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听说曹操智勇双全，又能重用人才，早想投奔曹操，叉怕不安全，就写了一张贴子，来试探一番。
曹操见贴后立即派曹仁去请荀或。荀或故意拒门不出。
曹仁非常生气，添油加醋地说苟或如何藐视曹操，建议把他杀了。
曹操喝斥道：“大胆奴才，杀了他等于砍了我的臂膀，你知道吗？”
那时正是腊月天，朔风凛冽，滴水成冰。曹操求贤心切，冒着严寒，亲自出马，来到聚奎街荀或府第，只见大门落锁。
等了好久，不见有人。曹操不顾胡子上结了冰凌，又赶到奎楼街苟或的另一府第。管家又对他说，主人到许昌打猎去了。曹操两访不遇。并未烦恼，仍耐心求访。
一天，曹操访得荀或到城东北八柏的祖坟去扫墓了，就备下礼物，前往凭吊。曹操来到坟前，看见一个青年，二十几岁，姿态风流，仪表堂皇，正在专心致志阅读《孙子兵法》，头也不抬。忽然一阵风起，把书吹落在地。曹操急忙上前捡起，恭恭敬敬递上，施礼说：“荀公安康！”荀或却闭目问道：“先生是何人？来此做什么？”曹操说：“我是曹孟德，来请荀公共扶汉室江山。”荀冷冷一笑说：“我是一个普通百姓，不懂治国大事，先生另请高明吧！”曹操陪笑说：“久闻先生胸藏经天纬地之术，腹隐安邦定国之谋，我非先生不请。”荀或说：“不怕我骂你吗？”曹操连连点头，说：“骂得有理，多骂才好”。苟或又推说患有腿疾，不能行。曹操便亲自牵来良马，扶荀或骑上，前呼后拥，迎入景福殿中。
人才一旦来奔，曹操总是真减地欢迎，常有相见恨晚之感。官渡之战中许攸弃袁绍来奔，曹操来不及穿鞋，光着脚匆忙出迎，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重要的人才来奔，曹操都要尽快亲自接见，询问方略，听取建议，表达礼敬之忱。对于那些反对过自己的人，只要转变态度，曹操也能宽大为怀，不念旧恶，并委以一官半职。比如陈琳，在官渡之战前夕为袁绍起草了一篇讨伐曹操的檄文。历数曹操的种种“罪恶”，其中有的是事实，有的则不一定是事灾。
如说曹操亲率将士盗墓，“破棺裸尸，掠取金宝”，军中还设有“发丘中郎将”、“摸金梭尉”等官职，专事盗墓，似乎就是事实。而指责曹操盗粱孝王墓，则不一定是事实。
还有说曹操的祖父曹腾是宦官，父亲曹嵩是领养的，而曹操则是“赘阉遗丑”，揭曹操出身的老底，就更有人身攻击之嫌。汉末官司由于数度操纵朝政，残害士人，名声很坏；汉代又看重门第。陈琳把曹操骂到父祖，比骂本人在感情上更难接受。但是，曹操对陈琳如此的“恶毒攻击”，在打败袁绍后得到陈琳时，却只是责备陈琳说：
“你过去为袁本初写檄文，骂我也就行了，不是说憎恨邪恶只限于本身吗？怎么往上牵扯，骂到我父亲、祖父的头上去了呢？”
陈琳赶紧向曹操赔罪。曹操爱才，不但没有杀他，还任命他为司空军谋祭酒。这是曹操不念旧恶的一个突出例子。
请葛亮说：“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肿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曹操的人谋之一，就是容纳不同人才的博大胸怀。
在有些人看来，一些人仗着自己有才能，就一而再再而三地闹名誉、闹地位、闹待遇，思想境界似乎不够高尚。但政治家、思想家对此并不以为然，恰恰相反，他们认为给于人才以丰厚的待遇是理所当然的。
战国时期，燕国发生内乱，国力凋敝，齐国乘虚而入打败了燕国。燕昭王即位后决心复仇，开始罗致人才，改革政治以便复兴国家。于是乎，他向燕国名士郭魄请教，怎样才能招致贤士以报齐国灭燕之仇。郭魄便向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我听说古代有个国君，愿花千金购买千里马。三年没有买到。这时宫中有个侍臣对国君说：‘请让我去买吧’。国君就派他去。找了三个月果然找到了一匹千里马，可是那匹马已经死了。侍臣就用五百两黄金买下那匹马的骨头，回乘报告君王。国君大发雷霆说：“我要的是活马，死马有什么用？白白花了五百两黄金？’那个侍臣说：‘一匹死马还用五百两金子买来，何况活马乎？人们必定认为大王确实不惜重金买良马，千里马很快就会送上门来了。’不到一年，果然有人送来了三匹千里马。现在大王真要招致人才，就从我开始吧。像我这样的人还能受到您的重用，何况比我更有才干的呢？哪怕千里之外，他们也会来的！”
