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事实说话在严格考核上用足劲
考核对任何一个下属来说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个人而言。他们最关注的是对他的评价是否客观公正，因为这直接与他的切身利益相关。如果下属认为对他的评价结果不公正，就会陷入不安的境地，产生抱怨。进而有挫折感，甚至与领导者发生：中突。这就要求考核工作应当根据明确规定的考核标准，针对客观考评资料进行评价，尽量避免掺八主观性和感情色彩。也就是说，首先要做到以事实说话。
明初，朱元璋亲自制定并颁行了《授职到任须知》，对中高级地方官吏的职责做出详细的规定，把地方的公务分为“把神”、“制书榜文”、“吏典”、“印信衙门”、“狱囚”、“起灭词讼”、“田粮”、“仓库”、“会计粮储”、“各色课程”、“鱼湖”、“金银场”、“窑冶”、“盐场”、“系官房屋”、“书生员数”、“青宿”、“官户”、“境内儒者”、“好闲不务生理”、“犯法民户”等三十一项，逐项开列地方官员应负的责任和所应注意的事情。而在某个应注意事项中，他往往还列出许多具体要求，例如“狱囚”，不但要了解已结案件的多少，在押犯人的数字，还要“知人禁年月久近，事体重疑，何者事证明白，何者取法涉轻。明白者，即须归结；涉疑者，更直详审，期在事理狱平，不致冤抑。”在“田粮”方面，朱元璋规定到职官员要详细掌握军、民、匠、灶、僧、道、医、儒等户口数字，以及官田、民田数字，民田夏秋两税数字，官田租粮数字，“各分项开报，以备度量支用”。对不遵守《须知》的官吏，坚决惩办。由于当时违犯《须知》规定，“公事不谋，体统不行，终日所信小人浸润，谋取脏私，酷害下民”而入狱或被杀的官吏非常多。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又制定《责任条例》，规定上级机构要对下级机构进行监督检查，所有官府衙门均没文簿，记录当季所办事项，每季度一次送交上级机构查考，形成了一个“布政司考府，府考州，州考县”的逐级考察系统。每岁进课时，布政司则负责将记录本司事迹的文簿和各府、州、县的事迹文簿送人京师，交部通考。这样，对官吏考课的内容和形式便初步得以确定。
对官吏的考课，朱元璋具体分为考满和考察两种办法。考满是仿照古代所谓“三载考绩、三考黜陟”之制，规定内外官在九年任职期内三年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具备其一，即可升转。考核评语有三种，“称职”、“平常”和“不称职”，据以决定升降。一般降职者少，升迁者多。
洪武二十六年，经有司报请，朱元璋做出规定：京官初入仕者，一律试职一年，经考核验证其人才堪用后则实授官职，不堪用者，即予降黜。这种类似于现代“试用期”的制度，不但是考察官吏才能的好办法，也极有力地敦促了官员们工作态度的转变。四品以上的官员和一切近侍官员、监察御史以及太医院、钦无监、王府官，黜陟由皇帝亲自裁夺。六部五品以下官，历任三年，由本部正官考核，送监察御史考核。茶马、盐马、盐运、盐课提举司、军职首领官，由布政司考核，送按察司复考。布政司四品以上、按察司五品以上大员，三年考满，黜陟由皇帝裁夺。府州县官考满，先呈报吏部，再移付吏部所属文选请吏司作缺诠注，再移付稽选请吏司开黄，仍分给由，其见任官将本官任内事迹加以核实。记功文簿，称臣金名，交付本官。然后将有关档案资料亲送至上级机构，由上级机构当察其言行、办事勤情，实考核称职、平常、不称职词语。以上俱由按察司核考，而后再量新考核复考评语交回吏部。
