香炉上磨出的刀去杀生，不会留下罪过。人们传说，用这个香炉磨过的刀，拿去杀猪宰羊，它们都是不叫的。一看到这把刀上面泛出的寒气，它们就会绝望地闭上眼睛。聪明的猪还会立刻咬舌自尽，免除那一刀之痛，企图落个全尸，但它们总是失望。跑得再快，也快不过刀去，一个屠夫总是这么说。
据我观察，这些传说有夸张之嫌。
每到过年杀猪时，我从没见过它们中的任何一头保持镇定任人宰割，做“沉默的大多数”，而是一头比一头叫得难听。
它们真正安静下来只有是被割破喉咙之后。
屠夫将尖利的铁锥梃进猪的后腿，攝开一个小口，然后就用嘴贴在猪脚上，开始猛力地向猪的身体吹进气体。这种空气会存留在猪皮之下，为的是剥皮容易。
屠夫个个身强体壮，肺活量惊人。在他们的大力鼓吹之下，猪变得大腹便便，活像一个孕妇。
再往下面，就是开肠破肚，掏出猪的内脏。
这个过程会让人产生生理上的恶心。一般到这时，我们是不看的，会踢着用猪的膀胱吹成的气球一散而尽。再看到猪先生，它已经被剖成了两扇，冒着热气，搭在架子车上，被拉回家里去。猪下水被装在大盆里，上面还方方正正地摆着猪头，倍极哀荣。一路上，血水会从架子车上滴下来，很快就凝成冰。
11
在他老了之后，爷爷成了一个像梭罗一样的老头，离群索居。他从家里搬出去，在远离村庄的地方，住在一个破败的机房里。他自己开垦了一片地，种了一些作物。他对我说，他从来不想让别人养活。年轻时不用，老了更不用。
每天忙完农事之后，他会看一些书。《三国志》《隋唐演义》《儿女英雄传》《今古传奇》都是他爱看的。所有的书都卷起了毛边，并且破损不堪。
爷爷从来不会把这些书扔掉或是卖掉。他像所有的老年人一样，敬惜字纸。
爷爷是有文化的人，他能用很好的颜体字帮人写对联，也能用削好的木棍，给别人家新盖的房写“泰山石敢当”，他对这些事从来都是有求必应。
他的小农庄有电有水，在离屋子不远的地方，他种了一棚葡萄。他甚至想用自己种出的葡萄来酿酒。这其实是件很难的事，尤其对一个从来没酿过酒的中国老农来说。但爷爷决定自己尝试一下。
我记得他让我看那只酒桶的时候，脸上充满了神秘的表情。酒桶在阳光下晒得很热，爷爷的头皮在热辣辣的阳光下反射着汗水的光。
爷爷是秃头，眼睛发黄，眼窝深陷，不似中原人士。我一直怀疑我们是唐时“昭武九姓”的遗民，是粟特人后裔。我的父辈们和我个个精壮，嗜食牛羊肉，颇有胡人之气。如今，我越发确信这一点。
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只有那个地方的人才会用这种方法酿酒。爷爷这么干，可能是一种本能。
他慢慢地掀开了盖子，像是不忍心唤醒那些正在发酵的小生命。他的葡萄酒看起来不是很成功，液体上面有一层细小的白色泡沫，有一种奇怪的味道。爷爷开始有点失望。但他很快又笑了。
他说看来还是有反应，但是可能温度过高了，还是搬进屋里好一些。他重新把桶封好，不让我帮忙，自己很轻松地把桶搬回到阴凉的屋里。他说不能晃动它们，否则这些酒是会变酸的。他的葡萄美酒最终也没有酿成。
他对我一直很好，很少向我发脾气。
每次吃猪头肉，他都会请我吃猪眼睛，说是吃了之后可以明目。
他经常会向我借书看，不过好像从来没有还过。
他喜欢看电视，喜欢听京剧。我和他一起看《城南旧事》，他听到其中一首叫做“小麻雀”的歌，兴奋得几乎哭了。那是他小时候唱的歌，看来，这也是他哀伤的童年为数不多的幸福记忆之一。
在爷爷七十多岁的时候，他的脾气变得非常之坏一因为他的两个儿子死去了——其中一个是我的父亲。两个儿子的去世给了爷爷很大的打击，他的步子一下变得蹒跚起来，成了一个真正的老人。
他一定是认为这个家族受到了某种诅咒，这使他更加孤独更加烦躁，患上了心脏病。
