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由药用时期发展为饮用时期，是在战国或秦代以后（关于茶的药用时期和饮用时期，都仅仅是作者的一个推断，希望广大的茶叶工作者今后继续加以研究），因而《六之饮》中举出司马相如和扬雄，认为他们是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年）有着饮茶风尚的人，是合乎历史事实的。三国（公元220-265年）以后的两晋时代（公元265-420年），《六之饮》中举出了饮茶的刘琨、张载、陆纳、谢安、左思等五人，另再参照《七之事》中所引的史料，也以两晋时代的为多，说明两晋时代已是一个饮茶风尚迅速普及的时代；到了唐代，饮茶之风大盛，并进而说明有不少地方已形成了“比屋之饮”，这也是合乎历史事实的。但是，从《七之事》所引的史料来分析，在两晋时代，南方的饮茶风尚已较北方为盛（史料18则中，属于南方的共12则，北方的仅6则），而陆羽并未就此加以阐述，同时，他也未参照《七之事》中所引史料，在《六之饮》中举出南北朝时代（420-589）有着饮茶风尚的人，这都不能不说是《茶经》中的不足之处。
由此可知，《六之饮》所说的唐代以及唐代以前的这段饮茶历史，是存在一些问题的。为了指出这段饮茶历史中的关键性史实，这里要加以补充的有两件事。一是前所说的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曾有“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之句，这说明自公元前316年以后，四川的饮茶风尚已开始向陕西进而向中原地带进行传播。二是晋代以后的南北朝前期，南方的饮茶风尚仍较北方为盛。如北朝西魏杨街之在所著《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报德寺》中，述及北魏有些人鄙薄地把茶称为“酪奴”，并说：“自是朝贵宴会，虽设茗饮，皆耻不复食，惟江表（原指长江以南地，这里指南朝），残民远来降者好之。”所谓好，即是喜好饮茶。
饮茶为什么盛于唐代？这是有其历史条件的。在自秦、汉至唐的八百多年中，经历了三国、两晋及十六国、南北朝的长期动乱，隋代（589—618）虽安定了一个时期，但为时不长。隋末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落入李家王朝之手。统一而又强盛的唐，对农业采取了均田、减赋等措施，使社会持续了一段较长时期的安定，农业生产发展比较迅速，隋代开发的运河又大大有利于南北交通，也使茶的生产、贸易和消费大为发展。白居易的“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空守船”的诗句（见《琵琶行》）以及封演《封氏闻见记》所记载的“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都充分反映了茶叶贸易的繁荣景象，当时茶商的势力几可与盐商相抗衡了。
同时，唐代中期以后，茶的生产、贸易和消费的日益发展，和唐王朝当时所采取的禁酒措施以及酒价昂贵也有一定的关系。酒是很多人所喜爱的一种传统饮料，而制作酒的原料多是粮食，饮酒的人愈多，消耗的粮食也就愈多。唐代人口，自贞观初年（约627）至开元二十八年（740）的一百多年间，由三百万户累增至八百四十一万余户，增长几近两倍，所需要的粮食自必成倍增长；而自安史之乱起，战祸频仍，农民破产逃亡的很多，粮食产量显著下降。因此，肃宗在乾元元年（758），以“廪食方屈（屈，用尽的意思）”，开始在京城长安禁止卖酒，并规定，除朝廷上的祭祀燕飨外，任何人不得饮酒。代宗广德二年（764）又规定了全国各州的卖酒户数，此外，不论公私，一律不准卖酒。至于酒的价格，在乾元年间也比前增高（见《文献通考·征榷考四》），所以杜甫在京城任左拾遗时（757-758），曾有“街头酒价常苦贵”的诗句，同时，在同诗里，杜甫还说“径须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这就是说，一斗酒的酒价要300文（唐代一缗为一千文，缗指成串的钱），如茶价每斤按50文计算，则一斗酒的酒价可以购买茶叶六斤。又饮酒过多，是对人体有害的，李白嗜酒，自称“酒中仙”，杜甫更是“嗜酒终身”（见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结果，李、杜二人，都年在六十左右先后死去，致死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酒的毒害。饮酒的人，显然知道长期地过量地饮酒是能危害身体健康的。正是由于上述的这些原因，使得不少爱好饮酒的人转向饮茶，做到了以茶代酒，从而大大地促进了饮茶风尚的传播。
