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杰出代表人物。
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及其革命实践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他艰苦奋斗的生活作风、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以及对党对共产主义信仰的无限忠诚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他的伟大人格，“永远是一切信仰马克思主义，立志为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而献身的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学习的楷模”。
从李大钊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及早期革命实践活动中，可以看出，李大钊在探索中国问题时，是将中国问题置于时代背景之下和世界范围之内加以认识的；他善于按客观事物发展规律办事，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学习，不断探索，与时俱进。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之际，如何建设学习型政党，加强党组织建设，不断提高执政党能力建设，是值得深入思考和实践探索的一个崭新而重大的课题。回顾李大钊的建党实践及思想，学习李大钊的人格风范，弘扬李大钊精神，对于建设学习型政党，建设和谐社会，加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素质修养和理论素养，推进党内民主建设、作风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全面提高执政水平，提升党的领导艺术、才华和组织能力及方法，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在李大钊的社会人际关系中，无论是家人、同事、学生、亲友都深深敬佩其崇高的人格风范。甚至那些敌对派乃至杀害他的敌人可以攻击李大钊的政治立场，但是绝没有人敢公开站出来贬低他个人的道德修养。
1.对待青年
李大钊主张青年人应树立“乐天努力”的人生观，珍惜今天，振奋青春精神，做新生活的创造者。那么，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应该是什么样的呢？五四运动前夕，李大钊在《晨报·自由论坛》上发表《现代青年的活动方向》一文中热情建议：第一，现代青年要能耐得住寂寞，因为只有“甘心情愿乐得过这寂寞日子，才能有这寂寞的日子中寻出真趣味，获得真光明的一日”。第二，现代青年应该在痛苦的方面活动，“人生求乐的方法，最好莫过于尊重劳动。一切乐境，都可由劳动得来，一切苦境，都可由劳动解脱”。但是，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却被不劳动者掠夺一空。为此，李大钊号召青年“打起精神来，寻着那苦痛悲惨的声音走”。高君宇对此做出了积极的响应，和邓中夏筹备组织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第一次乡村讲演活动，这是北京大学革命青年走向工农大众的首次尝试。第三，现代青年应在黑暗的方面活动。人生的努力，总是向着光明的方向走，这是人类向上的自然动机，但是世间的黑暗，依旧普遍存在，许多的同胞沉溺在黑暗之中，为此他希望青年不仅能做到“独善其身”、“洁身自好”，更要挺身而出，勇于承担历史重任，“尽管拿你的光明去照撤大千的黑暗”。
李大钊鼓励青年人到农村中去，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他在1919年2月20—23日《晨报》上发表的《青年与农村》一文中指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的黑暗达到了极点，农民不得不忍受着官吏乡绅的奴役，农村的教育机关不完备，农民缺乏对知识的学习。从种种情况分析，近代中国的农村最需要有知识的青年，“把黑暗的农村变成光明的农村，把那专制的农村变成立宪的农村……培养民主主义的沃土”。
李大钊从近代中国受尽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资本压迫，造成农村经济衰败，农民生活日益悲惨，且缺乏政治民主，寄希望于中国的知识青年能够从中国农村的实际出发，去影响农村，改变农村，发展农村的社会组织，让农民组织起来，“开发农村，改善农民生活”。
此外，李大钊通过多种形式、多种途径在青年人中宣传革命思想。1918年，李大钊与周同煌、李辛白等发起组织大学公余德文夜校，他还发动北京大学同学组织成立工人补习夜学。1921年1月1日，他与邓中夏等人在北京长辛店创办的长辛店机床厂工人劳动补习学校正式开学。这也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第一所工人学校。1922年，由北京大学和法专等学校一部分学生发起成立学生读书会，到会五十多人，讨论读书方法。该读书会分为政治、法律、社会、教育、经济五组，每组有导师一人或数人指导，李大钊被聘为导师，并在会上表示了对读书会的热烈支持，也乐于加入其中。1923年，李大钊和中共北京区委赵世炎、邓中夏等给在北京蒙藏学校学习的蒙古青年讲解马列主义等。