奶奶过世之后一年，爷爷在一个冬天的夜里，因为心脏病突发而去。没有人知道他临终的痛苦，没有人知道他想说什么或是说过什么。因为在他死的时候，没有人在他的身旁。
一个儿孙满堂的人竟然就这样孤苦地死去，在我的家乡是一件很羞辱的事情，尤其是光着身子，在他的尸体僵硬之后才被换上衣服，是家乡最大的忌讳。这种不孝甚至会成为这个家族全体的耻辱。
12
我父亲去世的时候，爷爷搂着我痛哭。
但他去世的时候，我没有在他的身边。
他去世之前，上厕所的时候，摔伤了腿。我那时正在外地，根本脱不开身。所以就没有回去探望。直到他去世，我没有见到他的最后一面。
我曾经许诺送给他一把紫砂茶壶，让他看书的时候可以轻轻地啜一口，但永远是无法实现的了。我再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安静地躺在那里，再也不能起来。
爷爷留下的遗像是倔强的、愤怒的，在他照下这张像的时候，他就已经想到这张照片将来的用途，想必他对这种别有用心的提议不是很愉快，所以，他连胡子都没有刮。
他的遗像让我内疚，并且这种负罪感注定会一生难以磨灭。这种感觉常让你在半夜里醒来，点上一支烟，坐上很长时间。
我奶奶年轻时对我的母亲不好，很凶恶。但等她上了年纪之后，却成了一个慈祥的老太婆。
奶奶略通医术，能给消化不良的幼儿诊病，拿很细的银针，在他们的柔软的小手上轻轻扎一下，挤出米粒大小的几滴乌黑的血。她把这种医术称为“割脾”，专治小儿消化不良。在我看来，这似乎并非医术，更像某种巫术。我虽然不能明确这是不是医术，但据说疗效还不错。当然，那些孩子总是哭得撕心裂肺，常常使年轻的妈妈也心痛得泪眼婆娑。
奶奶虽然懂医术，懂一些人体经络，但这不影响她烧香拜佛。她经常去逛庙会，和许多老太太一起去到“白条寺”烧香。我一直搞不清这个“白条寺”在什么地方，“白条寺”在佛经里是作何解释，但我想，“白条寺”一定是个很大的寺庙，因为奶奶她们去的时候，是乘着一辆大马车去的。都是善男信女，所以车费只是象征性地收一元。每次烧香回来，奶奶必定要称赞“白条寺”的“饴铬”不错。我也一直不知道“饴恪”是个什么东西，后来才知道是一种荞麦面条，是在“饴烙床子”上挤出来的，并不是什么难得的食物。
奶奶总说做人要懂得“惜福”，要懂得知足，一点点的小幸福，就可以让他们快活。
爷爷的名字叫澄清，奶奶叫荷姐，一个沉静，一个窈娜，都和这条叫做“滹沱河”的老河有渊源。如果不是他们的孙子在这里记下他们的名字，他们会随着这条河的断流而被彻底湮没，就像我从来不知道太爷爷的名字一样。
忘却总是比死亡更早来临。
在绿树像烟一样浓的小村庄里，每个人都在唱着挽歌。
13
正式成为小学生之前，我开过很多革命的会议。我很小的时候就和妈妈一起开会。
那时候，正是中国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转折阶段。对于出现的种种变化，上面认为有很多话需要向老百姓解释清楚。“重要的问题是教育群众”，这句话是毛主席说的。虽然他老人家那时已经作古，但影响依旧。我虽然只是赶上了大革命的一个尾巴，但这已经让我印象深刻。那时的人们迷恋上了开会。人们拿着自家的凳子，坐在大队部的院子里，一边掏耳朵，一边听报告。开会的日子总是阳光灿烂的，午后的阳光懒洋洋地照在老百姓的身上，晒得人直犯困。大队干部坐在主席台后面，凑近喇叭，一本正经地使用当地土语，念着报纸和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大家坐在那里，像旱地拔葱一样吃力地提高着自己的革命觉悟。我可以经常眯上一会儿，而别人就没有这个待遇。为了防止自己睡着，有的人偷偷搓毛线，有的人偷偷聊天，还有人掏着耳朵。
