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内阁、美国驻英国大使等对美国是否该参战早就一清二楚，美国驻英大使佩奇早在1914年10月11日致总统顾问豪斯的信中就说道，战后“差不多所有欧洲国家都快要破产了。海上将不再有德国。而十年以后……整个世界前途就将会落在我们手中，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佩奇的话可谓一语中的，另外，我们也可以从回顾美国自1914年到1919年贯穿整个一战前后所作所为看出这“鲁西塔尼亚”号和墨西哥电报所具有的阴谋价值了。
1914年大战爆发后，美国在当天就宣布中立，但这种中立目的性十分显然：自从欧洲战场的第一声枪响，美国驶向交战双方的轮船就再也没有停息过，直到美国参战；1917年3月，美国政府借口德国宣布恢复“无限制潜艇战”和德国密电墨西哥企图结成德墨联盟反美，在国内掀起反德浪潮。同年4月6日美国对德宣战。1917年随美国之后对德宣战的有巴西、古巴、巴拿马、危地马拉、尼加拉瓜、海地、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利比里亚、暹罗（泰国）、汉志（今沙特阿拉伯西部）等国家。到大战结束时，陆续派往前线的美国军队达200万人。在财政和军需方面，美国成了协约国的支柱和主要基地。大战期间，美国供给协约国集团的军火和各种物资及直接贷款总额将近100亿美元。
与欧洲国家不同，美国的聪明之处就是并不急于进入战场，而是首先向战争的双方贩卖军火、各种物资，这种做法颇具犹太人色彩，显然它遵循了这样的商业法则：首先做一个中立的商人，然后再把赌注押在其中一方上，最后作士兵，用亲自参战的方式把赌注和利润一次收回。这就是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首先保持“中立”、继而参战的核心思想。
从表面上看，美国是由于“鲁西塔尼亚”号和墨西哥电报被屡次的伤害和侵犯所“激怒”，但实质上，美国如果从头至尾都置身事外，或者仅仅充当军火商，那么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才是一群蠢货，他们才要被后人指责——这与正义无关，人类的历史和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家早就教育我们：利益优先，正义第二。如果我们对美国在战争初期保持中立的原因稍加分析就能明白，美国无论如何都会这样做的。
大战初期美国为何保持中立？这个问题如同很多国际政治问题一样，都拥有同样的答案，即现实政治需要，这主要是这样几个原因：
首先，从国际政治上讲，如同佩奇所言，欧洲大战的结果必然是欧洲所有强国的一同衰落，而不是某一个强国取得完全胜利，因为协约国和同盟国势均力敌，其结果就如同哈布斯堡与反哈布斯堡同盟间的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一样，双方最后都筋疲力尽，而这时的美国就成了欧洲和美洲最后的自然最强者。也就是说，从战争已开始，美国就已经预见到了战争的最终结果，那么，美国就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另外，感谢上帝，美国远离欧亚大陆，大西洋可比英吉利海峡辽阔的多，美国庞大的工业体系也完全能够支持任何战争，因此，美国在战一开始就已经拥有了一切获取胜利的条件，故而，美国可以从容地、完全按照自己的时间表决定如何去做、何时参战、甚至何时结束战争——1914年8月4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威尔逊总统当天就声明中立；8月19日他又号召美国人民“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同样做到不偏不倚”，今天看来，这样的号召演讲多么假惺惺。
