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3月8日，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在北京艺术专门学校召开了北京妇女界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李大钊出席纪念会并作演讲，还把大女儿李星华带来参加这个有意义的聚会。李大钊是会场上唯一的男子，李星华是会场上唯一的孩子，这一景象寄托了李大钊对中国未来社会男女平等的希望。当晚，李大钊在家里向妻子和女儿详细地介绍了三八妇女节的来历，特别是中国妇女的第一次纪念自己节日的会议，和妻子共同回顾中国妇女受压迫的历史，他希望将来的女孩子能够获得真正的解放。
李大钊在家庭中倡导民主平等意识，为家庭成员树立了榜样，特别是他对妻子的爱恋和体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中共北方党组织的斗争中，相比以往而言是有增无减。在北京居住期间，常有很多各界知名人士及青年学子到李大钊家拜访。每当客人光临，李大钊总要向客人介绍自己的妻子，有时还要帮着妻子细心地拉平衣襟。李大钊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在把自己对婚姻家庭的朴素情怀传递给妻子和子女。他对女性和婚姻、家庭的态度，既体现了其对婚姻的忠贞，也体现了其对女性的尊重，民主意识，以及应负的家庭责任，愈加彰显其伟大的人格，并完全展示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女性观、婚姻观和家庭观。
3.对待朋友
李大钊对待朋友无比挚诚，是得到诸多朋友公认的。李大钊不仅在细节上给予朋友以真诚帮助，而且在行为上、思想上深深影响着身边的朋友。凡是与他接触过的人，不管是志同道合的战友，还是属于不同阵营中曾经的同窗，都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无人怀疑李大钊作为朋友的挚诚。孙中山称李大钊是他“真正的革命同志”和“特别钦佩和尊敬”的人。鲁迅曾回忆李大钊给他的印象是“诚实，谦和，不多说话”。在日本期间，李大钊给高一涵留下了“为人正直，急（功）公好义；生活朴素，不苟言笑。与朋友相处，处处推心置腹，肝胆照人，使人望而生敬爱之感”。对于易白沙对李大钊的评价，“是燕赵间豪侠之士，是今人中之古人，忠诚信实，使人永远爱戴”之语，高一涵也颇为赞成。二人从留日期间的相识，到共事于北京大学共十几年的时间，到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在李大钊等人的劝说下，高一涵加入了国民党，这正是出于在长期交往中所形成的对李大钊的信任和尊重。章士钊在为张次溪写的《李大钊先生传》所作的序中写到：“盖守常乃一刚毅木讷人也，其生平才不如识，识不如德。”当章士钊加入段祺瑞集团之后，李大钊几乎没有从正面指责批评过章士钊，他深知政治上的分歧是无法弥补的，虽然道不同，但是双方的情谊依然很深，李大钊没有放弃对章士钊的妻子和孩子的照顾及帮助。李大钊曾劝说章士钊加入中国共产党，但遭到了拒绝，而当李大钊为中国革命牺牲之后，让章士钊开始对对自己未来的人生道路进行思考。李大钊牺牲后，章士钊悲伤不已。他深有感慨地说：“伤哉守常！我老而无似，诚愧对此宅心长厚之良友已！”在章士钊的心中，李大钊是其忠厚诚挚的朋友。正是李大钊的影响，让章士钊的后半生走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一边，成为中共的挚友。
李大钊拥有“容人并存的觉悟”和“自信独守的坚操”，在日常生活和革命工作中，他能够严格要求自己，“为人谦虚和蔼、友善待人，有宽广的胸怀，容人的雅量，即便意见不合也耐心说服，而不以势压人”。李大钊对待朋友的宽容使其获得了朋友的信任，彰显了其崇高的人格魅力。因为其待人的宽容，李大钊结交了各行各界的朋友。李大钊与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同学白坚武在毕业后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白坚武加入了吴佩孚幕中，李大钊并未与其断交，两人在一段时间之内保持了频繁的交往。“联吴”策略正是由于李大钊与白坚武的深厚的交情发挥了作用。当“二七惨案”发生后，作为吴佩孚幕僚的白坚武显然已经与李大钊站在了不同的政治立场上，二人就此断绝来往。李大钊在与胡适的交往中既有尊敬，也有论战，既容人，又独立，虽然道不同，也能保持友好关系，以至于《胡适文存》第三卷扉页上写有“纪念最近失悼的四位朋友：李大钊先生、王国维先生、梁启超先生、单不庵先生”。正是由于李大钊对待朋友的宽容，在革命工作和生活中赢得了朋友的尊重。
李大钊对待朋友，胜如兄弟，强似亲人。他的朋友很多，在这里主要介绍李大钊和梁漱溟之间如兄弟般的挚友关系。梁漱溟是中国著名学者、哲学家、知名爱国人士，生于1893年，比李大钊小四岁。
梁漱溟曾回忆说：“革命先驱李大钊先生是我的故友，是至熟至熟之友……”不管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上，李大钊都给予他真诚的帮助，故在梁漱溟看来，李大钊是与他交谊深挚的朋友。梁漱溟在北京大学期间，不只研究如何治学，还很关心时事政治，对新思想和新理论也很注意。李大钊给了他很多便利和帮助。梁漱溟去学校上课，总喜欢到李大钊的办公室，或者简单聊几句，或者只是找几份报纸浏览，李大钊常常把梁漱溟感兴趣的书报递给他。双方已经达成了一种默契，李大钊留心于梁漱溟的阅读习惯，梁漱溟也并无多语。李大钊那里的《每周评论》，梁漱溟随手取阅，从不打招呼。梁漱溟认为，双方在一起很随意，没有更多的俗套。这都是基于二人的互相理解。