对府州县官的黜陟，洪武二年明确规定道：“府同知一考无过者，升知府；知县二考无过者，升知州。县丞一考无上者，升知县。”二十六年又规定：府州县官三年考满，“平常、称职者，于对品内别用。不称职，正官、佐贰官黜降，首领官充吏”。考察这些官员的办法是：“通内外官计之，其目有八：曰贪，曰酷，曰浮躁，曰不及，曰老，曰病，曰罢，曰不谨。”一般老、病、罢者致仕；不谨、浮躁、不及者降一级调外任。
洪武四年，朱元璋命工部尚书宏仁廉举山东莱州诸郡官吏。洪武六年又令御史台御史及道按察司察举有司官有无过犯，奏报黜陟制度从此逐步确立，后来推向全国。
朱元璋在明初实施的考察分为京察与外察两种。京察即对京官的考核，根据官员具体表现来决定升降。外察是对外官的考察。洪武十一年，朱元璋令吏部在殿堂上考核朝觐官的政绩，“称职而无过者为上，赐坐而宴，有过而称职者为中，实而不坐。有过而不称职者，不预宴，序立于门，宴者出，然后退。”此后便定制。至洪武十八年，又定为三年一朝觐，具体朝觐办法是：由布政司、按察司、盐运司、府、州、县及士官衙门的流官等，在朝觐之前按《到任须知》编造文册，然后和原领敕谕、《诸司职掌》的事迹文簿，携至京师奏缴，作为考核依据。朝觐完毕，由吏部会同按察院进行考察，奏请定夺。继续留任者引至御前、伏候领命，刑部及科道官当面弹劾，责以怠职，再由皇帝宣布赦罪还任，并各赐敕书，以申戒饬。廉能卓异或贪酷异常的官员，则另有番族别之典，以示劝惩。在明初，考察的结果一般都是罢黜多而升迁少，正好可以借机换置新员，令能者上，庸者下。
历代王朝都倡言廉洁，是否具有廉洁奉公的品质，是衡量一个官员能否勤政爱民的重要依据，也是朱元璋衡量官员好坏的一条重要标准。在明初，朱元璋一再旌表清介自持、忠勤不贪的官员，树立好官的典范。洪武四年，刑部从被下狱的御史台管办字文桂家中抄出书信百封。呈朱元璋过目，内有一封是嘉应府布衣百姓王升托宇文桂交给其子平凉知县的，信中道：“凡事须清心洁己，以廉自守。自贫处偷，儒者之常，慎勿以富贵为念。古人云：‘贫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正当以为受用也。治民以仁慈为心，报国以忠勤为本，处己当以谦敬，学业更须勉力。暇日即以性理之书及群经留玩，自然所思无邪。更须熟读新律，自然守法不惑。”这封书信劝子清高自处，其实通篇不免散发着一种尊奉呈上的儒家奴才气，自然特别投合朱元璋的胃口，他览之大悦，赞道：“书中语言谆切，教以忠孝。子之贤否虽未可知，然薄俗中有善于为人父者如此，谁能出其右哉。”当即下诏赐王升黄金百两，附了五枚，川椒五斤，绢十匹，免里长、弓兵之役。后来一并将他的诏书、王升的谢恩表及家书公布，以为表率。当时曾有不少官吏，因为政绩显着，受到朱元璋重用，甚至被破格提拔。如王尚贤自宁证尉擢为刑部侍郎，都是因为官清正、政声远着，而从七品以下的小官超升为正品的大员。
在对官吏的表彰方面，朱元璋也很注意所取士民的意见。官吏们在民间的所作所为，一举一动都被百姓看在眼里，是好官坏官，老百姓心里最有数，因而也最有发言权。为了彻底了解民间地方官的作为，防止个别人钻营考课制度空子的行为，朱元璋立下法令；自布政司至于府、州、县的官吏，如非出自朝廷号令私下的巧立名目，害民取财，或者清廉直干，抚民有方，允许境内老人、遍处市井上君子等，联名赴京状奏，作为官吏赏罚升降参考。