另外，由于唐代文化的发达，出现了不少杰出的文学家和诗人，他们品茶赋诗或作文成为风气，在李白、颜真卿、刘禹锡、柳宗元、白居易、李德裕、温庭筠、皮日休、陆龟蒙等人的诗文中，都有关于饮茶的描述。特别是《茶经》的问世，对当时的饮茶风气，曾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见《新唐书·陆羽传》）“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见《封氏闻见记》）甚至宋·欧阳修还在《集古录》中记述了“茶肆”（茶馆）把陆羽当作神来祀奉的故事。实际上常伯熊的作用，显然是被夸大了。
唐代的饮茶风尚，还远及边疆地区。《封氏闻见记》说：“按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于中地，流于塞外。”
在唐以后，经五代十国至宋、辽、金、元前后四百多年中，主要产茶地区逐渐向东南地区扩展。在北宋末期，川陕四路所产茶叶，甚至不及东南诸处十分之一。（见《文献通考，征榷考五》）。其消费，自北宋以后，日益普遍。所以宋·李觏曾说：“茶非古也，源于江左，流于天下，浸淫于近代，君子小人靡不嗜之，富贵贫贱靡不用也。”（见《盱江集》）宋代文人作诗为文赞咏茶叶的也很多，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黄庭坚等都有诗文流传，宋徽宗赵佶还写了一本茶叶专著——《大观茶论》。
辽、金、西夏与宋并立，前后达二百多年，宋王朝和辽、金、西夏之间，先后虽有争战，但茶叶贸易往来仍很频繁，或以互赠礼品方式进行物物交换，或通过榷场（官办的贸易场所）交换，或由商民自行交换（据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六册第三章第三节、第四章第二节、第五章第二节）。元统一全国后，战事连续不绝，茶叶生产受到很大摧残，茶叶贸易也受到阻碍。
明、清两代的五百多年中，在生产地区、生产数量、生产茶类方面发展很快，在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方面也有很大进展，这主要是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明清时期刊行了大量的茶叶专著，足以说明当时茶叶生产技术有了较快的发展。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开放海禁，茶叶又成为西方国家对华贸易的重要对象，因而在这一时期内，我国茶叶开始大量进入了世界市场。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后期，我国成为世界各国进口茶叶的唯一供应者，销区遍及欧、美、亚、非、澳各洲。
如第一章所述，中国是茶叶生产的祖国。现在世界上大多数有饮茶习惯的国家，特别是主要的茶叶消费国家所用的茶叶，都是从中国传播过去的。因此，这里有必要简单地叙述中国茶叶、茶种、制茶法和饮茶习俗向外传播的历史。
自汉代张骞通西域（公元前138年）以后，开拓了有名的“丝绸之路”，在这“丝绸之路”上有否运过茶叶，则缺乏可靠的文字记载。在笫七世纪时，即在唐代初年，长安（即今西安）已成为中外文化、经济交流的重要城市，当时中原各地，饮茶已成风尚，茶叶且已成为我国西北地区兄弟民族的生活用品，因此，有人认为，茶在第七世纪已开始传至中亚、西亚和西南亚一带，是可信的。但直到十六世纪，才有波斯（即今伊朗）人哈奇·穆哈默德（Hajji，Mahommed）口述我国产茶情况和茶的药用和饮用价值的文字记录（见美尤克斯《茶叶全书》中所引《航海旅行记》第二卷序文）。
在隋唐以前，我国与朝鲜、日本、南洋各地和印度洋沿岸各地已有船只往来，在第七世纪中叶，阿拉伯商人已航海到广州，但各种史料中均未述及茶叶。种茶法和饮茶风尚向国外的传播，最早是传到朝鲜和日本。六世纪的下半个世纪，中国佛教开创华严宗、天台宗后，这两个宗派相继传入朝鲜，随着僧徒的互相往来，把茶叶文化也带到了朝鲜半岛（这时，也有可能从朝鲜传入了日本）。传入日本的年代，有历史文献可据的，是在八世纪，也有的说在六、七世纪间。以后由于中日交往的日益频繁，饮茶很快地成为日本风尚，茶叶生产在日本的发展也比其他各国为早。
