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之事》中记述与饮茶有关的佛教信徒有三人：一是《艺术传》中的单道开；一是《续名僧传》中的释法瑶；另一是《宋录》中的昙济道人。
敦煌人单道开，在东晋穆帝永和二年（34）住在后赵都城邺城（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的法綝祠，后移住临漳县的昭德寺。据说，他曾昼夜不卧，不怕寒暑，诵经四十余万言，除吃的食物和药物外，饮的只是“茶苏”。有人认为“茶苏”是茶和紫苏煎成的紫苏茶，也有人认为是类似蒙、藏人饮用的酥油茶。由于他在昭德寺时，曾设禅室坐禅，坐禅时要饮茶防睡，所以他所饮的“茶苏”应是一种用茶和紫苏调制的饮料。
《续名僧传》中所说的名僧法瑶，是在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排佛毁释时，渡江到南朝宋去避难的，那时宋文帝正在兴佛重释，因此他到江南后，很受吏部尚书沈演之的器重，住在吴兴武康的小山寺中。据说他严守戒律，直到暮年，长期过着吃蔬菜的清苦生活，用膳时只饮茶。吴兴在三国时已出“御粦”，当时已是名茶产地。
《宋录》中的昙济道人（据宋叶梦得《避暑录话》说：晋宋间佛学初行，其徒犹未称僧，通呼道人）是著名的高僧，在八公山东山寺住的时间很长。八公山一名北山，邻近寿州，是古代名茶“寿州黄芽”的产地。南朝宋孝武帝的两个儿子到八公山东山寺去拜访昙济，喝了寺里的茶，大为赞赏，称为甘露。这也可说是寺院以茶敬客的最早记载。
另外，据唐封演的《封氏闻见记》说：
“南人好饮茶，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师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茶，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今山东费、邹、滕、济宁、金乡一带）、齐（今山东淄博市一带）、沧（今河北沧州、天津一带）、棣怜（山东惠民一带），渐至京邑（今陕西西安），城市多开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
上述情况，不仅说明了坐禅和饮茶的关系，而且也说明了佛教对饮茶的传播的作用。另外，唐代名僧怀海所创立的“百丈清规”，定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训条，同时，他的宗派又发展很快，这些都为后来多数寺院栽种茶树创造了条件。
陆羽从小是在佛寺中长大的，虽然他在佛寺中曾表示不愿学佛，但他以后却和一些佛教僧徒有着密切联系，所以他对茶有特别深厚的感情，这和他多年的佛寺生活环境是有关系的。
佛教鼓励坐禅，饮茶就成为僧徒们不可或缺的生活大事，于是就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庄严肃穆的茶礼，尤其是在佛教节日时更为隆重。后来宋代不少敕建的禅寺，在遇到朝廷有钦赐“丈衣”（袈裟）“锡杖”之类的庆典，或特大祈祷时，往往就用盛大茶礼以示庆贺。当日本国高僧荣西在夫台山万年寺时，曾被宋帝诏请到京师（今浙江杭州）作“除灾和求雨祈祷、显验”，并命在敕建的径山寺举行盛大的茶礼，以示嘉赏。
佛教在我国的发展，对茶叶的传播，关系密切，以至有“茶禅一体”或“茶禅一味”之说。我国也历来有“天下名山僧占多”和“名山功名茶”的说法。
茶叶从中国传去日本，从栽种到饮用无一不和日本来华留学的佛教僧徒有关。