燕昭王采纳了郭魄的建议，专门为郭魄建造了一所宏大华丽的住宅并尊他为师，放下架子向郭魄学习。同时还在燕国都城之外筑起了一座高台，上面放了千两黄金，以招揽天下有才之人。此所谓“金台骏骨，以示招徐”。这一招果然奏效，造成了“士争凑燕”的局面。投奔而来的有魏国军事家乐毅，有齐国的阴阳家邹衍，有纵横家苏秦等等，很快使燕国恢复了元气。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后来还雪了国耻，把齐国打得只剩下两座城池。
唐代大思想家韩愈在着名的《马说》一文中，不仅批评了不善识马、不会用马的人，而且为千里马“食之不能尽其材”而鸣不平：
“马之千罩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千里马日行千里，本事大，消耗也大，吃得当然也多。不让它吃饱，却又让它来快跑，这样做既不可能，也不公平。以此来比喻人才的待遇真是既通俗又雄辩。
丰厚的物质待遇是吸引人才的重要条件。有才能的人对执政者的要求，除了希望提供充分施展才干的广阔天地外，再就是希望能得到与才干相称的待遇，此无可厚非。满足他们在爵禄上的要求，人才就会源源而来。墨子即持对人才“高予之爵，重予之禄”的观点，认为只有对他们“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事则不与，禄则不分，请问天下之贤人，将何自至乎王公大人之侧哉？”春秋时期名臣宁戚对齐桓公也进言：“尊其位，重其禄，显其名，则天下之土骚然举足而至矣。”元世祖忽必烈为了招揽人才，专门建立集贤馆，给贤士们准备了丰盛的饮食、华美的服饰、供帐和车辆，贤士们纷至沓来，忽必烈大喜过望。有一官员对此有异议，便故意将供应集贤馆的物资堆放在宫殿前面，当忽必烈走过时，他遂告知忽必烈：集贤馆每人每日要耗费这许多东西。忽必烈听后不悦，说：“尔等是嫌我待他们过厚了吗？我以十倍于此的物货广揽天下有才之士，还怕不周到呢，否则，有谁会来呢？”
待士薄，却欲使其尽心竭力，是不可能。刘向所撰《说苑？尊贤》中讲了两个故事，读来饶有味道：
一则是：齐国宰相宗卫供养一班食客，他退职后意欲周游诸侯各国，竟无一个愿随，他很失望，一士田饶对其诉道：“怨吾等无意效力，非也！惟大人待士过苛。厨里肉宁腐，而不予食；养士口粮三升，尚不及大人所宅之黄鹂；凡您家小皆服饰华丽，却无一件予士，园中桃果任家人戏掷，士人们却不曾尝得一口。财者，君之所轻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用所轻之财，而欲使士致所重之死，岂不难乎哉？连钱财衣食这些并不为执政者所看重的东西，尚且舍不得给予士人，却要让士人以最可宝贵的生命去为你效力，这办得到吗？”
另一则是：诸侯发兵攻齐，齐威王惶恐不安，急集臣属和公卿大夫商议对策，说：“破敌良策何有？快快道出！”博士淳于髡仰天长笑，威王连问三次，皆不答。最后他讲了一个故事：“臣一邻舍祭田，欲祈得谷百车，享用终生，再传后世。
然其祭品只一瓢饮、箪食、三尾鱼。吾笑其予神太簿，而求之过苛”。齐威王听后恍然大悟，乃立淳于髡为上卿，赐之千金，革车百辆，与平诸侯之事。诸侯闻之，立罢其兵，休其士卒，遂不敢攻齐。
这两则故事说明，待遇是启动人才积极性的有力杠杆。
通过以上分析，对给人才以丰厚的物质待遇这一点恐无多少异议。但是，是否对所有的人才都采取事先许以高爵厚禄这一种办法呢？
宋代思想家苏洵在《御将》一文中说：“当观其才之大小，而为制御之术以称其志”。“先赏之说，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赏之说，可施之才小者”。为什么呢？苏洵认为，大才犹如千里马，无论其是否跑路，都应“丰其刍粒，清其羁络，居之新闲，浴之清泉，而后责之千里。”不然，“是养骐骥者饥之而责之千里，不可得也”。汉高祖刘邦对大将韩信、黥布、彭越就是先许以高官厚禄：“昔者汉高帝一见韩信，而授以上将，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见黥布，而以为淮南王，供具饮食如王者，一见彭越，而以为相国。当是时，三人者未有功于汉也。”
尚无政绩何以封王赐爵？只为“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极于富贵则不为我用；虽极于富贵而不灭项氏，不定天下，则其志不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