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林肯在白宫外面度过的时间要比在白宫多。他常常不顾总统礼节，在内阁部长正在主持会议时闯进去。他不愿坐在白宫，当他无法从白宫脱身时，他打开白宫办公室的门，让政府官员、商人、普通市民们沿着行政管邸的围墙排着队去见他。林肯很少拒绝人，甚至对有的人还鼓励他们来访。1863年，林肯在给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公民的信中说：“对来见我的人们我一般不拒绝他们；如果你来的话，我也许会见你的。”
他曾说：“告诉你，我把这种接见叫做我的‘民意俗’——因为我很少有时间去读报纸，所以用这种方法搜集民意；虽然民众意见并不是时时处处令人愉快，但总的来说，其效果还是具有新意、令人鼓舞的。”
林肯还说：“民意俗”，缩短了他与下属与人民的距离，加深了彼此的感情，激发了人民参与国事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利民利国。”
信守承诺言出必践
人在世间，诚信尤为重要。欺诈之徒。时间长了，人们认清了他的本来面目，就会鄙视他。蔑视他，远离他。一个人要讲信用。国家的统治者要对人民讲信用，没有信用就什么事也办不成。古来成大事音，大多是重诚信。有法度的大智大仁者。
据《鲁论》上面记载，子贡曾经询问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说：“粮食充足，军队强盛人民相信你，就行了。”又问实在不得已要舍弃其一，这三者哪个可以去掉。于是孔子回答他，“先说舍弃军队，再说舍弃粮食”，又道：“自古虽人人都要死，但如果没有人民的信赖，就不能立国。”就是说，百姓靠粮食生存为根本，没有粮食就会死。但自古以来谁又能免于死，况且人是万物的灵魂，如果没有信用来守护自己，即使活着又怎么立身呢？
人们都喜欢守约准时的人，尤其喜欢信守承诺的领导者，守约体现了领导者的工作作风和人格，因此不可随便失约。
战国时期，魏文侯出去狩猎，回来时与狩猎的官员约好下一次狩猎的时间。
不料，到了约定的那一天，一大早就风雨交加，使狩猎无法进行，只好取消，文侯准备动身去告诉狩猎的官员。
臣下惊讶地劝阻道：“狩猎场的官员总知道这种天气不能打猎吧，不必通知了。”
“话是没有错，但不能实现约定要跟别人解释。”文侯说。
“既然这样，何不派个臣下去传达呢？”
“但是日子是我定的，应该由我实现约定，所以我得亲自去解释。”
文侯说完便走进雨中。
自此之后，文侯一言既出，臣下便坚信不疑，威信日益提高。以至有一次文侯与一臣下在喝酒时开玩笑道：“此君帽子不可不高。”那位臣子第二天便戴了一顶高帽子去见文侯。文侯嬉笑道：“你本不戴高帽，为何要戴高帽，不是自己给自己戴高帽吗？”
那位臣子只得一笑了之。
地位高了，往往容易为所欲为，不把部下放在眼里，是当领导的大忌。
凡是与部下约定了的事一定要兑现，若因客观情况不能兑现，就得通知被约的部下，最好是亲自通知，这样才能使下属觉得被尊重，进而愿意奉献自己的一切。
《左传》记载，晋文公时，晋军围攻原这个地方，在围攻之前，晋文公让军队准备三天的粮食，并宣布：“如果三天攻城不下，就要退兵。”
三天过去了，原的守军仍不投降，晋文公便命令撤退。这时，从城中逃出来的人说：“城里的人再过一天就要投降了。”
晋文公旁边的人也劝说道：“我们再坚持一大吧！”
晋文公说：“信义，是国家的财富，是保护百姓的法宝。得到了原而失去了信，我们以后还能向百姓承诺什么呢？我可不愿做这种得不偿失的蠢事。”