一种灰色的情绪在人群中间传递，像是孙悟空撒下了一把瞌睡虫。人们似乎都没有为未来发愁，他们似乎认为那是领导应该关心的事情，和他们没有关系。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那是革命允许的颓废，你可以什么也不做，只要老老实实待着，你就会和别人过得差不多。
小小的一个村子，分成了六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都有自己的牲口棚，都有自己的小队部，这样可以有效地进行生产协作。我们坐在小板凳上，看人们每天扛着工具，从“育红班”的大门口经过。
我不知道人们是不是真的热爱集体。那时候，大牲畜的死亡绝对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因为可以分到肉吃。人们排着队去分煮好的马肉，虽然每家只能分到很少的一点儿，却也让他们笑逐颜开。其他小队没有分到肉的人偷偷议论着：三队的马死了，咱们队的牛也活不长。
作为孩子的我在那匹老马死了之后没有感到丝毫的伤心，相反为分到一碗煮好的马肉而欢呼跳跃。这匹马陪我度过了很多无聊的时光，我经常会在那匹马的身边站上很长时间，看一个额头上长着一个巨大瘤子的老人如何给马换上马蹄铁。他要用锋利的刀，先从马的蹄子上割下一些估计是骈砥层的东西，然后再把新的马蹄铁钉上。这个过程通常可以让我呆上大概两个小时的时光。你可以把那些从马蹄上削下来的坚硬的东西拿回家泡成水然后浇花，虽然那水很臭，但是花却长得格外好。
14
村子里，沉厚的铅灰色大喇叭无处不在，可以随时发出各种声音。村子里的大喇叭里会和收音机接在一起，传出的铿锵有力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传出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中曾根康弘、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霸权主义等乱七八糟的名称，还会传出激昂的《运动员进行曲》。大喇饥居心叵测地埋伏在各个地方，随时准备吓你一跳。更绝的是看到许多大喇叭捆在一起绑在电线杆上，像是一种植物的花。灰色的大喇叭像是一只独眼怪兽，或是一个硕大的嘴，栖息在树上，喋喋不休。
我们有时候喜欢用弹弓裹上石子打那个铁家伙。听到击中的声音，实在是最好的奖赏。不过要学会避开大人。虽然那个东西用小弹弓根本打不烂，但还是会有人站出来义正词严。
老电影就是老是在演的电影。
除了看老电影之外，村子里几乎没什么娱乐。那些老电影久演不衰历久弥新，作为一个神奇的文化现象，值得大书特书。
每次正式放电影之前都会放映名叫《祖国新貌》的加片：不是反映哪里又建了一座水电站女人在采棉花男人在垒猪圈；就是反映新中国的伟大成就一年炼了多少钢织了多少布养了多少猪；不是反映中国和西哈努克亲王和黑人兄弟的友好交往，就是赞美祖国的大好河山，没有寺庙没有佛像没有古代文人墨客没有书院，只有美丽的自然景色和变了调的音乐。当然也有体育影片。我最喜欢看溜冰的影片，就是一个人在冰上，正滑、倒滑、腾空，很顺畅。她忽然站住，双手抱住头，开始在原地打转，飞快地旋转，像一个陀螺，无比疯狂。
直到今天我还对这种东西印象深刻。如果我在溜冰场看到真人这样做，我想我会拍巴掌的。
很多男人都喜欢看这样的镜头，看女人挺起的****，猜想它的形状。
他们紧紧地看着她的大腿根部，充满不可言表的下流想法。