其次，与威尔逊面对民众扭捏作态的演讲不同，美国商业集团、尤其是军火商和其他战争物资供应商们可是忙着签订接连不断的合同，要知道，从一战爆发到美国参战共有长达两年半的中立期，就是这短短的两年半，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骤然从一个一般性的贸易国变成了独占鳌头，成为欧洲战争双方主要的军火和战争必需品供应基地，美国的贸易额因此直线上升：1914年，一战前美国的工业总产值为249亿美元，而到了1919年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就骤升至639亿美元，增长了156.7%，翻了一倍半。
第三，此举一举扭转了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美国不仅很快偿还了20亿美元的外债，而且开始迅速成为债权国，到1919年，仅协约国就欠美国100亿美元的债务，美国一举成了20多个国家的大债主。而且，由于战争导致的金融动荡，英法等国不得不动用储备的黄金购买美国物资，因此，当战争结束时，美国已经拥有了世界黄金储备的40%。
第四，从市场角度来看，欧洲的混战也使得美国得到了一个天赐良机，趁大战之机占领市场可以说就像是从退潮的海滩上拣拾贝壳一样容易，欧洲的商人们现在顾不上这些地方了，美国人轻而易举地成了这些地方的主人。在拉美这个传统的后院，美国对拉美的进出口总值从1914年的7.98亿美元增长为1920年的33.93亿美元；在墨西哥市场，美国人到1917年就已控制了墨西哥的石油、橡胶，还有玻利维亚的锡矿、智利的硝石、巴西的咖啡等所有重要商品几乎都已经被美国垄断；一战还导致英法荷俄德等国在远东、南亚、中东的大规模退潮，美国人由此进入中国、印度、中东市场。
第五，从资本市场来说，美国的资本输出也从1914年的35亿美元增长为1919年的70亿美元。
第六，最后当然还有一些殖民地式的好处，海地、多米尼加、古巴、尼加拉瓜等实际上均被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近邻墨西哥同样也遭受了两次武装干涉，加勒比海也成为美国内海。
意大利现实主义政治家马基雅弗利在《论李维》中说：“因为人们既不可知如何光彩的作恶，也不知如何达于至善，恶行自有其伟大之处，亦可显示慷慨大度，他们却昧于如何做到。”美国统治集团显然对这种中立政策所带来的莫大好处颇为满意，当然，作为政治家，他们最关心的还是战后美国能够一跃成为世界大国的广阔前景。这是一种显而易见此消彼长的力量转换游戏，豪斯对此解释说道，同一个时期里，交战国因彼此的征战而越来越衰落，美国却因此越来越强盛，这就等于美国力量在成倍增长。因此，美国的中立事实上在起着另一种作用：那就是不断为欧洲的战火添油，以便让它烧得更旺。1916年7月10日，威尔逊总统在底特律对一些工商业资本家演说说：“我们必须在财政上大量支援世界，但谁支援它，就应该认识它，了解它，并应善于依照自己的知识和见解来管理它。”这已经露骨的不能再露骨了。
但是，对威尔逊而言，他还有两个难题，一个就是国内顽固的孤立主义，另一个就是他面临竞选连任，而且这两个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的。当时美国国内孤立主义、和平主义与美西战争前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可以说仍然是美国社会主流思想，大多数美国人都坚持认为美国应该远离“肮脏的欧洲”，决不应该卷入欧洲从不间断的战争，不要自找麻烦。美国这种孤立主义如前所述，几乎从美国建国时起就已经深深根植于美国社会，直到今天美国对陷入伊拉克战争泥潭的反感态度也与这种强烈的反战情绪密切相关。更为深刻的是，如前所述，这种孤立主义不仅是家庭主妇的愿望，也不仅仅局限于普通民众，就是在美国高层社会也有很强烈表现，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中支持此观点的就不在少数，甚至美国精英们也有这种思想，如华盛顿总统早在1783年的“告别演说”中就提告诫美国民众，卷入欧洲冲突是“不明智的”，他建议美国应该“避免同外部世界的任何部分永久结盟”。