晋军退兵后，原的守军和百姓便纷纷议论道：“文公是这样讲究信义的人，我们为什么不投降呢？”于是大开城门，向晋军投降。
晋文公凭着信义，获得了不战而胜的战果。
三国时代，孔明在祁山布阵与魏军作战。长期的拉锯战，使士兵疲惫不堪，孔明为了休养兵力，安排每次把五分之一的士兵送返国内。
战争越来越激烈，一些将领为兵力不足而感到不安，便向孔明进言说：“魏军的兵力远远超过我们的估计，以现在的兵力来看，恐怕难以获胜，恳请将这次返乡的士兵延缓一个月遣送，以确保兵力。”孔明说：“我率军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凡是与部下约好的事情必定要遵守。”
于是，依然如期遣返。士兵们听到这个消息后，都自动返回战场，英勇作战，结果大败敌军。
在这次战争中，孔明凭着信义，唤起了士兵的勇气和斗志，取得了胜利。
坦率“露丑”胜过巧妙掩饰
人的心理通常都是隐恶扬善的。所以他们会想尽办法掩饰自己的“恶”，宣扬自己的“善”。其实，在管理活动中，假若你能将自己的缺点坦率地表示出来，往往更能得到别人的信赖，因为完人给人一种高不可攀的感觉，有少许小缺点的人，反而给人的感觉是“无碍大局”，这样的人往往更能获得别人的信赖。
在中国历史上，封建帝王将自己的错误刻于金石，传诸来世的事例，是极罕见的。我国着名历史文化古城——曲阜的古泮池边上却有一块清代乾隆皇帝亲手书写的“检讨”碑。
古泮池，位于曲阜城南隅；泮即“半”字，因水池是半圆形，故称为泮池。相传古鲁国时在此处设立学宫，称为泮宫。后为孔子教授学生时的课余游憩场所。
那么，乾隆为什么要在此处立这样一块碑呢？
原来，乾隆在其执政期间，曾九次来到曲阜。在这里留下了大量诗文。公元1756年他第二次来曲阜时，在古泮池的北岸又为他新建了一座“行宫”。当年的古泮池的景致是很美的，乾隆朝圣礼毕，来到行宫，面对眼前的宜人景色，诗兴油然而发，随口吟道：“千年古柏城头绿，过雨春花水面红。”吟完似觉余意未尽。这时他突然想起有一本书上称今天的曲阜城为“新城”，并记得这城是明代时由东郊“旧城”迁来这里新建的。他寻思这里既是新城，左泮池属鲁国遗迹，理当在旧城才是，新城中怎么会也有古泮池呢？这大概是人们以讹传讹的结果。想到这里，他提笔又写下了“十里东郊旧鲁城，新城安得泮池名”的句子。乾隆此次来曲阜所写的诗，当年全部被刻成石碑，立于古泮池旁。
其实，乾隆认为古泮池在东郊旧城是闹错了。因为曲阜古城本在此处。宋代时因保存古庙等遗迹。大中祥符年间、将城从今址移到城东十多里的地方重建新城。改名为仙源县。明代因仙源县遭受兵燹，又把城迁回原址。经过这样一个来回的搬迁、古泮池的位置没有变动，仍在鲁国的“泮水”旧所。
当时，乾隆对于自己的判断，并非没有怀疑，但因为几次来曲阜时间很紧，没有机会进行仔细的考证，自然也没能改正诗中的失误。一直到公元1762年，他第四次来曲阜，经过广泛查阅史籍，才发现了自己的错误，终于弄清了“今之曲阜县治、实即鲁城也。”古泮池正在此处。这时，他深为自己前诗中轻率下结论的做法而后悔。怀着内疚的心情，他又写下了第三篇《驻跸古泮池》，诗中说：“此地非常地，新城即故城，馆仍今日驻，池是故时清。”写完之后掩卷沉思。他想这次诗笔失误的出现，主要是自己读书不认真仔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没有深入调查研究就下结论的结果。为了告诫自己让后人不要再蹈这样的覆辙，决定把自己亲身经历的这件事写出来，刻之金石，以示来者。于是他便提笔题写了这篇有名的《古泮池证疑》碑。文中在叙述了以上事情发展过程之后，写道，“甚矣，读书之忌粗疏浮过、不沉潜深造、博综详考，执一为是，譬为禾者鲁莽耕而鲁莽获，确乎其弗可也。”