我看得最多的电影是《地雷战》《地道战》和《南征北战》，除此之外，还有一部《苦菜花》。每次听到《苦菜花》的主题歌，听到那个高亢凄厉的声音，我都能起一身鸡皮疙瘩。
正面人物总是相貌堂堂，反面人物总是面相猥琐，叛徒总是阴险狡诈。
所有的叛徒都会下场悲惨，他们总是睁大惊恐万状的双眼，伴着清脆的枪声，发出惨叫，血花四溅，让人连呼过瘾。
而同样的一枪打在英雄身上，他们必定是心有不甘。
英雄会啰啰唆唆说半天，不是交出最后的党费就是交出一份被鲜血浸透的人党申请书。
刚开始看到这种镜头，泪水会打湿人们的双眼。在主题音乐的强烈感召下，九州同悲天人共怒，他们捏紧拳头发誓血债要用血来偿。
后来，看的次数多了，大家都不相信，人在中枪之后还可以挺这么长时间浪费这样多的胶片。
八十年代以后，我们才看到了真正的武打片、枪战片、警匪片。我们才发现，那些黑帮人物，一个比一个精神。比起正面人物来，他们似乎更像英雄。
八十年代以后，开始可以在影视作品中看到一些色情镜头。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部日本电影，看得没头没尾，只记得一个男人向一个倒在地上的女人的身上撒尿。
我记得那是在城里一个老姨奶奶家的电视机里看的。那是一台黑白电视机，图像非常清晰。那个女人赤身露体，皮肤非常细腻，我想那也是唤醒我的性意识的一个重要时刻。
那个老太太一边吃惊地说这是干什么，一边张大嘴巴看着我。
她也许是觉得我这个小孩儿看得太投入了。
我记得还露天看过一部外国电影，是讲一个间谍如何堕落的。
电影的情节我已经记不清，只记得一些衣着暴露的女人跳了肚皮舞，并且跳得非常妖冶。她们在屏幕上扭来扭去，很像一条条的美女蛇。
除了看电影，我还会自得其乐。没人和我玩的时候，我就玩放大镜。我蹲在炽热的阳光下，用放大镜烧蚂蚁，烧纸片，烧杨树的叶子。‘杨树的树叶表面有一层蜡质，看起来很肥厚。烧过之后，叶片上就会出现很规则的圆洞，放大镜移动到哪里，哪里就是一个洞。味道也很好闻。
我经常会把一片叶子烧得千疮百孔，露出筋脉。后来，我看顾成的传记，发现他也很喜欢用放大镜烧东西，他居然能用放大镜把铜碗烧出一个洞。
除了放大镜，我还有很多的子弹壳，那可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让很多小朋友羡慕。并且，我的子弹壳都是新的，一点都没有瘪，可以像哨子一样吹响。
我还有过一把很长的刀，还有过一柄枪管很长的燧发式的老猎枪。我猜想这些东西曾经是太平天国或者义和团时期用过的，因为他们统统都锈迹斑斑，表面上都是小麻坑。这些东西我到现在都回想不起来是如何得到的，就像我记不清是如何失去的一样。我还记得有一支很好看的涂着黑漆的木头卡宾枪，被我的老娘拿去堵了旧宅门框上的一个露风的破洞。她这样做的时候，我好像已经快上初中了。那把木头卡宾枪现在应该还在那里。
当你想起这些事的时候，就好像重新回到故宅，就像看见了那株开着粉白花朵的夹竹桃，在风里轻轻地摇晃。
15
我经常和小朋友到离村子几公里之外的沙滩里玩耍。
那里曾经是滹沱河旧道，已经干涸，成了一片很小的沙漠。
我们经常看到民兵打靶或者训练。当然，我们要埋伏在离他们很远的地方，不能让他们发现。
他们打靶完毕离开之后，我们就去捡弹壳。
有一次，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居然昏了头，跑进了他们训练的地方。
他们好像是正在进行手榴弹投射训练。
我傻傻地站在那里，看一个女民兵往外扔手榴弹。
女民兵扔完手榴弹蹲下来的时候，一扭脸看见了我。她把我一把扯过来，窝在她身体下面。