因此，当第一次大战刚刚爆发，美国国内立即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反战组织，如限制军备同盟、和平协会、中立同盟、妇女和平会等。普通民众深受这种和平宣传的影响，也愿意置身事外，希望美国关起门来过日子，他们写了一份请愿书，并附上一个“长达半英里、有百万以上女人和男人的签名”。
当然，这种和平运动实际上也并非那么单纯，这些和平团体的背后往往有各自的支持者，如中西部各州主要利益是在拉美和亚太地区，这里没有战火，因此这些资本家和商人也不希望美国把主要精力投放在欧洲战场，因此他们支持政府走向和平；同时，与国际贸易相关的各类出口商、制造商、运输船队等也不希望卷入战争，他们希望永远同交战双方都进行贸易，而一旦参加其中一方就必然要损失来自另一方的利益，因此，他们也支持中立政策；而这期间，德国、奥地利等国明白，美国和英国的传统纽带非常牢固，美国如果要参战，它必然不会是站在德国一边，因此，德国政府暗中资助美国的和平团体，希望能借助这些宣传保证美国中立，德国可不希望美国这个庞然大物出现在德国战壕的对面。
鉴于此，威尔逊如果要想在1916年的选举中争取连任，那就必须小心应对。为此，威尔逊在1916年春季与国会领袖举行一次试探性的会谈，这就是“黎明会谈”（Sunrise Conference），目的就是了解国会对参战还是继续保持中立的想法，“了解他们是否会支持美国参战和加入协约国一方”，但结果令他失望，“……这些人士尖锐地拒绝支持任何这种政策（参战的意图）。”
这是一个大选年，威尔逊当然也不会愚蠢地在这个节骨眼上提出参战建议，他“不敢冒在大选胜利结束以前即由子参战问题在民主党内产生分裂的危险”。黎明会议让威尔逊和他的幕僚们明白，在大选前美国根本不可能参战。相反，威尔逊还必须要作出和平捍卫者的形象，以便赢得选票，“威尔逊把共和党称作‘战争党’，这样，他又赢得了扣人心弦的胜利，于是他得以进行了第二次就职宣誓。”
另外，从实战的角度来看，美国当时也一时无法参战，因为它的军事力量在当时可谓微不足道，大战爆发时，美国陆军仅30万人，而且大多数属于国民警卫队，也就是说美国当时几乎没有多少正规军。美国仅有的军事力量实际上也都部署在海外殖民地，用来维持殖民地的安全，他们大多数驻扎在菲律宾、关岛、夏威夷这些地方，这些守备部队也难以抽调，因此，美国当时即使想参战也需要一段军事准备时间。
但是当威尔逊总统成功取得了第二次连任后，当美国已经从战争的双方获得足够的利益后，当英国因德国恢复无限制潜艇战而濒于失败后，美国参战的时机也就成熟了。而且，由于英国拥有海洋优势，这使得美国在中立国阶段主要的贸易对象并非是均衡对战争的双方，而是更倾向于英国及其协约国盟友，也就是说，美国更大的战争物资、更多的武器、最大的贷款都是投放到了协约国一方，实际上这也和美国-英国传统的盎格鲁-萨克逊同盟感情密切相关，正如美国历史学家W·米利斯所说，“公正地说，在某种意义上美国是在1915年年中卷入欧战的。在本质上我们是战争复杂机器的一部分。我们的经济力量是整个地支持其中一方的，并且我们在思想感情上和政策上都不再是中立的了。”早在1915年1月，美国垄断资本家的代表摩根就被任命为英国驻美商务代表。而到了这年夏天，摩根实际上已经成为英国和协约国盟友在美采购各种物资的主要代理人；而当时美国的财政部长麦卡杜则直接写信给威尔逊，“1915年8月12日，财政部长麦卡杜给威尔逊写了一封长信，指出作为向协约国出售工业品的结果，一个大繁荣正在到来。但是除了向协约国公开贷款之外，这个繁荣是不能持久的。”麦卡杜清楚，这种贷款一旦付出，那就意味着美国如果参战就必然要站在协约国一边，否则，那等于美国在同自己的贷款作战。故此，12月8日，威尔逊就批准麦卡杜的贷款建议，“向协约国的贷款总数达25亿美元，可维持他们一年多的购买力。”
