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林肯被刺杀与否与美国长期的对外扩张政策无关，美国并不会因为伟大的林肯继续执政而变得收敛与善良起来，也不会因为林肯的死亡而变得疯狂，林肯的确是一个正确的政治家，但仅此而已，他遇害实际上是由于种族心态和美国南北大经济集团的矛盾，但林肯却促成了一是事实：保持了美国完整统一，因而使得这种扩张得以继续。
林肯遇害影响方向是对美国纵向的、沿袭历史的社会方面，而不是对外扩张的横向方向。可以这样说，林肯的遇害与100年后肯尼迪遇害、马丁·路德·金的遇害有着相同的原因，因为他们都是处在一个相同的矛盾十字线的中心：黑人与白人的矛盾、底层社会与大经济集团的矛盾。甚至可以说，只要美国仍然是一个黑白分明的社会、只要美国还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这种阴谋就有可能重演，美国未来的总统只要站在这个十字线的中心点上，那么总会有一支枪对准他。
美国社会认为林肯不再像个丑陋的猴子而变得伟大起来，是因为他保持了他的誓言：决不让联邦分裂！而不是什么黑奴《解放宣言》。因为这种统一保持了美国的强盛和繁荣，以至奠定了今天美国成为世界霸主的基调——显然，如果北美大陆在1865年后存在两个美国，两个美国互相对峙，彼此把力量用来互相竞争上，那么门罗宣言就将成为一个笑话。
另一方面，林肯的伟大还有一个更深的原因，那就是他为北方赢得战争寻找到了一条道路，那就是解放黑奴，尽管这个办法不仅遭到南方的痛恨，就连北方白人社会也对此大为不满，但这是唯一的办法。而北方的胜利就为美国带来了更大的收获，那就是美国进入了工业社会，而不再是英法的棉花原料供应地，这一举改变了美国的性质：美国已经不再是一个依靠出卖棉花为生的供应国，而是一个能与英国、法国并驾齐驱的工业国家。
如果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美国，你就会发现，美国的命运其实不仅仅是由华盛顿、林肯来改变的，他们更像是在合适的时间走上合适的总统职位的人——18世纪60-70年代世界进入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时候，而美国在此时恰好爆发独立战争；而当第二次工业革命来临后，即19世纪60-70年代，美国则正好由于南北经济迥然不同而导致内战，显然，经济矛盾决定了政治矛盾。工业革命当时对欧洲的影响深刻而巨大，然后又由于欧洲的对外扩张而改变了整个世界。工业革命几乎改变了欧洲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进而也就改变了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当时的英国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因而变化最为明显，整个世界都开始按照“英国模式”进行大大小小的改革，而在矛盾突出的地方这种改革则以政治革命、独立战争等形式出现。在林肯的年代，正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大行其道的时候，美国南北的经济又显然处在不同的两个时代，其实当时在整个美洲奉行的都是大地产制和考迪罗（Caudillo）主义，这是一种根植于殖民时代的殖民地经济需要而形成的，这是由于第一次工业革命后欧洲需要他们的殖民地为他们的工厂提供原料，同时为他们工业产品提供市场。考迪罗主义则是建筑在这种经济基础上的权力建筑，Caudillo一词在拉丁语中即“军事首领”或“统帅”之意，起初是指与布宜诺斯艾利斯作战的普拉塔地区的首领，后来演化为泛指拉美各国的军事独裁者，这些军事独裁者所建立的政府就是一种殖民地军事独裁制度，这被称为考迪罗主义。而这种独裁的出现实际上主要是来源于拉美独立战争时期，各个领导战争的领袖们后来赶走了殖民者，自己则利用手中的军队开始了另一种集权统治。美国在当时的美洲中由于主体接受的是英国和法国的资本主义思想，尤其是英国工业阶层的影响和法国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影响更为深远，因此美国几乎从一开始就较拉丁美国国家高了一个层次：它奉行独立、法制、自由、平等的精神，并且正是借助这种精神才能组建起军队，而艰苦的战争又使得这种精神被美国民众普遍接受——尽管在拉美寻求独立的阶段，他们几乎同样艰苦卓绝，但他们的果实后来被不完善的制度吞噬了，而美国则由于在建国之初就确立了三权分立、法制至上的思想和有效的制度，因而美国很幸运，考迪罗主义在美国生了根，却没有发芽。
