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0—11月间：湖南农学院的陈兴琰教授、陈国本同志和广西农垦茶叶研究所的陈用同志，由于《广西日报》1981年11月和1983年5月两次刊登了关于在龙州、凭祥、武鸣、河池、大新等县发现产有苦丁茶的报道，为了解决我国现在究竟是否还有瓜芦的这个问题，特专程前往龙州县实地调查，并写出了《皋芦茶、苦葵茶的考证》一文。通过这次调查和研究、考证，他们得出的结果大致是：我国古文献中的皋芦茶或苦簦茶，并非山茶科植物，而是冬青科的大口卜冬青；苦丁茶有好几种，只有学名叫llexLatifoliaThunb或IlexmacrophyllaB1的大叶冬青才是古文献中所指的皋芦茶；日本的皋芦茶是山茶科茶属植物，中国古文献中的皋芦茶是冬青种植物，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现在，除桥本实教授仍在继续进行研究外，广西农垦茶叶研究所等单位也正在对苦丁茶进行研究和繁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必将对我国瓜芦的有关问题得出进一步的结论。
五、“茶”字的源出
“茶”字的来源，大都认为中唐（约公元8世纪）以前表示“茶”的字，就是“茶”字。
“茶”字最早见于《诗经》，但《诗经》在不少诗篇中所说的“茶”并不是茶。晋代郭璞的《尔雅注》还对此作了比较详细的注解：“树小如栀子，冬生（常绿的意思），叶可煮作羹饮。”
我国西南地区的兄弟民族，是早已知道“茶”的（见前引司马相如《凡将篇》和扬雄《方言》），发音为“荈诧”或“设”。秦汉以来，茶在由西南地区传播于广大汉民族居住地区时，因其味苦和发音近似“茶”字，“茶”即被用来以表达“茶”这种药物和饮料。
“荼”字的字音不止一个，其字义也不只一个。“荼”字被用来表达“茶”的含义，历时很久，后来才省了一笔，变为“茶”字。这种改变，据说是受了陆羽的《茶经》和卢仝的《茶歌》等的影响（见宋魏了翁《邛州先茶记》），同意这种说法的有明代的杨慎（见《丹铅杂录》）和清代的顾炎武（见《唐韵正》）。但此说与《茶经·注》的说法不符，这个注已清楚地说明了“茶”字的出处是《开元文字音义》。《开元文字音义》30卷，唐玄宗撰（《开元文字音义》已佚，玄宗曾自为此书作序，说这是一部与《说文》、《字林》相类似的字书，凡320部）。这就可知将“荼”字略去一笔，定为现在的“茶”字，是唐玄宗以御撰的形式定下来的。但在这个新文字刚刚开始使用时，新旧文字必然会通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且安史之乱以后，接着又是频年的藩镇割据的动乱时期，所以顾炎武在《唐韵正》中说：
“愚游泰山岱岳，观览唐碑题名，见贞元十四年（798）刻茶宴字，皆作茶……其时字体尚未变。至会昌元年（841）柳公权书《玄秘塔碑铭》、大中九年（855）裴休书《圭峰禅师碑》茶毗字，俱减此一画，则此字变于中唐以下也。”
因此，当陆羽撰写《茶经》时，能在“筡”字仍为很多人所沿用的情况下，把“荼”字一律改为“茶”字，从而使“茶”字能以广泛地流传开来，这不能下说是他的独具卓识的一个创举。以后，随着茶叶生产贸易的发展，音义专用的“茶”字，经过了大约八十年的时间，终于为广大人们所接受。
不过，将“荼”字减去一画，改成“茶”字，并即读成现在的“茶”音，还有另外的一个说法是，始于南朝梁代（502~557）以下。（见清顾炎武《求古录》）实则从读音来说，“荼”字在汉代已有与茶音相近的几字音，如《汉书·地理志》中茶陵的“茶”，颜师古注：音弋奢反，又音丈加反（关于荼陵的问题，将在‘七之事’之述评中加以阐述）。所以《邛州先茶记》说颜师古“虽已转入茶音，而未敢辄易字文”。
《茶经》还列举了唐以前有关“茶”的四个同义字：贾、蔎、茗、荈。但在唐代以前的古籍中，如《诗经》、《神农本草经》、《神农食经》等书，都记载有“荼”字，并且其中有的茶字，就指的是茶，由于陆羽在《茶经》中既已把茶字一律改为茶字，所以就没有把“茶”列入同义字之内。
“茶”字在中唐以后已被普遍采用，但我国地域辽阔，方言各异，茶字的发音差异也很大。以广东一省为例，广州附近的发音是“chá”，汕头附近的发音则是“te（tay）”。又如福建省，福州发音是“ta”，而厦门的发音近似汕头的“te”。长江流域及华北地区又有“chai”、“zhou”、“cha”等发音。至于兄弟民族地区，发音差别更大，如傣族叫“la”，瑶族、苗族叫“己呼”、“忌呼”，黔南苗族叫“chútā”，等等。