她的身体紧紧抵住草袋围成的战壕，我紧贴着她的大乳房，动都不敢动，然后我就听到了很响的爆炸声。
那个手榴弹好像没扔多远，炸得到处都是灰色的土，很呛人。许多年过去之后，我记不清这是真实事件还是我的某种想象。但我清楚记得，手里曾经摸过一个手榴弹上拉下来的指环。
夏天，下小雨的时候，我还跟着伯父家的小姐姐到沙地釆蘑菇。蘑菇都是一片一片生长的，叫蘑菇圈。好像是小姐姐告诉我，蘑菇之所以这样生长，是因为地下有菌丝。这种蘑菇长得快死得也快，常常是雨过天晴之后就再也看不见影踪，所以必须要抓紧时间。
这种蘑菇有点像金针菇，但是纯白色的，味道比金针菇也要好得多。唯一不好的是，蘑菇上面粘着沙子，必须要清洗得非常彻底，否则口感不好。
沙地里面还有红皮的沙柳树和荆棘，大舅可以用这些树的枝条编成筐子，非常结实耐用。沙地里据说还有野生的鹌鹑，腿很短，跑起来很慢，不过我从来没见过。
有时候，我们还能捡到蛇蛋。
蛇蛋很小，表面上有褐色的花纹，比鹌鹑蛋还要小。
据说，有的蛇蛋捏碎之后，还会看到小蛇。
我却从来没有看到过。
16
我上小学了。
我唱着东方红、太阳升、毛主席、天安门、接班人、先锋队、生产队、小红花、小松树、献石油、干四化慢慢长大。每当国际儿童节和国庆节，我们都会参加歌咏比赛。我们歌唱老师办公室的灯光闪烁彻夜明亮、生产队里养了几只小鸭子、丁丁是个小画家彩色铅笔一大把、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上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我们都是共产儿童团，我们都穿着蓝裤子、白衬衣，扎着红领巾，涂着红脸蛋，唱歌的时候竭尽全力，能把小脸憋得通红。
作为新时代的接班人，你要表现良好，不迟到、不早退、不和别的同学打架，不要在上课的时候吃零食，你要积极参加集体活动，学雷锋做好事到地里捡麦穗儿，帮助军烈属五保户打扫卫生做好事不留名。每当儿童节，还会举行加入少先队的宣誓仪式，如果你没能第一批加入少先队，你还会偷偷地哭。学校订阅了《中国少年报》，你经常会看到资本主义国家和伟大中国的对照图解，一边是一个瘦小枯干饥寒交迫的黑人儿童躲在帝国主义的大厦投下的阴影即资本主义角落里咬着被角痛哭流涕，一边是扎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沐浴在社会主义阳光下风华正茂斗志昂扬意气风发。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正一天天好起来。那时候，我们都认为，地球上除了中国莺歌燕舞歌舞升平之外，其他人都生活在资本主义的剥削之中，到处都是猪八戒即使烧红了猪蹄也踏不过去的火焰山。
17
上小学的时候，班主任叫老米。老米其实不姓米，姓李，但所有人就是喊他老米，因为他是南方人，从来不吃面食，只吃大米。老米是个异乡人，这从他的习惯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他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习惯，虽然和这里的人都有些格格不入。这里的人六十多岁的时候，儿女满堂，自己也差不多已经像泥人一样开始浑身僵硬。只要累了，他们就随处坐下，身上总是有着太多的泥土和草棍，而李老师和他们不同。他六十多岁的时候还有女朋友，六十多岁还保持着衣着光鲜。
我们当面喊他李老师，背后都偷偷喊他老米。没有人胆敢公开挑战他的权威。老米得罪不起，得罪了是要挨打的，我们都知道。李老师是师爷辈的人物，很多家长都是他的学生，从来不敢护短，更不敢说这是体罚学生，在他们的心里，学生不听话，挨揍很正常。孩子挨了打，还要叫声好，说声活该。