这条法令的规定，弥补了考课制度的某些不足和片面，同时也挽回了很多清官的性命。当时由于法律太严，刑罚过重，有很多官吏因为一些小过失而被逮捕、判刑，很多清官也含冤下狱，但如有老百姓能列举官员政绩、为之请命，朱元璋便准予释放，并复其原职，有时也加以提拔。汉中府同知柴庸下刑部狱，他的僚属和与他关在一起的案犯，都代他申诉，一致证明他为官清廉，朱元璋便免柴庸之罪，并令官复原职。四川院远知县高斗南，多有善政，洪武二十九年与宁县丞范苏亿、休宁县丞甘销、当徐县丞赵森共同坐事被捕。所在府县香民奔走上京，上报他们的政绩，为他们申冤，朱元璋不但下令免罪，官复原职，还赐给这些官员袭衣、宝钞，赐民还乡路费。不久，高斗南被举为廉吏，列名《彰善榜》、《圣政记》。九年考满，被擢为云南新兴知州。
明初对官员的考课，以及随之而来陟罚臧否，调动了官员的积极性，红束了官吏们的行为作风，为明初的吏治清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明初官吏，清官最多，即使是没有什么才干的官吏，也能循规蹈矩，不敢为非。形成这种清明吏治的主因之一，就在于朱元璋所制定下的逐级审查的考课制度。
再严密的制度，即使仅在一个小范围内执行，也不免发生耳目蒙蔽的情况。官场上历来都说官官相护，下属无能，上级有过，因此上一级官吏也不希望下一级官吏为自己抹黑，再加上人情访托，难免有一些大胆妄为的人篡改事实，正缘于此，朱元璋又将百姓引入考课制度中来，在某种程度上赋予年高德重的管民们一种监督官员的责任，这就使得很多想蒙混过关的人不得不因心虚而敛迹。考课制度也由此落到了实处，成为一套行之有效的奖惩制度。
切忌厚此薄彼
人们常说：“论功行赏”。当然应该根据功劳的大小来决定赏赐的高低。在朝政清明用人正确的情况下，“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乃合情合理。
《资治通鉴·周纪》中有一段话实际上阐明了高待遇是对人才价值的承认和对所作贡献的回报：
“夫贤者，其德足以敦化正俗，其才足以顿纲振纪，其明足以烛微虑远，其强足以结仁固义；大则利天下，小则利一国。是以君子丰禄以富之，隆爵以尊之；养一人而及万人者，养贤之道也。”
常言道：“君子不患贪而患不公”。战国时期，赵国的蔺相如几次出使秦国，又随着赵王会见秦王，每次都凭着自己的大智大勇，挫败骄横的秦王，因此赵王很是器重蔺相如，一下子将他提拔为上卿，位在老将军廉颇之上。
战功卓着的将军廉颇见其官位比自己还高，很不服气，他到处扬言说：“我为赵国出生入死，有攻城夺地的大功。而这个蔺相如，只是凭着鼓动三寸不烂之舌，就能位在我之上，这实在是让我难堪！以后我再见到蔺相如，一定要当着众人的面羞辱他。”其内心的不平由此可见一斑。
吴起任西河太守，非常有名气，但是魏王任田文为宰相，令吴起非常生气。有一天田文和吴起碰面，吴起半嘲弄地对田文说：
“我想和你比功，怎么样？”
阳文带点困惑的表情说：“好吧！”
吴起问：“身为三军之将，能便士兵乐于为国而死，致敌国不敢出兵的是你还是我？”
“我比不上你”。
“管理百官，万民亲近，国库充实，谁较有所为？”
“我不及你”。
“敢守西河，不使秦兵向东兴兵，让韩、赵归顺的事又如何？”
“我不及你”。
吴起更强硬地问：
“以上三个条件，你都不如我，但你却是宰相，这是什么原因？”
田文只能以国君年幼，大臣无法心服敷衍吴起。田文之后，魏王仍没有让吴起当宰相，而是任人唯亲，让自己的女婿公叔当宰相。吴起只得“愤而离魏事楚”，楚悼王立刻封他为宰相。
当然，功劳这种东西，不是一种器具物体，有时很难测出谁大谁小。封赏部下，同然要照顾功劳的大小，但更主要的，还是要考虑封赏的终极目的——笼络人心。