自我国茶叶输出到国外以后，世界各国也有了茶的译名，如日文的“cha”，印度文的“cha”，俄文的“qau”，都是来源于“茶”字原音。英文的“teé”；法文的“thé”等，也都是照我国广东、福建近海地区人民的发音转译的。
近年来，我国在发掘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发现了不少简文、帛书等文物，其中1号墓（公元前160年）和3号墓（公元前65年），其随葬清册中都有“梢一笥”和“梢笥”的竹简文和木牌文。现已查证这个“梢”字就是“槚”的异体字，所谓“槁一笥”或“棺笥”，就是“槚（苦荼）一箱”或“槚（苦荼）箱”，从而说明当时湖南已有了饮茶习惯和茶叶生产。这个发现，为西汉王褒在《僮约》一文中所说“烹茶尽具”和“武阳买荼”的“茶”提供了实物证据。武阳即今四川彭山县。但宋李防等编纂的《太平御览》，以及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却把“武阳”写成为“武都”，武都，相当今甘肃武都、成县、徽县、西和、两当、康县及陕西凤县、略阳等地。四川的王褒不在产茶的蜀地买茶，而差令僮仆去西北地区的陕甘买茶，这是不可想象的。不过，不论是“武阳”或是“武都”，从王褒《僮约》的全文来看，纯属一篇游戏文章，究是王褒自作，抑是后人假托王褒之名所作，尚难肯定，因此，其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
六、茶树生长的生态条件
茶树生育所需要的主要生态条件是光能、热量、水分和土壤等。《一之源》中所述及的“地”、“野者”和“园者”、“阳崖阴林”和“阴山坡谷”，都是茶树生育的一些生态条件的直观表达方式。
首先，《茶经》提出了“地”，所谓“地”即指土壤。《茶经》把植茶土壤分成上、中、下三等，并以烂石为上，砾壤为中，黄土为下。在唐以后的茶书中，附和《茶经》说法的较多，否定的甚少。如明程用宾《茶录》、明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清陈鉴《虎丘茶经注补》，清陆廷灿《续茶经》，都引述或发展了《茶经》的提法。只有明代罗廪的《茶解》和张源的《茶录》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或说“恐不然”，或说“产谷中者为上，竹下者次之，烂石者又次之，黄砂中者又次之”。
土壤是茶树生长的自然基地，它的基本特征是具有肥力。茶树生长所需的养料和水分，都是从土壤中取得的。因此，土壤的理化性质（包括土壤的保肥供性能、土壤的酸碱性和土壤的结构和适耕性），都关系到茶树的生长。
土壤是由岩石变化而来的，先是岩石经各种风化作用而变成母质，再由成土母质在生物为主导因素的各种自然因素（包括生物、母质、气候、地形）的综合作用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变成具有肥力的各种土壤。
《茶经》中所用的土壤名称，很难用现代土壤名词正确地表达出来，因而也难以作出恰如其分的判断。但从字面上看，“烂石”显然是指风化比较完全的土壤，也可以说是现在茶区群众所谓的生土，这种壤土，适于茶树生长发育；“砾壤”是指含砂粒多、粘性小时砂质土壤；至于“黄土”，可以认为是一种质地粘重，结构差的土壤。
由于土壤是由矿物质、有机质、水分（土壤溶液）、空气、土壤生物（包括微生物）等物质所组成的。因此，要正确地理解“烂石”和“砾壤”的含义以及陆羽何以分别称之为“上者”和“中者”，这除了应考虑土壤中粗细不同的矿物质颗粒，更重要的还应考虑其有机质和土壤生物的含量，也就是含有机质和土壤生物多的，可以理解为陆羽所说的土壤中的“上者”，少于“烂石”含量的“砾壤”，可以理解为他所说的“中者”，含量更低的“黄土”，则称为“下者”。