在李大钊处，梁漱溟获得的不仅是生活和事业上的支持及帮助，更有心灵的关心和交流。“梁漱溟进入北京大学的第三年，他的父亲梁巨川先生绝世自杀。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闻讯后，特意到梁家慰问梁漱溟。为了帮助梁漱溟排遣伤痛的心情，李大钊还特意抽暇与张申府等人邀请梁漱溟到中央公园散心，并合影留念”。
李大钊的言行，深深影响着梁漱溟。他把李大钊看成是兄长一样的朋友，当他决定结婚时，特意赶到李大钊家中相告。李大钊得知后欣喜异常，“还笑着告诉梁漱溟，结婚对于他来说，已经是二十年以前的事情了”。李大钊真诚地向梁漱溟讲述了自己过去的生活，梁漱溟由此也知道了李大钊的不幸身世，心中更加充满了对李大钊夫妇的尊敬。
在李大钊等人的影响下，梁漱溟时常参加一些社会活动。通过参加社会活动，梁漱溟进一步了解和认识到李大钊是言而有信的，可以做真正的朋友。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当李大钊被捕后，梁漱溟一直设法积极营救。当李大钊为中国革命英勇就义后，他又是第一个赶到停厝的北京西城长椿寺与李大钊的遗体告别。这种不顾一切的行为，恰恰是因为李大钊与梁漱溟之间是朋友，而且是亲如兄弟、死生不二的朋友。
综上而言，李大钊之所以能够在他所生活的时代脱颖而出，成为对中国革命有杰出贡献的伟人，正是他一生秉承中华传统美德，并且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之后，又把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与传统美德相统一，美德善行天下，为海内知己所敬仰。李大钊毕其一生之力探求“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且“自束发受书，便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李大钊一生献身的事业是伟大的事业，由此铸就了他那光映千秋的崇高精神。在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座谈会上，胡锦涛提出，我们要像李大钊那样“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念”、“保持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革命气节和高尚情操”。在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强调，“李大钊同志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要“学习李大钊同志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学习李大钊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学习李大钊同志以科学态度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紧跟历史发展的时代进步潮流不断探索的精神”、“学习李大钊同志勇于献身的革命精神和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李大钊精神在新时期将会成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精神动力，正如侯且岸在《大钊精神永存》一文中所提出的，这些精神所昭示的哲理是专一而永恒的，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在这里，对李大钊精神作进一步阐释。
4.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从青少年时代起，李大钊就表现出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1907年到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时，他时刻关注国家政治形势的发展。1908年，他撰写的抒发忧国之情的《登楼杂感》诗中云：“家国十年多隐恨，英雄千载几荒丘。”辛亥革命以后，李大钊满怀热情，对新生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抱有极大的希望。可是面对民国初期的社会现实，他不得不发出自己的“隐忧”和“大哀”。他忧国之所忧，哀民之所哀，下定决心为挽救“神州陆沉”、“再造中华”而努力奋斗。
1912年，日本中岛端写作出版了《支那分割之运命》一书。该书以歪曲捏造之事实、恶毒卑劣之言语，对中国、中国人民极尽谩骂之能事，“其用意固别有在”。李大钊等爱国青年，读罢此书，“愤恨眦裂”，“相与询谋，拟辞而辟之”，名曰《〈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该书除了对原书进行翻译外，着力对之进行了驳斥。该书于1912年12月出版，受到了海内外的欢迎，“不数月风靡一世”，1913年4月再版。该书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为主线贯穿全书，“字字皆薪胆之血泪”，足为国人“当头之棒、警梦之钟”，“激发其复仇敌忾之心”。
由于该书为集体成果，无法肯定哪些按语、哪些眉批为李大钊所写。