尽管考迪罗主义在美国没有找到市场，但美国的经济仍然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种植园经济，也就是说考迪罗主义的社会和经济基础却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的，尤其是南方。从这政治主张来说，如果南方获胜，那么美国即使统一，美国也有可能进入考迪罗主义统治时代，而林肯代表的则是北方大工业企业家的利益，他为美国指出的道路是：统一、工业化、和种族和解。
正是如此，美国由此扫除了一切发展和扩张的内部障碍，美国在解决了内部问题后就重新上路了。
在扩张的道路上，美国一直以来都非常幸运——就在美国独立不久，法国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使得整个欧洲进入拿破仑时代，美国这时聪明地奉行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其实，独立自主这个词用的很虚伪，也许正确的解释是，所谓的独立自主就是企图渔翁得利。美国很快就通过了《约翰·杰依条约》和《莫特枫丹条约》，这两个条约旨在同时维持与英国和法国这两个互为冤家对头的贸易关系；同时，美国利用西班牙的软弱谋取了密西西比河的自由航行权和在新奥尔良的“存栈权”（为期3年）；之后，在1803年，美国利用法国继续资金支持战争的机会，从法国手中仅仅以1500万美元的价格就购买了广袤的路易斯安那，这一下就使得美国领土扩大了整整一倍；1810年至1813年，美国干脆把佛罗里达的西班牙人赶了出去，美国的国旗上又增添了一颗星；另外，美国这时也开始了初步的海外扩张，1805年，美国入北非的的黎波里，获得最惠国待遇；1815年，美国逼迫阿尔及利亚再次签订条约；1820年至1822年，美国在西非的利比里亚建立了一个殖民点。
实际上，美国的独立外交有时候也很难做到独善其身，而且，这种时候也往往是趁火打劫的好时机，无论谁成为政治家都不会愚蠢地错过这样的机会。1812年，当拿破仑与反法同盟进入最后的决战之时，美国清楚，是时候了，于是1812年至1814年爆发了第二次英美战争——借口很简单，由于拿破仑对英国实行大陆封锁政策，而英国又利用自己的海洋优势对法国实行反封锁，这对美国来说可是不太妙，美国的经济因此遭到严重打击，而英国此时又强征美国籍水手服役，这正好给了美国一个充实的战争口实。但美国人在战争中表现的仍然像是在独立战争中那样无能，与英国的对阵屡战屡败，甚至英国军队在1814年攻占了华盛顿，白宫和国会大厦被付之一炬。好在俄国对英国分兵打击美国人不太满意，它希望英国把兵力集中在欧洲用来对付法国，因此，俄国出面协调，美国与英国终于在1814年12月24日达成《根特条约》。而这次战争对美国社会来说有一个莫大的好处，那就是美国人从此彻底摆脱了殖民地人这个心理标签，他们开始以一种新大陆大国公民的姿态与欧洲对视。
就在英美结束第二次战争后一年，1815年欧洲的拿破仑战争也落下帷幕，这使得欧洲短暂地恢复了旧秩序——1848年，这些旧秩序再一次被席卷欧洲的革命纷纷扫落。此时英国在世界海洋上成为唯一的霸主，从拿破仑威胁中缓解过来的欧洲列强们则又开始对美洲的关心。这时庞大的西班牙殖民体系已经开始土崩瓦解，英国、法国、俄国等欧洲大国看到了这个机会，他们像一群非洲的豺狗一样准备抢夺西班牙这头老迈的雄狮嘴边的猎物。沙皇俄国在1799年越过白令海峡占领阿拉斯加后，就有一种南下北美大陆的姿态；神圣同盟则在1823年冬季开始对拉丁美洲出兵干涉；英国势力也开始在拉美卷土重来。这立刻让整个美洲感到了紧张，尤其是美国，英国希望把美国势力阻止在现在的美国-墨西哥边界一线，同时，英国也不希望欧洲大陆的神圣同盟在美洲的势力增长过快，因此，1823年8月，英国外交大臣坎宁向美国政府提出了一个建议：即英国和美国应该采取共同立场和共同行动来反对神圣同盟对拉丁美洲独立各国的武装干涉；在保证不对拉美各国有领土野心的同时，英国不允许其他列强在拉美进行殖民行动。坎宁希望美国和英国能就此发表一个共同声明，但坎宁的建议显然过于一厢情愿了，美国政府和社会都对这个建议存有很大争议，这甚至导致了一场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大辩论。而这时，俄国又不合时宜地突然向美国发出了两份照会，这两份照会一个是沙俄声明不承认拉丁美洲各国的独立，而另一个则直截了当地指责美国的共和制度，结果，英国和俄国立刻被美国人视为图谋不轨的两个家伙。为此，美国总统门罗在1823年12月2日向国会提交了由国务卿亚当斯拟定的国情咨文，这就是“门罗宣言”。它主要包括了三个原则：即“反对欧洲国家再次在美洲夺取殖民地”原则、“不干涉”原则和“美洲体系”原则。