不久，在这批青年中发展了一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后于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组成了蒙古族中的第一个中共党支部，由此为蒙古地区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提供了组织保障。1924年，李大钊成立了中共北方党委第一所学校。在这些学习场所，李大钊进一步宣传了马列主义思想，培养了大批革命青年。毛泽东曾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一定胜利，中共领导机关转到河北平山西柏坡时感慨地说：“在北京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李大钊一直热衷于指导青年学生成立爱国团体和革命组织。1918年5月21日，高君宇和邓中夏、许德珩、张国焘等北京大学学生，以及留日学生代表，为了反对中日军事协定而发动组织的总统府请愿斗争失败后，他们便来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拜见了李大钊，以商讨下一步斗争行动。在李大钊的指导下，深感有进一步组织起来之必要的高君宇等北京大学爱国学生，很快组织了学生救国会（初名“爱国会”），这一组织迅速发展成为一个近乎全国性的学生团体。李大钊则对这一团体给予多方面的指导和帮助，并任该团体创办的《国民》杂志顾问并撰写文章。
1919年1月底，当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分赃会议的本质暴露出来后，李大钊立即在《国民》杂志上发表了《大亚细亚主义和新亚细亚主义》，吹响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号角。之后发起的学生运动，李大钊出谋划策，号召学生到各地串联，在各地掀起罢课高潮。五四运动后，在李大钊的指导和帮助下，高君宇等十九名北京大学学生于1920年3月秘密组织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该研究会的成员后来有不少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或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由于马克思主义被看作“洪水猛兽”、“异端邪说”，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遭到了北洋军阀政府的严禁和封锁，该研究会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来一批外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广泛收集、编译、刊印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及资料，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20年10月，在李大钊指导下，高君宇、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张国焘等创建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通过各校学生会组织进步学生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读互助团、创办劳动补习学校，并组织部分青年赴苏俄参加会议、学习参观。这一切活动，无一不受到李大钊的指导。
李大钊积极引导和支持进步青年投身革命活动。1918年傅斯年等人创办了《新潮》杂志，提倡新文化，宣传民主与科学。李大钊对《新潮》杂志给予了大力支持，拨出图书馆的房间作为其工作室，并在《新潮》上发表了《物质变动与精神变动》、《青年厌世自杀问题》等文，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开设“唯物史观”，在北京师范大学兼课开设“社会学”和“女权运动史”，向学生介绍俄国革命的情况以及世界劳动妇女争取自由平等的动态。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身边已经聚集了一批进步的青年，《新潮》社、《国民杂志》社、少年中国学会、平民教育演讲团、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的成员，都经常选择北京大学红楼为聚会、座谈、讨论的中心场所。
1926年，经高君宇介绍，进步青年侯外庐结识李大钊，后来，二人开始了友好来往。侯外庐曾经提到，“在我和大钊同志的接触中……他对我追求真理的热忱，点滴的进步，都爱护备至，同时又细心引导我走上革命的正途”。侯外庐创办的进步刊物《下层》曾得到李大钊的热心帮助，侯外庐还在李大钊处获得了借款。《下层》是一本宣传革命思想的刊物，可惜刊发第一期后即被北洋军阀政府取缔。侯外庐还款给李大钊时，李大钊特别强调，“搞理论应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入手，从原著中汲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真谛”。李大钊时刻不忘向青年人传递这样一种信息，即注重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真正弄懂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以此指导中国革命实践。
