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碰到一种情况，它在史诗里通常被称为诗人的艺术技巧，这就是当主要人物离开、退场，或无所作为时，便立即有第二个人、第三个人，或一个一直未被注意的人来填补空位。他施展他的才能，因此，我们便觉得他是同样值得我们关注、重视，甚至夸奖和赞许的。
那位建筑师便是这样，在上尉和爱德华离开之后，他便显得日益重要起来。一些工程的安排和实施全要靠他，在这方面他显得十分细心、明理和勤勉。同时，他以各种方式帮助两位女士，并且懂得在静寞、漫长的时刻为她们消愁解闷，就是他的外表也足以使人产生信任和好感。
他是一个真正年轻的小伙子，身材修长而匀称，略微高了一点。他谦恭而不腼腆，亲切而不强人所难。他乐于承担一切操劳之事。由于他精于筹算，很快就对整个家政了如指掌，处处都能发挥良好的作用。平常来了客人，一般都由他来接待。就是来了不速之客，他也懂得该如何谢绝，或者至少使两位女士有所准备，以免产生不愉快的情况。
在这些客人中间，有一天来了一位年轻的律师，这给他带来不少麻烦。这位律师是附近的一个贵族派来谈一件事情的，此事虽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却使夏绿蒂深感不安。我们不得不把此事提一下，因为它又把许多本来也许会长期无人过问的事推了出来。
我们还记得夏绿蒂曾给教堂墓地作了一些变动。所有的石碑都从原地移走，放到墓地的围墙和教堂的墙基边上，腾出的地方都被平整一新。
只有一条宽敞的道路通向教堂，并从教堂旁边经过，通向墓地另一端的小门；除了这条路之外，其余的空地上全都种上了品种各异的苜蓿，眼下长得枝繁叶茂。按照规定，新墓应该从墓地的一端依次排过来，墓地必须铲平，上面同样要种上苜蓿。谁也不能否认，这种安排使礼拜天和节日上教堂的人，能够看到一片赏心悦目的景色。就连一开始对此安排不十分满意的、守旧的老教士，如今，他在古老的菩提树下，像菲莱蒙同他的鲍茜丝坐在后门口休息时那样，看到的不是高低不平的坟地，而是色彩绚丽的草坪，心里也感到愉快。再说，夏绿蒂答应把这块地的使用权交给他，这还可以给他的家计带来好处。
尽管如此，教区里的一些人还是对这种把他们祖先长眠之地的标志移掉，从而使他们对先人的怀念之情也随之消失的做法表示不满，因为保存完好的墓碑虽然能表明埋葬者是谁，但不能标明他葬在什么地方。而表明葬地，正像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是至关重要的。
附近的这户人家就是这样认为的。好几年前，这家人给教堂一笔不大的捐款，从而为自己及其亲属在这块公共墓地上获得了一块地方。现在他们派这位年轻律师前来，就是为了索回这笔捐款，并表示今后不再继续缴款，因为从前同意捐款的条件已被单方面毁掉了。而他们的种种抗议和反对意见都未引起重视。夏绿蒂作为改造墓地的主使人，打算亲古希腊神话中的一对善良、和睦的夫妇。
自和这位年轻人谈话。他讲起话来虽然很活跃，但在陈述他和他的委托人的理由时并不过分专横，他提请在场的人考虑某些问题。
“您看到，”他在简短的开场白里为自己的唐突来访作了说明之后说道，“您看到，无论是最卑贱的人还是最高贵的人，都看重将埋葬他们亲人的地方作个标志。一个最贫穷的农民，在埋葬他的孩子时，也会在墓前竖一个简单的木十字架，放一只花圈把墓点缀一下，以便在痛苦的日子里，至少能寄托对孩子的怀念之情。尽管这种标志像悲哀本身一样，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消失，但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安慰。有钱的人把木十字架换成铁十字架，想方设法地加固它，保护它，好让它多保存几年。然而就是这样，铁十字架最终也会锈蚀，变得难以辨认，于是，有钱的人宁愿立一块石碑，它可以世世代代留存下来，而子孙后代也可以将它修葺一新。不过，我们关心的倒不是墓碑，而是墓碑下安息的人，是托付给黄土的死者。问题并不在于纪念物，而在于死者本身；不在于回忆，而在于现实。我宁愿深情地拥抱坟茔中的亲爱的死者，也不愿拥抱墓碑上的名字，因为墓碑本身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但是，它像界石一样，配偶、亲戚和朋友在他们死后也能围在这儿聚集，而活着的人还有权利把陌生人和讨厌的人从亲爱的死者身边撵走和隔开。
“因此，我认为我的委托人索回捐款是完全合理的，这要求还算是低的，因为这家人在感情上受到了伤害，这是无法补偿的。他们失去了祭奠亲人时的那种痛苦而甜蜜的感受，也失去了有朝一日安息在亲人身边的、给人以慰藉的希望。”