显然，门罗宣言表达了这样的意愿——把欧洲国家拒之门外，而美国所提的“不干涉”原则是指美国和欧洲互不干涉，但美国作为美洲国家则不受此原则限制。另外，所谓的“美洲体系”显然是在清楚无误地告诉欧洲列强，美国已经是美洲的领袖，美洲国家应该成为一个独立于欧洲体系之外的国家体系。
门罗宣言尽管在宣布之初并没有引起多少反响，因为美国当时毕竟仅仅建国30多年，与英法这样的老牌欧洲强国相比还相去甚远，但正是这个宣言成为美国后来主要的外交基调。
1848年，欧洲爆发革命，美国再一次很好地利用了这个机会，它趁机向墨西哥宣战，然后再次大规模扩张了领土：1845年，美国得到了墨西哥的德克萨斯；1846年，美国与英国联手瓜分了俄勒冈；1846年至1848年，美国与墨西哥再次交战，美国得到了新墨西哥、亚利桑那、犹他、内华达、加利福尼亚、还有怀俄明、科罗拉多的一部分，墨西哥为此丢掉了一半的国土。
就这样，在内战爆发前，美国通过购买、兼并和直接占领从独立之初大西洋沿岸的13州一直扩展到北美太平洋沿岸，几乎占领了北美陆地的一半。
1865年4月3日，当北方联邦军队攻占里士满后，内战宣告结束，而美国迅速就把军队的枪口再次指向了墨西哥的法国人——果然如法国人所料，法国人趁美国内战而占领了墨西哥，而一旦美国没有分裂，那么美国必然会把法国人从墨西哥赶出去。而这时法国的处境却不太妙，在欧洲，普奥战争一触即发，法国根本无法顾及遥远的美洲，无奈之下，法国只好同意撤兵。而那个来自哈布斯堡家族的马克西米利安则顽固地拒绝让出墨西哥皇帝的宝座，结果，这个不识时务的家伙被墨西哥共和军俘虏后枪决。美国在把法国人赶出墨西哥后，同样也把内战期间趁火打劫的西班牙人从从多米尼加赶了出去，另外，继任总统职位的约翰逊这时也发表了一个咨文，说，整个西印度群岛都“倾向于”美国。
此时，美国人还在盘算一笔大买卖——那就是阿拉斯加。当然，当时不仅俄国人认为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毫无用处，美国同样有很多人认为花费很多美元去购买一个无人居住的冰雪世界是一个巨大的浪费，因此这笔买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美国人讥讽为“西沃德的浪费”。但当时的美国总统西沃德则不这样认为——他同所有美国总统一样，都是执著的扩张主义者，他认为美国的领土应该延伸到北极圈。于是，1867年3月30日，美国支付给沙皇俄国700万美元，购买了阿拉斯加。
——仅仅是内战结束两年后，美国就把法国人驱逐出了墨西哥、把西班牙人撵出了多米尼加、把阿拉斯加购买过来、把整个西印度群岛划进美国的势力范围，并且，美国舰队仍然继续着打开亚洲大门的努力。
参议员斯蒂芬·A·道格拉斯称林肯是一个“两面派”，林肯回答说：“我的脸是留给观众们看的。如果我还有另外一张脸，你认为我还会稀罕现在这张脸吗？”然而，林肯的确是个两面派，而且是彻头彻尾的，或者他已经轻描淡写地说出了总统的本来面目——那张丑陋的脸，但他却赢得了最大的荣誉：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假如内战不需要解放黑奴，他的伟大就要损失一半。
也许，我们应该说，林肯既不伟大也不丑陋，他只是个正确的政治混蛋而已。
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就曾坦诚：“我们整个的国家史就是一部扩张史。”而这个扩张史也分为几个阶段，如前所述，在“缅因”号之前，美国自13州开始一直就是一个没有天敌的美洲强国——它的西部是古老的印第安人，他们过着近似原始社会的生活，谈不上什么威胁；它的北面是加拿大，也是英国的殖民地；它的南面是墨西哥，尽管这也是一个殖民国家，但实力要弱的多，这就等于把一只老虎放进了没有天敌的旷野，他想扩张到哪里就能扩张到哪里。
深谙政治的人几乎没有人相信“缅因”号是西班牙人干得——很显然，当时美国向外扩张的势头正健，而西班牙则已经是一个老朽帝国，一个雄风不再的帝国怎么会去挑战一个正在崛起的强国呢？西班牙人并不是蠢货，他们知道美国并不是斗牛场里的公牛，西班牙人应该做得是如何避免战争，而不是相反。