唐代，日本僧人大批来华，除大量佛典从中国传入日本，从而促进在文化艺术上的交流外，同时中国茶叶也传入日本。饮茶在日本的最早的历史文献记载是在公元729年，即日本圣武天皇天平元年四月八日，日本朝廷召集百名僧侣在宫庭讲经，第二天行茶（即召见赐茶）。但日本有关专家认为饮茶从中国传到日本应在隋文帝开皇年间（581-600），即日本圣德太子时代。当隋末唐初佛教三论宗传去日本时，日本僧智藏等就在中国南方学法，当时中国南方寺院僧侣信徒已都有饮茶风习，智藏等回国时，是否已把这种风习带回日本，惜尚无文字记载可资查证。
至于从中国带茶种回日本种植的时间，在我国历史文献中的记载是唐代中叶。最澄（即传教大师）于唐德宗贞元年间在天台山拜道遂禅师为师，于805年（唐永贞元年）回国时，从天台山、四明山带去了不少茶子，种植于日本滋贺县。空海（即弘法大师）是不空和尚嫡传惠果的十二弟子之一。不空在唐肃宗、代宗年间，是“尊为国公，势移权贵”的最出名的大和尚，被赐有“大广智三藏”法号，他曾在五台山上建有金阁寺、文殊阁，成为当时的国际佛教中心。空海曾几次往返于日本和中国，也带去了饼茶、茶子。最澄和空海可以说是日本栽种茶树的先驱者。
宋代两度来我国的日本高僧荣西（即千光国师），对日本的茶叶传播和发展，以及后来茶道的发扬都起过很大作用，有“日本陆羽”之称。荣西第一次入宋在1168年（宋孝宗乾道四年），从四月到九月，只有短短五个多月时间，他从宁波入境，经四明山、天台山，在参拜了育王山广利寺、天台山万年寺等有名寺院后回国。第二次入宋在1187年（宋孝宗淳熙十四年），他已47岁，经当时京城临安入天台山，万年寺拜虚庵（怀敞禅师）为师。他于1191年（宋光宗绍熙二年）回国，也带去了不少茶子，先后在他主持的禅寺，如博多安国山圣福寺及脊振山灵仙寺（在今佐贺县神崎郡等地）试植。荣西除亲自推广栽种茶树外，还写了一本《吃茶养生记》，宣扬饮茶的功效，并传播了宋代各大寺院中僧侣讲经布道的行茶仪式，大大丰富了日本饮茶艺术，并促进了种茶事业的发展。
如上所述，在饮茶风尚的传播过程中，佛教僧徒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同时皇室贵族的爱好，文人学士的歌颂，医药学家的评价和推荐，茶商的宣传和推销，在各个历史阶段对各种不同阶层也都起过推广的作用，不过还应该着重指出，饮茶风尚之所以风行全球，是历代茶树种植者、茶叶制造者和茶叶工作者长期辛勤劳动的必然成果，这里所以提出佛教僧徒的作用，仅仅是从历史的一个方面着眼的。
五、饮茶的习惯
人们饮茶，大抵有这样几种不同的目的：一种是把茶当作药物，饮茶用以防治疾病。关于茶的药理功能，在第一章里已经加以介绍。由于饮茶确有健身和防治疾病的效果，很多人就把茶作为健身饮料，久而久之，养成了饮茶习惯。一种是把茶当作生活的必需品，不可一日或缺，甚至每餐必备，由于生理上的需要（一般是以肉食为主、缺乏蔬菜的地区的人，例如蒙古、康藏等牧业地区，茶叶成了该地区的必需品），从而代代相传下来。又一种是把茶视为珍贵、高尚的饮料，饮茶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是一种艺术，或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手段。这也有一定道理，生理作用与精神作用是密切相关的。《茶经》作者陆羽可说是一个讲求精神效果的代表人物，日本的茶道也属于这一类型。正是由于茶叶具有满足人们不同目的要求的特性，饮茶之风才有了它的物质的和社会的基础。