德国为此指责美国并非是一个真正的中立国，事实上“变成了协约国的仓库和兵工厂”。实际上，这也不能完全责怪美国，美国商人当然不愿意放弃来自德国的金钱，但无奈德国的海上力量无法与英国抗衡，这使得美国通往德国的海上运输总是不畅通，“到1915年2月底，当英国极力加强其海上控制体系时，英国海军布雷北海，对德国和欧洲中立国家设下很长的海军封锁线，并截获美国运载某些非禁运品、特别是粮食到意大利、荷兰和其它欧洲中立国以便转运德国的船只。美国是承认英国的这种体系呢，还是即使要引起战争也要坚持与德国在所有非禁运物质方面自由贸易呢？这是战争初期的一个关键问题。”因此，如果单就这一点而言，美国人的确是公平的，只是他们无法同德国保持通畅的贸易，这也就逐渐改变了美国海上贸易的方向，大多数商船最终不得不改向英国。“大多数美国工业家自然具有和银行家同样的态度。因为英国控制了海洋，我们的销路主要是在协约国，我们愿意看到协约国继续这场战争并赢得战争。”
这种不平衡的贸易导致了一个顺理成章的结果，那就是美国在协约国方面的赌注越来越大，最后美国已经到了无法看到协约国失败。同时，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那就是美国对大政治格局的忧虑——如果同盟国获胜，那么欧洲大陆将成为一个以德国为核心的大陆体系，这就一举打破了传统上一直以英国的大陆均衡政策主导的欧洲，也就是说，同盟国获胜，欧洲将逐渐向统一迈进，而协约国获胜，那么欧洲将维持一个四分五裂的局面。对美国而言，显然一个四分五裂的欧洲要比一个统一的欧洲有利。
另一方面，由于英美之间的战时贸易频繁，而德国却受制于英国的海上封锁得不到来自美国的物资供应，因此，战争逐渐向协约国一方倾斜，尤其是马恩河会战，这打破了德国原本设想的速决战，结果交战双方不得不在阴冷、潮湿的战壕里进行漫长的对峙。这种对峙对德国显然非常不利，因为英国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军需品和生活必需品供应，而德国的战备物资却越来越匮乏，这就迫使德国统帅部答应了德国海军的请求，那就是重新开启无限制潜艇战，以迫使英国“在六个月以内投降”。
1917年1月31日，德国宣布恢复无限制潜艇战，对任何驶向英伦三岛的运输船，不论其是交战国的还是中立国的一律加以攻击。“德国人作出这个决定是因为现在他们已拥有一百多艘潜艇，海军将领说服了她们的政府：一种无限制潜艇战将赢得战争。”——正是如此德国海军部才强烈建议恢复潜艇战，并为此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因此这次重新开启无限制潜艇战收到了立竿见影的结果。仅仅在恢复无限制潜艇战3个月后，英国的海上运输被击沉的总吨位就相当于1916年全年损失的总吨位，这立刻让英国备感紧张，英国国内已经出现了物资供应恐慌——草坪被种上了马铃薯、花园被改成了菜池、网球场变为庄稼地。
英国物资供应紧张也逐渐在战场上表现出来，以前充裕的战备物资现在时断时续，英国军队因此情绪低落，漫长的堑壕战又毫无成效，谁也不知道这场该死的战争什么时候才结束。而最为让英国感到恐慌的是，整个协约国内已经出现了经济危机的兆头，加上黄金储备的急剧下降导致金融动荡，剧烈的金融震荡可以说就在眼前。
英国和协约国的这种情况也引起了美国的注意，威尔逊对德国恢复无限制潜艇战感到恼火，他对豪斯顾问叫道：“德国是个疯子，必须遏制它！”这使得美国统治层也逐渐认识到，如果协约国就此战败，那么美国在协约国方面投下的巨额赌注将化为泡影，因而，“从保护债务国的角度出发，美国也应尽快参战。今后，美国再不能默认德国潜艇封锁而不损害美国与协约国的友好关系，而且这种默认或许会使德国获胜。换言之，美国在这些新形势下再不能绝对公平；不管怎么样，都会对一方有利，对另一方不利。”美国历史学家米利斯对此评论道：“实际的宣布是另一种方式的加速；并且所有这些因素产生的影响使我们直接卷入纠缠，美国在严格为法律意义上还保持和平是不可思议的。”
于是，美国迅速开始为参战进行准备，第一件要做的事当然就是对付国内的孤立主义，为此，美国的媒体开始大篇幅报道德国对美国的种种攻击、伤害。1915年2月，德国开始实施潜艇战后，仅仅在10周之内，在没有发出任何警告的前提下就击沉了63艘商船，造成中立国死亡200多人；1915年5月7日，英国的“鲁西塔尼亚号”号被德国潜艇击沉，共计死亡1198人，其中有美国128人；同年8月19日，英国的“阿拉伯人”号又被击沉，这艘船上也有美国人。当然，这些都是在美国仍然保持中立期间，但现在美国又想起了这些。