十七世纪的上半个世纪（即明末清初时期）是我国茶叶开始传播至世界各地的重要年代，如1606—1607年，荷兰人贩运茶叶至印度尼西亚的爪哇；1610年，荷兰人直接运茶回国；1618年，茶叶通过馈赠方式传至俄国；1638年，饮茶习惯已传至波斯和印度；1650年，法、英等国已开始饮茶；1650年，茶叶由荷兰人贩运至北美。（以上年代，俱见美尤克斯《茶叶全书》下册《附录：茶叶年表》）但在这一时期，茶叶作为商品输出，尚为数不多。
至十七世纪的下半个世纪，我国茶叶开始进入直接输出时期，在这期间，中俄、中英、中荷、中美的茶叶贸易开始发展，但在清王朝建立后二百年间（1644-1840），采取了闭关政策，使我国茶叶向世界的传播受到了很大阻碍。我国茶叶、丝绸、瓷器，历来虽深受欧洲各国及其海外殖民地人民的欢迎，但在1793年，我国对英出口茶叶远不超过1，326，388磅（约合7，350公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第109—116页）为时不久，英国殖民者进行了世界上罪恶极大的鸦片贸易，毒害了中国人民，从而导致了鸦片战争。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失败后，被迫开放海禁。所以，在鸦片战争以后，茶叶出口大量增加，至1846年已达57，584，561磅（约合26，152公吨）。（见同上书）同时，鸦片也大量输入中国，使中国人民受了毒害。
十九世纪末叶，印度尼西亚、印度、锡兰（即今斯里兰卡，下同）和日本已有少量茶叶输出。在1886年，即我国历史上输出茶叶最多的一年，我国输出茶叶134，102公吨，日本输出21，590公吨，印、锡、印尼共输出6，950公吨，我国输出量仍占产茶国总输出量的81％以上。但至1900年，在世界茶叶总贸易量274，791公吨中，印度已超过我国，占3174％，我国占3047％，锡兰占2464％。当时印、锡均为英国殖民地，印尼为荷兰殖民地，由此可见，在十九世纪末叶，英、荷等殖民者已从中国购茶转而在他们的殖民地生产茶叶输入本国，或转销其他各国。
印度是在1780年首次引种中国茶子的，此后又从中国不断采办茶子和招聘中国工人栽培茶树，制造茶叶，经过了约一百年的经营，逐步建立了印度茶业，而其茶业所以得到发展的重要转折，则是改植被称作“阿萨姆种”的大叶种茶。锡兰是在1841年咖啡树遭受虫害后开始引种中国茶树（后改种印度大叶种茶），并聘请中国工人，引进中国技术，改向茶叶方面发展。苏联是在1833年以后的沙俄时代多次引进并试种中国茶子茶苗，但都没有获得成功。1893年，由于聘请我国刘峻周等人去格鲁吉亚作技术指导，沙俄茶业才获得发展。印尼则在1684年作为园中观赏树木在爪哇种了几株，其后，在1826年，爪哇的茂物植物园才有了较大规模的茶树种植。1827年后，荷人加可伯逊（JILLJacobson）和中国华侨又多次从中国引入茶子，这才奠定了爪哇茶业的基础。解放以后，我国还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向北非、西非国家提供了茶子、栽培技术和制茶技术。中国茶叶和茶子直接或间接地传播至世界各地，这是世界茶叶史中最重要的一页。
现在，饮茶习惯已普及全球；仅非产茶国的消费量已年达七十余万公吨。由于茶叶具有温和的药理功能，对人体健康有益，饮茶风尚的进一步发展，是可以预见的。
四、佛教僧徒——饮茶风尚的传播者
从饮茶风尚的传播情况来看，佛教信徒在历史上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
据四川地方志记载，西汉时（公元前206-公元24年）甘露禅师吴理真，曾结庐于四川蒙山，亲植茶树。据说，这是佛教僧徒植茶的最早记录，因禅师是对佛教中和尚的尊称。但有人认为吴理真是道教的祖师，其理由是佛教是在东汉时（25—220）才传入中国的，开始时还受到禁止，不可能在西汉时有人信佛为僧（据明·杨慎《郡国外夷考》）。
晋代以后，外国僧徒陆续从国外传来佛教的各种宗派，因中国各地的社会条件与天竺不同，有的流行起来，有的则不能流行。后来中国僧徒吸收了道家、儒学的思想，自创了为中国人易于接受的佛教。佛教的修行方法，不外“戒”、“定”、“慧”三种，戒律是首要的，其中的酒戒，导致了“以茶代酒”。因为佛教信徒一般都要坐禅，就是要静坐息心，无思无虑，入半眠状态（叫做入定），以专心求解脱，而不是真正睡觉（叫做痴定），由于饮茶有“不眠”或“醒睡”的药理功能，这就使佛教僧徒很快地养成了饮茶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