汉高祖刘邦当上了皇帝以后，开始大封功臣，论功行赏，对于二十几个主要功臣早就决定封赏了，但对其他人则因评定太慢而迟迟未能决定。有一天，刘邦在走廊上忽然看到花园里聚集了好几个小集团，三五成群，窃窃私语，似乎在商量什么事情。刘邦百思不解，于是回头询问张良是否知道他们是在讨论什么。张良的回答吓了刘邦一大跳：“陛下难道不知道吗？他们正在企图谋反”。刘邦赶紧问是什么原因。
张良回答说：“陛下原来只是一介庶民，因为有了他们效力才得到天下。然而陛下成为天子，却只有萧何那些一开始就得陛下欢心的大臣仍获得赏赐。而另一方面受到处罚的，仍是那些平常陛下不喜欢的人。现在虽然有专人负责评定功绩，但是合计一下封地，即使把全国的土地都封给功臣们，也是不够啊。他们害怕陛下不能让每个人都获得封地，或是因为过去的失败而受到惩罚，所以才聚集到这里计划谋反”。
刘邦听后沉吟良久，又问：“那么这件事应该如何处理呢？”张良回答说：“是不是有一个陛下平日最讨厌的人，而大家又都心里都知道呢？”刘邦回答：“雍齿这个人是我早就厌恶的，他最喜欢跟我作对，我早就想杀掉他，但是因为他功劳卓着，所以只好忍耐住。”张良说：“那么，请陛下赐雍齿封地，而且当众宣布吧！只要雍齿得到封地，大家自然会安静下来。”
于是，刘邦采纳了张良的计策，大开筵宴，封雍齿为候，然后趁机告诉众人他已督促负责人尽快评定出每个人的功绩，请大家稍安勿躁。如此一来，将领们都停止喝酒，大声欢呼，并且交相耳语：“连雍齿都受封为候了，我们一定也能很快受封”。人心浮动的现象再也看不到了。
张良略施小计，不仅纠正了刘邦任人唯亲徇私行赏的弊端，而且轻而易举地缓和了矛盾，收服了人心，稳定了大局。这种安一仇而坚众心的权术，极受后世政客的欣赏。
设定明确的奖赏目标
记得有这样一则寓言。说的是一个车夫为使拉车的驴子跑得快些，便将一把青草拴在车子前面，恰巧离驴的嘴巴有半尺远。驴子为了得到那把绿菌茵的青草，便拼命地向前跑。可无论怎么努力，那把青草离驴还是那么个距离。正所谓，“看起来很近，走起来却很远”。其结果。草依旧是那把草，驴子却不是那头精神饱满的驴子了。当然，这个寓言说得有点过分。
车夫完全可以在拉完货后，毫不犹豫地将那把已经有些发黄的青草丢到驴子脚下，任其去品尝胜利所带来的喜悦。因为那青草遍地都是，远不必那么惜如金玉。可对于领导者来说毕竟是粥少僧多，如果封得太滥了，“领导”自然也就贬值了，失去了诱惑力。比如，太平天国后期，在湘淮军的夹击下，太平军处境日益艰难。为了挽回败局，天王洪秀全采取了一种并不高明的策略，那就是大封诸王以鼓舞士气。据统计，洪秀全先后分封了两千七百多个王，大小文臣武将，亲朋故友都如愿以偿当上了“王爷”。然而，时间一长，这一招就不那么灵了，太容易得到的东西往往不令人珍惜，不但没有达到齐心协力挽回败局的目的，反而导致了太平天国内部秩序的严重混乱，大家都是“王”，谁也不服谁，彼此离心离德，客观上加速了太平天国的覆亡。
五代后唐的李从珂纵兵成骄，将士们几乎要什么他就给什么，结果骄兵欺主，被迫自尽。
李从珂率兵攻陷凤翔城，某地指挥使杨思权率降兵入城，要求李从珂攻克京师称帝后封他为节度使，李从珂便依他之言承诺他可任宁节度使。
而此时众多降兵拥入凤翔城内邀功请赏，李从珂转惊为喜，倾尽城中财物奖赏各部将士，甚而将釜鼎之类的器具也估价论赏。一时之间军营之中歌舞欢闹，酗酒赌钱，好不热闹。此时李从珂也头脑发热，发布命令说：“凡攻入京都洛阳的，赏钱自缗”。军士无不欢呼雀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