另外，从西班牙当时的军事情况也能看出，在开战前美国和西班牙的矛盾已经相当尖锐，美国自宣布门罗宣言后就一直对欧洲人介入美洲事物持反对态度，美国声称要支持古巴人民的独立，因此，西班牙人明白，如果炸毁“缅因”号，那无疑就是在宣战——但当时西班牙显然并没有做任何战争准备，它的舰队还在遥远的大西洋，它在古巴的陆军只是忙于应付古巴人的反抗，整个西班牙军事体系没有丝毫与美国进行大规模战争的迹象，现有的军事活动只是在应对不断出现的各殖民地的反抗。因此，西班牙人绝对不是“缅因”号的凶手，那么，凶手是谁呢？
很显然，就是坐在白宫里的那帮家伙——在19世纪末，整个世界已经没有什么殖民地，美国的扩张已经不能再像老欧洲一样去征服新的、无主的殖民地，而美国的崛起已经势不可挡，并且已经完全具有与欧洲大国平起平坐的实力，因此，西班牙的殖民地就成了美国的首选目标——看看地图，古巴和波多黎各扼守着美国的南大门，控制了古巴也就等于控制了加勒比海，古巴和波多黎各也是美国通往巴拿马的必由之路；而菲律宾则是连接亚洲和美洲的重要桥梁，并且本身也是一块肥肉，占据菲律宾就等于打通了通往亚洲的殖民和贸易之路，而且也是向中东太平洋渗透的良好基地。最重要的是，西班牙庞大而衰老，战争的代价不会太大，也就是说美国胜券在握。
另外，即使从当时古巴的情况来说，美国也早就希望出兵干涉。1895年，古巴发生反抗西班牙统治的民族战争，西班牙军队和起义者武装之间的这场战争一直持续了三年，而这场战争的受害者不仅仅是古巴人和西班牙人，还有美国人，因为当时美国和古巴的经济联系已经相当密切，美国当时在古巴有五千万美元的投资——五千万美元在今天算不了什么，但在当时这可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后来美国从西班牙手中购买菲律宾也才支付了二千万美元而已。西班牙人和古巴人之间的战争导致生产糖和烟草的农田经济被毁，而这正是美国和古巴的主要贸易。于是，美国大西洋沿岸和墨西哥湾沿岸各州的企业集团强烈要求政府介入，停止这场战争；同时，美国的舆论也较为同情起义者，反对西班牙在古巴的殖民统治。
但同情归同情，要让美国人直接卷入战争，美国民众还没有这样的意愿。而仅有美国企业集团的支持还不行，因为选票却是由普通民众掌握的，没有普通民众的支持任何重大决定——即使是正确的、对美国长远有利的决定——也都将流产。这就是长久困扰美国统治者的、深深根植于美国社会的一种思想，即孤立主义。
在美国孤立主义由来已久，1793年英法战争爆发后，尽管由于美国在独立战争期间一直得到法国的有利支持，美法因此早在1778年就签订了同盟条约，但美国总统华盛顿却背叛了法国，他于1793年4月22日发表《中立宣言》，宣布对交战双方“诚心诚意地”采取“友好和不偏不倚”的政策。宣言发布后华盛顿就严禁美国人以任何形式参与、帮助或支持交战双方的活动。这可以说是美国建国之初就奉行一种中立政策，而这种中立政策的思想根源就是孤立主义——孤立主义从其出发点来说应该是一种过于理想化的外交思想，它希望不参与“肮脏的欧洲政治”，因为美国是一个从殖民地领土上依靠艰苦的独立战争建立起来的一个全新国家，在独立后，没有历史的羁绊也没有欧洲的强权干涉，而且多数美国人都是在欧洲饱受宗教压迫，他们受够了永不停息的欧洲战争，因此他们希望有一个永远和平、永远不受干扰的理想家园。但显然这种理想化的外交思想与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格格不入，但为什么这种思想能在美国获得广阔的市场呢？原因还是已经强调多次的自然地理条件，美国得天独厚的地理使得它远离欧洲和亚洲，在核武器时代到来前，只要美国不主动参与，没有任何一个欧亚大国能够威胁它的本土，因此，美国具有这种思想发展的天然土壤，这也就是为什么欧亚大陆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做到的事情在美国能够得到普遍认同。在二战前，大西洋两岸和太平洋两岸之间的贸易尽管已经很繁盛，但还能够保持各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因此美国在二战前可以奉行孤立主义，国内经济和国际贸易都没有受到多少影响；再者，当时美国还只能算是一个二流国家，它的实力可以保证自身的安全，但尚不能对欧洲大国起到足够的影响，因此，从政治上说，孤立主义在这时也是较为妥当的一种外交政策。