在《茶经》的写作年代，茶的种类，只有属于不“发酵”茶类的粗茶、散茶、末茶和饼茶，其中饼茶是主要的。在人民大众中，饮用前对不同的茶叶先作不同的处理（斫、熬、炀、春），然后用沸水冲泡，这就是《茶经》所说的“庵茶”；有的再加葱、姜、枣等添加物，用以调味，“煮之百沸”，然后饮用。前—种冲泡法现在还非常流行；后一种煮饮法在我国西南、西北地区以及中亚、西亚和非洲的一些国家也流行很广，仅在具体做法和饮用器具上有所不同。但陆羽把用这两种方法调制的茶汤，看作沟渠中的弃水，表明了陆羽饮茶的目的有着与众不同之处。
我国最早的饮茶方法，据《广雅》说：
“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复之，用葱、姜、桔子芼之。”
又据明慎懋官《华夷花木鸟兽珍玩考》所记：
“唐李德裕入蜀，得蒙顶，以沃（浇的意思）于汤瓶之上……”
可见用沸水冲泡或加葱、姜之类的调味品早巳为一般人所试用。
《茶经》所提倡的煮茶方法，在《五之煮》中已有详细的说明。陆羽对茶汤的“沫饽”和香味都非常珍视，而冲泡和“百沸”都不能获得“沫饽”和香味鲜爽浓强的茶汤，这就是他反对民间习惯方法的原因所在。民间着重于茶的物质效果，而陆羽则重视精神效果，这是很明显的。
《茶经》作者是主张常年饮茶的，所以他说“夏兴冬废，非饮也”，这表明他认为饮茶并不仅仅为了在夏天解渴、消热，即使在寒冷的冬天，还应照样饮茶。为什么要常年饮茶，《茶经》没有加以说明。从现在看来，由于茶内含有多种有益于人体健康的物质，所以经常饮茶，确是既能健身，又能防治疾病。有饮茶习惯的人，无论中外，也不是“夏兴冬废”的。但从全文来看，“夏兴冬废，非饮也”，是对不重视饮茶的精神作用，而偏重于饮茶的解渴作用亦即饮茶的生理作用的批评，因为从生理上说，夏天天热，需要饮茶，冬天天冷，可以少饮或不饮，但在精神生活上并无冬夏之分，常年饮茶是必要的。
《茶经》作者所提倡的饮茶方式，也与众不同。《红楼梦》“贾宝玉品茶栊翠庵”一回中所说的妙玉泡茶款待宝玉的故事，对《六之饮》中所说的饮茶方式也是一个很好的注解。妙玉讥笑宝玉说：“岂不闻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三杯便是饮驴？”曹雪芹笔下的妙玉，认为饮茶一杯已足，亦即她饮茶的着重点在于“品”，可说是领悟了《茶经》的饮茶艺术了。
《茶经》所说的“夫珍鲜馥烈者，其碗数三……”说的是煮一“则”茶末，只煮三碗，才能使茶汤“珍鲜馥烈”，如煮五碗，味就差了，所以，五个人喝茶，也只用三碗的量。在《四之器》中，煮水的熟盂，容积二升，越瓯（碗）的容积半升以下，两者大致是四与一之比，不能超过五碗是受熟盂容量限制的关系。直到现在，讲究喝乌龙茶的人，所用茶壶的大小，也随人数或盅数而定，他们先闻香，后品味，茶杯很小，饮茶的目的主要也在于精神上的享受。
《茶经》作者饮茶，特别重视茶汤的香和味（“珍鲜黪烈”），并说“嚼味嗅香，非别也”，就是说，“干看”不能鉴别茶叶品质，必须“湿看”茶汤，看汤的“沫饽”，品汤的香味。
到了宋代，在上层社会里风行“斗茶”（也称“茗战”），当时为了把最好的茶叶进献给皇室，千方百计地搜罗名茶，经过斗茶，评出“斗品”，充作官茶。斗品的要求，在蔡襄《茶录》中有详细的记述，主要是“茶色贵白”，“茶有真香”，“茶味主于甘、滑”，“点茶……着盏无水痕为绝佳”，“茶盏……宜黑盏”。当时的斗品虽也是不“发酵”的蒸压茶，但对茶汤的要求，却没有具体提到《茶经》所说的“沫饽”。
宋徽宗赵佶在《大观茶论》的序言中，曾吹嘘斗茶的风气是“盛世之清尚”。其实，斗茶不过是一种茶叶品质评比的方式，与陆羽以精神享受为目的的品茶是完全不同的。由于品茶是以精神享受为目的的，所以我国古代诗人曾写下了大量的咏茶诗句，陆羽在《七之事》中，就引述了左思的《娇女》诗和张孟阳的《登成都楼》诗。饮茶与吟诗结下了不解之缘，说明了饮茶与精神上的享受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