“事情并没有这么严重，”夏绿蒂回答说，“无需通过诉讼弄得人心不安。我对自己的安排并不感到后悔，我愿对教堂因此受到的损失给予赔偿。只是我不得不向您坦率地承认，您的理由并没有使我信服。在我看来，至少是在死后，那种最终人人平等的纯洁的感情，要比将我们的个性、对他人的依恋和人世关系顽固而死板地坚持下去的做法，更能使人得到安慰。——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她问建筑师。
“对这件事，”建筑师回答说，“我既不想争论，也不想作出决定。还是让我简单地谈一谈与我的艺术和思想方式关系最密切的一些看法吧。现在我们不再有幸能将亲人的骨灰装入盒中拥在胸前，我们也不可能将遗体放在雕花的大石棺里，因为我们既不富有，也无兴致，我们甚至在教堂里不再能为自己和亲人找到一席之地，而只能在野外安息，那么我们就有一切理由对您，尊敬的夫人，所采取的方式和方法表示赞同。如果一个教区的教徒一个挨一个地埋葬在一起，那么他们可以说是安息在亲人的旁边和中间了。既然大地总有一天要把我们都容纳进去，那么我认为最自然最圣洁的做法，莫过于把那些偶然出现、逐渐坍塌的坟茔毫不犹豫地铲平，这样还能使死者减轻覆盖在他们身上的泥土的重量。”
“难道不留下任何纪念的标志，不留下任何引人回忆的余西，所有这一切就这样消失了？”奥狄莉问道。
“绝不是这样！”建筑师继续说道，“不是放弃纪念物，而只是放弃墓地。人们要使自己的存在留下永久的痕迹，可以寄希望于建筑师和雕刻家，他们的艺术和双手能够创造出这样的作品，他们对此极感兴趣。因此，我的愿望是把那些构思巧妙、制作精美的纪念碑集中在一个能长久留存的地方，而不是零散地随意乱放。现在，甚至连虔诚的人和高贵的人都放弃了死后长眠于教堂里的特权，那么人们至少可以在那里或墓地周围华丽的厅堂里立上墓碑，刻上墓志铭。这些墓碑和墓志铭有成百上千种的形式，装饰它们用的图案也有成百上千种。”
“如果艺术家们的想象力真的那么丰富，”夏绿蒂说，“那么请您告诉我，为什么他们就摆脱不了小方尖碑、截顶圆柱和骨灰盒这几种形式呢？您所夸耀的成百上千种的发明我没有看到过，相反，我只看到了成百上千种的重复。”
“在我们这里也许是这样，”建筑师回答说，“但并非到处是这样。再说，发明和适当的应用本身就不是一件小事。在这种情况下，要使一个肃穆的地方变得令人欢愉，要使一件伤感的事不至于弄得令人悲戚，那是特别困难的。至于各种纪念碑的图样，我倒是收集了许多，有机会我可以拿给您看看。不过，一个人最美的纪念碑永远是他本人的肖像。它比其他任何东西更能使人了解他曾是一个怎样的人；它就像乐谱上最美妙的歌词，无论音符是多还是少。只是这种肖像必须在人最美好的时期画成，而这个时机通常被错过了。没有人想到要保存活人的形象。即使做了，也不够完美。一个人死后，人们才赶紧用石膏拓下他的面模，然后根据面模雕刻一个石像，这就是所谓的半身像。然而艺术家能把石像雕刻得栩栩如生的实在罕见！”
“也许您没有意识到，”夏绿蒂接着说，“您在无意之中将谈话完全引到有利于我的方向来了。一个人的肖像是可以独立存在的，无论在什么地方，它只是表明自己，我们不能要求它来标志特定的墓地。然而我该不该向您承认一种奇怪的感觉呢？就是我对那些肖像也有一种反感，因为我总觉得它们老是在默默地责备；它们在暗示着某些遥远的、逝去的东西，并提醒我，正确地尊重现实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让我们想一想吧，有多少人我们见过，认识过，并且得承认，我们对于他们是多么微不足道，他们对于我们也是多么微不足道，我们的心情会怎样！我们遇见过有才智的人，却没有同他交谈；遇见过学者，却没有向他学习；遇见过旅行家，却没有向他求教；遇见过可亲可爱的人，却没有向他表示快慰之情。
“可惜的是，这种事不仅仅发生在过路人身上。社会和家庭对待其最可爱的成员，城市对待其最可敬的市民，百姓对待其最杰出的君主，国家对待其最优秀的人民，也是如此。
“我曾听到有人问，为什么人们谈到死者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出那么多的好话，而谈论生者时却总是小心谨慎。回答是：因为对死者我们已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而对生者我们则随时随地有同他们相遇的可能。纪念死者的动机竟是如此不纯。这往往是一种自私的玩笑，要是生者同死者的关系在纪念之中一直生动活泼地保持下去，那倒是神圣而严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