美国早期孤立主义的产生是由移民社会、自然条件造成的，另外新教的影响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新教的教义具有一种排他主义倾向，因为它把教徒划分为两个世界，既上帝的选民和被上帝抛弃的人，在美国，这个新教国家使得美国人认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而其他国家则是被拯救的对象；再则，新教的标准是成功，于是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成了人们实际上的行为准则，在社会生活中，不择手段地追求利润就成了唯一的目标。
在《中立宣言》发表后不久，1796年9月17日，华盛顿又发表了著名的《告别演说》。这是由汉密尔顿起草的一个演说，在这个演说中，华盛顿再次告诫美国人：“我们对待外国的重大的行为准则是，在扩大我们的商务关系的同时，尽可能少与它们发生政治关系。”但我们应该不要误解，华盛顿这位卓越的领袖可不是什么理想主义者，他并不是一个人为美国真的能够远离肮脏政治的乐土，他真正的意思是——他不希望把美国把自己的“命运与欧洲任何一部分的命运纠缠在一起，以致使我们的和平与繁荣卷入欧洲的野心争夺、利益、情绪或反复无常的罗网中去。”也就是说，他希望美国走更为现实的外交政策，即不要因与某一国感情而决定建立联盟并由此把美国引入战争，他认为美国的“正确政策是避免与国外世界的任何一部分永久结盟。”——这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并不是要求美国不论何时都保持中立，而是在需要的时候保持中立，在利益要求时则放弃中立，这就是他在演讲中最后揭示的思想，即他还认为，美国“可以稳妥地信托暂时的联盟来应付非常紧急事件。”——这才是他的真正思想，而这却是彻底的现实主义政治思想，即美国是否中立、是否结盟、是否解除盟约，完全由利益决定，而不是感情。
1823年，美国第五任总统门罗宣布的“门罗主义”原则，即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这等于说美国已经对其他大国表明了它的势力范围，而门罗主义的提出就是美国扩张政策的继续。而这种势力范围的提出同时也向欧洲表明了另一层含义：当美国实力增长的同时，孤立主义也在膨胀，它膨胀到哪里，哪里就是孤立主义的边界线——对老练的政治家来说，他们听到的孤立主义实际上是另一个意思：那并不仅仅是一种理想化的洁身自好，它还有一句潜台词，那就是如果谁侵犯了孤立主义的边界，那么就要受到惩罚。这就是说，孤立主义同时也是一种警告，如果不尊重美国的孤立主义或者说中立政策，那么就意味着战争，事实上后来的历史表明，美国正式利用了这点。对华盛顿的演讲来说，门罗主义同时做到了两件事，扩展了中立政策的范围——如果说华盛顿只是说美国应该奉行中立政策的话，那么现在美国代表美洲发表了一个新的中立政策；另外，门罗主义还表明了一种态度，那就是美国可以自行其是地划分势力范围，这实际上是对欧洲大国的一种蔑视，在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来看，这又违背了华盛顿的意愿，等于放弃了孤立主义，而参与到了大国划分势力范围这种古老的游戏当中——只是由于美国强大的实力欧洲大国默认了这种势力范围，如果换作是德国、法国或者英国发表这样的声名，那无异于是在挑起战争。门罗总统提出此项咨文以前，向当时已有80高龄的杰斐逊征询意见。杰斐逊言简意赅地复信道：“我们首要的基本的箴言应当是：决不使我们卷入欧洲的纠纷中，其次是决不许欧洲来干涉大西洋这边的事情。”
此后，在从1793年至2001年的近200年期中，随着美国实力的不断增强，美国孤立主义的边界也在明显扩张，1793年，在华盛顿发表《告别演说》时，美国还只是人口不到500万的小国；1823年门罗主义宣布时，美国人口也只有1000万多一点，经济、军事等综合实力还不能与英法这样的欧洲大国相提并论；但到了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前，美国的实力已经超越西班牙这样的欧洲二流国家，因此，美国开始制造事端，以便发动战争，目的当然是把美国的势力再次延伸，不仅要把西班牙这个欧洲势力彻底驱逐出美洲，也要把美国的势力范围扩展到东南亚和东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