老米向来以教学严厉和卓有成效在乡间著称。老米可能读过卢梭的《忏悔录》，知道对儿童臀部的惩罚乃是被动性残酷行动即被虐待狂的色情根源之一。为了防止我们变成英国诺顿公学的王尔德等性心理不正常的不争气的毕业生，走上性变态的道路，他从来不会打我们的臀部，只会打手一一用棍子打手板。
老师打学生的手板不但需要坚硬的心，也需要坚硬的棍子。那时候，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每当发现一根很好的棍子，我们都会兴冲冲地把它带到学校，送给老米。这种做法最浅层的意思就是巴结老师，但心里深层的原因也许远非如此简单。刚开始的时候，老米接过这些棍子的时候还会点头笑一笑，后来好像就让我们随便放进讲台里。讲台里放着很多棍子，有竹竿也有白蜡杆。那时候，老米的戒尺早已经被造反的学生当做“四旧”烧掉了，只好用竹竿或白蜡杆当教鞭。这些东西平常是当做教具来使用的，一旦有人没完成作业或是犯了什么事，教具立刻变成刑具。白蜡杆密度大，很重，打在手上响声不大，但是最狠，能疼到心里去。我们就把白蜡杆挑出去，只留下竹竿。竹竿虽然抡起来也是呼呼作响，但杀伤力比白蜡杆差多了，打在手上只会疼几个小时，不会受内伤。
唯一不好的是，竹竿会开裂，尤其是在老米重重地击打下。竹竿开裂后会迸出许多毛刺儿，危险系数就会大出很多。有个小子很聪明，居然用铁丝缠了竹竿的头送给老米。还好我们发现得早，提前把这根竹竿拣出来了。我们把这个坏小子堵在厕所里，用缠了铁丝的竹竿打他的头，当然把他打哭了。我们几个人放走他，让他好好想一想：为什么要当汉奸。为了庆祝这次胜利，我们一起蹲下来，开始拉屎。忽然大家一齐发出了一声怪叫，因为有屎溅到了身上。屎当然不是自己爆炸的，是有人把一个大土块扔进了厕所后面敞开的粪坑。我们提着裤子冲出去，却发现那个小子正好被在教师厕所出恭的老米揪住了。我们洗干净屁股和衣服之后，老米把我们暴打了一顿，用的是那根缠了铁丝的竹竿。
那个小子放在最后挨打的时候，我们在一边龇牙咧嘴地笑。他看着老米，眼泪汪汪，脸上的表情分别在说：这竹竿可是我给你找的！老米很公平，不管他，照打不误，我们觉得很过瘾。打完之后，我们被罚在教室后面站了一堂课。
老米很少留作业，所有的作业都是在课堂上完成。他坐在讲台后面，我们谁完成了题目，就上去给他看，他当面批改。这种方法效率奇高，我们写起作业来非常有热情，都想尽快写完，在老师面前表现表现。一开始都是好学生写得快，写完了老米就批改，偶尔犯个小错，老米并不追究。萝卜快了不洗泥，等到后来，差学生也写完了，让老米一看，错误百出。老米被气得火冒三丈，立刻拎出棍子，一边指出作业中的错误，一边来上几棍，加深他们的印象。犯几个错挨几棍，永远不会错。老米打起学生来就像过堂一样，男生女生统统都不放过，从不法外施恩。开打之前，老米照例要用棍子在木制讲台上很响地敲一下，调动一下我们全身的肌肉。打手板的时候，手不许躲，更不许哭，如果犯了这两样，惩罚就会加倍，老米蔑视那些脆弱的人。但女生总是要哭一下儿的，老米只好权当没看见。
有一个同学叫做大勇的，是个留级生，功课应该稍微好一点，但他挨打的次数比班里任何一个学生都多。每一次他都会被加罚，因为他不是躲就是哭。小学毕业后，他没有上初中，在家里务农，后来喝农药自杀了。他的自杀不能说是打手板害的，但打手板肯定在他的心里留下了创伤。