但当时李大钊作为北洋法政学会的编辑部长，负责统筹全书的翻译、写作、出版、发行事宜，同时也是主要翻译和撰稿人员，所以说，该书中所反映出的一些思想，是能够代表李大钊当时的思想和认识水平。对于中岛端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极尽造谣诬陷之能事，虚构了一个分割的中国的形象，李大钊痛斥其“背人道，丧良心，发作其禽兽性根，披猖灭裂，不顾人格，已足玷辱其国体而得罪于世运”。并指责他为“人道之蟊贼也，世运之蝥贼也，又其国家之蟊贼也，人人得而诛之者也”。同时，李大钊等青年学生义正辞严地指出：“吾华固千年古国也，即一旦列强肇瓜分之变，将约四亿同胞共作鬼雄，合万里神州成一大冢耳。”拳拳爱国之心，跃然纸上。
1915年，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慨。李大钊公开发表反对袁世凯的战斗檄文，呼吁全国人民发扬“薪胆精神”，赴国难，雪国耻，发奋为雄，再造神州。1914年，陈独秀在《甲寅》第1号第4卷上发表《自觉心与爱国心》一文，认为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并提出“国不可爱就不去爱”的观点。针对于此，李大钊特作《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善意地批评陈独秀的悲观论调，并强调指出，我们应该“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更不宜以吾民从未享有可爱之国家，遂乃自暴自弃”。号召国民，“中国至于今日，诚已濒于绝境，但一息尚存，断不许吾人以绝望自灰。挽近公民精神之进行，其坚毅足以壮吾人之意气。”
1916年2月2日，李大钊因在日本从事反袁斗争而使学业不能为继，“长期欠席”，而被日本早稻田大学除名。但在他的心目中，自己的命运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故始终不为之后悔。李大钊深沉的爱国主义思想是在国家、民族存亡的历史关头形成的，其坚定的爱国主义情怀亦促使他不断探索，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并为之倾注一生的心血。“他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献给了祖国，献给了人民，献给了党的事业。他对共产主义具有无比坚定的信念。为了实现这个崇高的理想，他真正做到了自己所说的，‘勇往奋进以赴之’，‘瘅精瘁力以成之’，‘断头流血以从之’。”中华民族文明史上汇集了千百万爱国志士无私的奉献、牺牲，李大钊的爱国精神融入其中，汇聚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不竭动力。
5.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
李大钊在中国近代史上和中共党史、国共合作历史上都是一个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人物，“他跨过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20世纪初期复杂动荡的社会现实及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对李大钊都曾产生过或多或少的影响。李大钊具有较为丰富的中西交融的文化内涵，这决定了他开放的世界眼光和宽容的态度，因此他习惯于从他人的思想中接受与时俱进的、与时代和社会变革有价值的东西。他曾经热衷于改良主义，也曾经信奉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然而他却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率先较为系统地向国人介绍马克思主义，并把共产主义信仰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成为在中国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的第一人。“李大钊的这种思想历程，在他一个人身上连贯地反映了二十多年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和主要社会思潮的变迁”。李大钊的思想何以转化得这样快？何以能够跨跃若干种社会思潮的台阶呢？这些问题不难回答。因为他始终认为“时代是最残酷的东西，时代的落伍者是最可怜的人”。事实上李大钊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不断地改变并充实自己，使自己的思想臻于完善。这种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精神，把李大钊推到了时代的最前沿。这也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所具备的共性品格，但李大钊显得更为突出。
李大钊勇于接受新观念和新事物，但这并非意味着他在接受了某一种思想或学说以后，就安于现状，而是不断研究、不断探索，敢于大胆自我否定以及那些不符合时代潮流的陈旧观念和事物。如1913年李大钊称“二次革命”为“南天动乱”，到1914年称其为“南中再乱”，到反袁称帝的护国运动爆发后，李大钊则称之为“南中倡义”。这不单单是名称上的变化，它反映了李大钊对资产阶级革命的认识过程及其思想变化的轨迹，说明了李大钊能够随时更新自己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