作为“九五之尊”的封建帝王，尚能坦承自己的不足，作为一名普通企业领导，又有什么不好意思承认自己的失误呢？更何况乾隆此举并不见得有损自己的形象，即使稍有损伤，但和取信于臣民比起来，哪个更重要呢？
三木武吉曾经是日本很有名的政治家。二次大战后第一次竞选时，他曾到备川县的高松布去讲演。当他讲到“战后的日本怎样才能马上恢复建设”时，突然，听众席中传来一个妇女的喊声：“喂，三木武吉，你不是娶了六个老婆吗？像你这样的人怎么能搞好日本呢？”
三木武吉听后没有惊慌，他镇静自如地回答道：“这位女士，确实如此，我年轻时是个享乐主义者，娶了好几房妻子，而且战争中也常带着她们东躲西藏地避难，这可以说是男人的劣根性。但现在，她们都已经人老珠黄，不中用了。如果我把她们抛弃了，今后谁来养活她们呢？还有一些你说得不正确，是七个，不是六个。”听了他的回答，全场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选举的结果是三木武吉以高票当选。这里，三木武吉就是巧妙地利用了自己的错误，赢得他人的同情获得成功。
尽忠职守清新寡欲
东汉马融。字季长，先后任校书郎、议郎、南郡太守等职。他在总结为人处事、居官从政之道时说：“在官惟明。莅事惟平。立身惟清。清则无欲，平则不曲，明则正俗，三者备矣，然后可以理人。”
在马融看来，做官先做人，只有做到了“清”、“平”、“明”，且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才称得上是一位好官，也才能管理好民众，治理好属地。
南宋吕本中，字居仁，世称东莱先生，官至中书舍人，兼权直学士院。其在《官箴》一书中开宗明义：“当官三法，唯有三事：日清，日慎，日勤。”意思是说从政务必清正廉洁，为人切记审慎三思，办差始终勤勉尽职。他认为唯有“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
清朝牛运震，曾任甘肃秦安知县。虽为七品小史，但他在与友人书信往来中也曾谈到为官三字诀。牛运震总结的三字诀就是：“俭”、“简”、“检”。
他认为大凡能做到此三字者，即为好官，因为俭而不贪能行善政，简而不繁方不扰民，检而不纵可控制自己的言行。
第五伦是东汉京兆长陵（今陕西成阳东北）人。建武二十七年，第五伦被举为孝廉，补任淮阳国的医工长，随同淮阳王到他的封国。光武帝召见他，深感他与众不同。建武二十九年，随从淮阳王至京城，与其他官属一同被接见，光武帝向他询问政事，第五伦趁机对奏为政之道，光武帝非常高兴。
第二天，又特地召见他入宫，和他一直淡到天黑。光武帝和第五伦开玩笑说：“听说爱卿曾殴打岳父，不让兄长和你一起吃饭，有这种事吗？”第五伦回答说：“臣三次娶妻都没有父亲。少年时曾遭饥荒之苦，实在不敢随便请人吃饭。”光武帝大笑。第五伦出京，有诏令任命他为扶夷县长，还没有到任，又追任为会稽太守。他虽然身为二千石一级的官员，仍然亲自锄草喂马，妻子下炊做饭。所得到俸禄，也只留下一个月的口粮，其余的都低价卖给贫苦百姓。
会稽地区风俗，多滥设祀庙，喜欢占卜。民众常常杀牛祭神，百姓的财户因此困乏，那些自己食用牛肉而祭祀的人，发病将死时，先作出牛鸣，先后几任郡长官都不敢禁止杀牛祭祀的作法。第五伦到任以后，给各属县发布文书，晓谕百姓，凡是巫祝有依托鬼神以诈术恐吓愚昧百姓者，都要捉拿问罪。胡乱杀牛的人，官吏都必须给予处罚。民众开始时都很恐惧，有的巫祝胡言乱语地加以诅咒，第五伦却追查得更紧，以后便逐渐绝灭了，百姓得以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