还好，我挨打的次数还没有到难以忍受的程度，但那也够让人荡气回肠的。印象中只有一个叫高玛丽的好像没挨过打，她是插班生，只在班里待了几天。她的妈妈是个很美丽的女人，据说也是老米的学生，后来当了初中教师。高玛丽看到我们挨打的时候，把头伏在课桌上，根本不敢看。几天之后，就转学了，想来是受不了这种强烈刺激。直到今天我还对她有很深刻的印象，因为她很干净，名字也够洋气。她的方格本是当做范本给我们传阅过的，那些汉字写得方正圆润，把方格都填满了，实在是漂亮。转学之后，她再没回来过。
初中时，居然发现高玛丽和我在同一个学校。高玛丽已经出落得非常漂亮，留着清纯而****的“日本头”，总是穿着颇具有视觉杀伤力的牛仔裤和白色了恤衫，胸前已经鼓鼓囊囊。在那段时间，高玛丽是每个男生的意淫对象。但是，高玛丽是不和我们好的，她和一个高中生混在一起，那个高中生已经退学，每天来接她下课。我们看到她肥硕的屁股轻盈地一翘，跳上男生的车座，不知道去什么地方风流快活。高玛丽成了小流氓的“婆子”，让我无比痛心。
唉，扯远了，接着说老米。
老米在当地没亲戚，很少有人来看望老米，除了一个学生。那个学生在很远的地方工作，每年都会回来，到老米这里坐一会儿。那个很远的地方应该是新疆，因为他每次来，都会给老米带来葡萄干，通常是两个小纸包。如果我们在他的宿舍练大字，老米就会分一些给我们。那时候，葡萄干是很珍贵的，只能吃到几粒，味道也很好，所以至今还记得。
老米是孤独的。每次上完晚自习，我去给他送作业，都会看到这样的景象：他在昏黄的电灯下，摊开一本书，戴着老花镜，静静地读着。印象中，老米好像没结过婚，也没有人照料他的生活。他只有一个女朋友，很老的一个女人，经常在放学之后来找他，在一起抽烟。那个女人已经寡居多年，非常的瘦，烟瘾很大。她夹着烟抽起来的时候，总让我想起一种蹲在树枝上的黑色的鸟。女人去世之后，老米还给她写过挽联，不过被她的儿子烧了。
秀才人情薄如纸半张，这话是不错的。
老米的毛笔字很好，经常被村里找去，写公告和选举章程。他的字我还留了一些当做字帖来用，那些字是写在一种很强韧的淡黄色的纸上的，本来是夹在《辞海》里的，不过后来都丢了。
老米没穿过中山装或是其他款式的衣服，总是中式的上装。那种衣服像老式的长衫，但只有上半身，圆领，纽扣是布做的，在侧面系。布料是棉的，青色或是深蓝色，很薄，但是很挺，每一件新旧程度都差不多。他还有两件褐色的棉袄，也是这种款式，但是绸面的。
老米总是自己做饭，自己炒菜。他还有个擀面杖，却是不用的，靠在门后面，当做顶门杠和武器使用。我见他用这个擀面杖打过一个别班的学生，那孩子偷了同学的铅笔盒。后来，这个孩子离家出走，要去少林寺学功夫，结果半路被父母追了回来。他暴躁的父亲把他打了一顿，所以他第二天上学的时候，是被母亲背过来的。我们围着这位传说中的英雄，他伏在母亲的背上，像一只垂头丧气的蛤蟆。
老米教我们的时候大概已经六十多岁了，但身体很好。他有一个绝技，就是可以弯下腰来抱住树，然后一发力，身体就会垂直于树干，好像一面迎风招展的旗。只有在他心情很好的时候才会给我们来这么一下，所以并不常见。
老米教了我们两年，才换了另一个班主任——立群先生。立群先生也很严厉，但从来不体罚学生，更没有打过我们手板。
我上初中之前，破旧的学校拆了，老米也退休了。他当了半辈子的私塾先生，又当了民办教师，退休的时候也没转正。据说老米用一辆自行车就把他全部的家当拉回了他的家乡，颐养天年。我们再也没见过。我不知道老米晚年过得怎么样。有时候还是很想念他，因为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好像是生活在另一个时代。之所以没喊李老师而喊他老米，还是觉得这样很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