实际上，美国是否参战的背后还有两股力量在较量，而可以说，正是这种较量促成了英国策划了墨西哥电报阴谋。这种较量就是德国和英国分别对美国展开的宣传努力，德国希望美国继续保持中立，不卷入欧洲战场；而英国则极力希望促成美国参战。德国为此展开了一场被称为和平攻势的宣传，德国几乎调动了所有在美国的关系，官方的、私人的、民间的，等等，但这场努力却仍然归于失败，因为英国拥有远比德国更强大的宣传实力，“在宣传方面，协约国拥有明显的优势。他们控制了海洋，电报和其他通讯工具，德国同美国只有原始的和临时的无线电联系。况且，协约国的宣传机器具有更好的组织和更慷慨的资助。他们也比德国人机敏得多、作为结果，大多数美国人相信德国人侵略比利时、潜艇战的残酷等等。”
在一战期间，由于英国拥有的海洋优势，使得英国能够控制通过大西洋连接欧洲和美国德的电报电缆通信，因此，英国显然可以利用这一途径把德国涂抹成恶魔的信息发送给美国民众，这使得美国民众普遍相信，德国是一个野蛮的入侵者，而比利时、荷兰、法国和英国则是柔弱的食草动物。相反，德国由于缺乏必要的联系渠道，导致来自德国的声音微弱的像是蚊子，德国费力地在美国政府内活动，但也仅仅建立了两个德国电台，“预见到这种不平衡，美国政府批准两家德国电台在美国继续营业。并且，一些报纸的记者留下继续对战事作德国方面的解释。不论是政府还是公众都没有被剥夺从德国方面获得消息的可能。如果说美国官方完全从单方面获得关于战争的消息，那是不确实的。”尽管如此，英国人还是明显占据优势，英国的对美宣传并不是散乱的、由媒体各行其是的宣传，而是由著名作家吉·派克统一在领导指挥，英国人充分利用了他们和美国传统的血缘和文化关系，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这种宣传活动遍布从民间小团体到参议院的每一个角落，各种报告会、辩论会、电影聚会、广播宣传、报纸印刷等应有尽有，而且，由于英国能够从战场到美国街头保持畅通的通信，因此，英国有机会把惨烈的战争场面印刷在报纸上、录制在胶片上，当然，一切都是为了将德国恶魔化，如德国潜艇击沉商船造成的浮尸遍海、死于战争无辜的人被说成是德国人干的、播放民居被炮火点燃的场面、拍摄德国虐杀战俘等场面等，当然，谁也不知道这些纪录片到底是不是德国人干的，但宣传效果却很明显，美国民众对德国厌恶情绪与日俱增。以至到了后期，德国和同盟国不得不借助在美国的间谍搞些阴谋把戏，目的是希望能够多少阻止英美之间的运输，然而，这又成了英国攻击的口实，“阻止军需品从美国流向协约国的外交努力失败以后，中欧列强依靠阴谋和破坏活动作为阻止美国供应协约国军需品伪手段。利用德国间谍和亲德的美国代理人，策划阴谋阻止有利于英国的活动，炸沉以协约国港口为目的地的轮船，收买或者伪造美国护照以供潜伏在美国的德国人或奥地利人使用，破坏生产和运送战争物资到协约国，以及煽动拉丁美洲国家同美国不和。”
与之相比，德国在美国的宣传力量显得颇为孤独而可怜。
实际上，美国与协约国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根本就不是几部电台能够改变的了的。在经济层面，美国工业、运输业、农产品、金融投资等主要行业由于历史和现实的海上通道，都与协约国保持了数额巨大的联系，而对同盟国的投入则要少得多；同时，这也产生一个副作用，那就是美国大财团手中也往往控制着媒体，因此，这些媒体实际上也等于站在了英国和协约国一边，“报纸自然是同银行家和工业家有联系的，他们是报纸广告的主顾。报纸的不可知的巨大发行收益将随着我们进入大国而增加。”；从移民的角度来看，美国人口的大多数都是英法荷移民及其后裔，而这些国家都是协约国成员，因此在思想、文化、宗教、经济上同协约国方面有着割不断的联系。自然，由此美国内阁成员、参议院、众议院、政府各主要部门、外交官中支持协约国的也占多数，如国务卿兰辛，驻英大使佩奇、总统高级顾问豪斯等均为重要的亲英派。“因为大多数驻在欧洲的使节是同情协约国一方的，他们的报告加深了对协约国的谅解。”