其次，《茶经》谈到的另一生态条件是光，主要包括日照、气温、空气湿度和地形等几个方面。茶园的小气候环境条件，对茶树的生长和茶叶品质都有密切关系。《茶经》所说的在“阳崖阴林”和“阴山坡谷”两种不同的自然条件下生长的茶树的品质问题，在宋、明两代的茶叶的著述中多有论述。或说：“茶宜高山之阴，而喜日阳之早。”（见宋宋子安《东溪试茶录》）或说：“其山（指建安北苑的山）多带砂石，而号佳品者，皆在山南，盖得朝阳之和者也。”（见宋黄儒《品茶要录》）或说：“植产之地，崖必阳，圃必阴。盖石之性寒，其叶抑以瘠，其味疏以薄，必资阳和以发之；土之性敷，其叶疏以暴，其味强以肆，必资阴荫以节之。阴阳相济，则茶之滋长得其宜。”（见宋赵佶《大观茶论》）或说：“钱塘诸山，产茶甚多，南山尽佳，北山稍劣。”（见明许次纾《茶疏》）或说：“茶地南向为佳。向阴者遂劣。故一山之中，美恶不相悬也。”（见明罗廪《茶解》）还有：“产茶处，山之夕阳胜于朝阳，庙后山西向，故称佳。总不如洞山南向，受阳气特专，称仙品。”茶产平地，受土气多，故其质浊。芥茗产于高山，浑是风露清虚之气，故为可尚。（见明熊明遇《罗齐茶记》）。
“阳崖阴林”四个字的含义很广，它明确指出：茶树适宜于向阳山坡有树木荫蔽的生态环境。由于茶树起源于我国西南地区的深山密林中，在人工栽培前，它和亚热带森林植物杂生在一起，并被较高大的树木所荫蔽，在漫射光多的条件下生育，形成了耐荫的习性。植物是通过光合作用从太阳辐射能取得其生育所必需的能量的，光照是植物叶片进行光合作用、制造有机养分必不可少的条件。各种植物的生长发育都需要一定的光照。光照强度，影响光合作用的进程，光照条件的改变，给有机体的生化变化带来深刻的影响，这是关系到茶叶的产量和品质的问题。遮阴就是根据光对茶树有机体的影响而进行的农业技术措施。在日照强烈的地方，在茶园梯坎和主要道路两旁适当地栽种一些遮阴树，以减少直射光，使遮光度达到适合茶树生长对光的要求，这是必要的。因此，“阳崖阴林”是符合茶树生长的生态环境的。
第三，《茶经》所提到的又一生态条件是地形。《茶经》所说的“野者上，园者次”，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野生的茶叶品质好，茶园里培育的较差；另一种是生长在山野里的品质好，生长在园地里的较差。前者是从栽培管理来看的，后者是从地形来看的。但不论从何种角度理解，这两句话是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因为当时的栽培技术，包括茶地规划、园地开垦、茶树种植和茶园管理等方面的技术都还较落后。“园者”不如“野者”的情况，在中草药生长中是常见的。而且，陆羽有入山采制野生茶的爱好，有时几天野宿不归。他的友人皇甫冉、皇甫曾兄弟（丹阳人，丹阳在今江苏省，陆羽在安史之乱由湖北竞陵过江后，投依皇甫冉，同时结识了皇甫曾）都曾有诗记述了他入山采茶的情况。如皇甫冉在《送陆鸿渐栖霞寺采茶》诗中，说他采茶之时，“远远上层崖”，“时宿野人家”；又如皇甫曾在《送陆鸿渐山人采茶回》诗中，也说他“采摘知深处，烟霞羡独行”。所以，“野者上，园者次”的说法，与陆羽当时采制野生茶的实践不无关系。
“野者上，园者次”，同时说明了地形与品质的关系。野牛茶多生长在高山、深山；而人工种植的茶园大多在低山或坡地。我国历代文献中所记述的名茶，很多都是出在高山。如五代蜀毛文锡在他所著的《茶谱》中所列的名茶，其中一再提到的“蒙、顶茶”，最名贵的是中顶的产品，而这个地方“草木繁密……人迹罕到”。又如至今还驰名国内外的福建的“武夷岩茶”，安徽的“祁门红茶”、“黄山毛峰”，江西的“庐山云雾”，云南的“滇红”和“普洱”等名茶，以及国外斯里兰卡的“乌发红茶”，印度的“大吉岭红茶”等，都是产于高山的优质茶。所以，我国历来就有“高山云雾孕好茶”的谚语。目前，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广东等省区的高原和山地出产的红细茶，其品质可与印度和斯里兰卡的上等红茶媲美，如再能在品种和制造方面继续加以改进，则在不久的将来，在品质或售价上，都应超出印、斯高级产品之上。这又为上述谚语提供了新的证据。
高山出名茶，主要由于高山云雾多，漫射光多，湿度大，有的是昼夜温差大等等，有利于茶叶有效物质的积累，特别是芳香物质的积累。总的来说，这是环境条件综合影响的结果。但并非所有高山都能生长出好茶，也不是山越高茶长得越好，主要是山区的小气候和土壤的理化性质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