因此，美国参战已成定局。于是当德国看到已经无法阻止美国参战后就毫不犹豫地启动了无限制潜艇战，对英美之间的运输进行频繁的攻击，也就是说，德国恢复无限制潜艇战实际上是和平攻势失败的结果，绝望的德国只能指望这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德国人相信，美军在欧洲战场发生积极作用之前，他们即能获得胜利。”
为了能让威尔逊更顺利地策动美国参战，英国也巧妙地利用了一下德国对美国的敌对情绪，当然，英国人非常清楚，这也仅仅就是一种情绪，德国实际上除了在大西洋上攻击美国运输船队之外，没有再做任何攻击美国的行为，或者策划攻击美国，尤其是像联合墨西哥进攻美国这样愚蠢的主意更难以想象，但这样的事却能很好地扇动民众的情绪。
1917年2月3日，德国潜艇再次击沉了一艘倒霉的美国船：“豪萨顿尼克号”，这一天，美国宣布与德国断交，4月6日美国对德宣战。
实际上，我们更应该看到美国和德国之间更深的矛盾，这就是在前面提到的美国和德国在争夺世界霸权上的深层矛盾，当然，这种矛盾在德国失败后已经灰飞烟灭，但在当时，在德国有可能赢得战争的那段时间里，德国强大的影子已经相当清晰，那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德国，而是整个在德国支配下的欧洲，甚至可以说，很可能出现一个统一的欧洲，一个类似拿破仑帝国一样的大欧洲，而如果这样，当时还是一个二流国家的美国显然是无法与其竞争的，那么美国成为世界霸主的期望就会变得遥遥无期。
德国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矛盾在历史中并没有引起多少注意，因为那时还主要是英国和德国之间的矛盾，他们才是当时世界一流大国，他们的矛盾掩盖了美国和德国之间本来就不突出的一些小摩擦，如在萨摩亚群岛问题上、在菲律宾和其它西班牙殖民遗产上，美国和德国都曾有过一些摩擦。当然，这些摩擦还不足以引起战火，但当德国崛起的影子已经覆盖整个欧洲的时候，美国就感受到了这种咄咄逼人的威胁。实际上，他们在经济上的竞争已经相当突出，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世界贸易中，德国占20.1%，而美国所占份额也已经达到17%；在拉丁美洲，德国已经成为美国在拉丁美洲的主要竞争者，据统计，在1913年拉丁美洲的对外贸易总额中，美国占28%，德国占14.2%，而且德国贸易增长势头强劲；另外，德国人也在不断涌向巴西、阿根廷、智利和其它拉丁美洲国家，这些国家因此受德国影响很深，这也正是为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拉美和南美国家普遍对德国持沉默的支持态度的主要原因；德国人当然不仅仅是来这里居住，他们实际上控制着南美许多国家的经济活动；还有，美国对德国在靠近巴拿马运河的西印度群岛建立海军根据地的企图也颇为疑虑，巴拿马运河是关系美国命运的主要运河之一，是美国的后院，如果德国势力已经入侵到这里可不是什么好事——“如果德国海军在大西洋上占了优势，那么它将毫不费力地在拉美的一个弱国得到立足点，于是它就可以由此为基地，向其他拉美国家或者美国发起进攻。于是，在这个国家就产生了这样一种情绪，即一种有远见的自卫政策需要我们介入这场战争。”
另外，从政治-文明的角度来看，美国所继承的主要是英国式的自由主义，当然还有法国大革命的成果，但英美之间密切的传承关系就如同盎格鲁-萨克逊家族的父子，英美之间也曾有过战争，但那是儿子长大成熟闹独立的标志，并非英国与德国那种不可调和的全方位矛盾。美国实际上是大英帝国的长子，美国的主流文化主要还是英国文化，这是一个以盎格鲁-新教为基础的国家和社会，而德国则是以日耳曼-基督教为主的国家，这导致他们无论在文明的层面还是在具体追求的社会制度方面都大相径庭，对此，当时的美国统治核心非常清楚，如豪斯所说：“一个协约国的胜利，将很少有可能退回到沙皇俄国在欧洲的优势，但是一个德国的胜利，将意味着几代人的无法形容的军事暴政。”豪斯在致威尔逊总统的信中也写道：“归根到底，德国的成功；将是我们的更大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