李大钊牺牲后，1927年6月6日在西安举行的盛大的追悼大会上对李大钊给予了高度评价。特别是于右任在演讲中强调了李大钊对于中国青年运动的贡献，他说：“黄河流域青年运动发展，实李所推动。即中国青年运动，亦受李之影响非浅。李大钊以全时间、全精神，献给革命，吾侪宜时时在念，继李等之志而奋斗、而努力。如此，则李大钊精神不死，‘李大钊时代’死难诸烈士的精神不死。”李大钊在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上，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前后，对青年人寄予了深切希望，希望他们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希望他们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希望他们能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希望他们尽快成长起来，勇于担负历史重任。与此同时，李大钊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影响着、教育着青年，并走到青年群体中，满腔热情地关心青年，爱护青年，与其共同战斗，为其指明方向，照亮前途，是青年的良师益友。
2.对待女性和婚姻家庭
李大钊提倡全社会对妇女的尊重。早在五四时期，李大钊就开始关注妇女解放问题。他认为，如果妇女不解放，社会就成了一个“半身不遂”的社会。如果妇女不能参加社会活动，被排斥在社会生活之外，那个社会一定是一个专制、刚愎、横暴、冷酷、干燥的社会，少了妇女的平和、优美、慈爱的气质，缺乏民主的精神。在现代民主社会，妇女应该和男子一样参加国家政治生活，享有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教育上的均等机会。李大钊对男女平等的极力倡导，正是他强烈的现代民主意识的具体体现。他所撰写的《战后之妇人问题》、《废娼问题》、《妇女解放与Democracy》、《各国的妇女参政运动》、《现代的女权运动》、《世界妇女运动之潮流》等诸多文章，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提供理论支撑，大造社会舆论。同时，热心支持妇女组织的活动。
如在领导北京八校索薪斗争期间，他热心支持由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进步女学生发起成立的北京女权运动同盟。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妇女运动理论基础，指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妇女解放的方向。
李大钊不仅在理论上极力倡导尊重妇女，实践中更是身体力行，他对妻子一生真诚和关爱，相敬相爱，互相帮扶走过的岁月，恰是他对女性尊重的真实写照，也体现了其朴素的家庭情怀。他的妻子赵纫兰是年长他几岁的家庭妇女，温顺贤惠，在李大钊的祖父去世后的困难境况下，以顽强的毅力承担起了家庭的责任。当年李大钊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求学时，曾一度不能安心读书，因为每月必须交纳学费和膳食费用，其他纸笔等均需自备，大概每月要十元左右。对于李大钊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全靠妻子的东挪西借。赵纫兰给予他的不只是经济上的支持，更多的是精神上的鼓励和安抚，同甘共苦，勤俭度日，让他得以安心学习。
李大钊从日本留学归来后，各种社会事务繁忙，从中他也进一步体会到了妻子所承受的那份艰辛和担忧。当1924年北京军阀政府将李大钊列为“提倡共产主义”、“意图紊乱国宪”、“胆玩不法”的首犯，各地开始缉拿李大钊时，李大钊身居五峰山，共产党员于树德带来了党的重要指示，同时也捎来了赵纫兰的一封信，信中与李大钊商议，拟由自己出面写信给白坚武（时在吴佩孚处任职），请求他设法帮忙取消通缉令。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赵纫兰无时无刻不在为全身心地从事领导中国北方革命事业的丈夫的安危担忧。李大钊通过家信与妻子进行了真诚的心与心的沟通，其中既有坚持革命立场的体现，也有对妻子的无比关心和殷切嘱托。李大钊在信中写到写信给白坚武大可不必。
过去同窗的时候，虽是好友，但在去年‘二七’惨案发生后，我们就绝交了。他在直系军阀幕下摇翎打扇，而我却站在革命一边，就是亲胞兄胞弟，站在敌对战线上也是常有的，何况我与白坚武？李大钊在信中深情地表达了对妻子的关爱，还有自己对于家庭的一份愧疚，“现在我的工作很忙，今后再没有空闲的时间照顾家庭了。你应当坚强起来，千万不要为我的生活颠沛流离所焦急，应当振作起精神抚养和教育子女”。李大钊正是从妻子为家庭的承担和付出中认识到了女性的伟大。在五四时期兴起的恋爱婚姻自由新思潮影响下，许多人为了追求婚姻自由，为了挣脱封建包办婚姻，与原有的婚姻决裂。而李大钊并未因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重大变化而抛弃妻子赵纫兰，在革命的道路上，双方的理解、尊重和支持反而更进一步。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后，仍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把工资花在党的革命事业上，或者对贫困的青年学生给予及时的帮助，赵纫兰对此给予以大力支持，从无怨言。而李大钊在妻子身上发现了女性的“平和、优美、慈爱”，这蕴涵了李大钊对待女性和婚姻问题的态度，也恰恰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再体现，是共产主义者崇高人格魅力完美的表现。
李大钊曾在一次题为《理想的家庭》的讲演时指出，家庭与人生关系至为密切，故不能不把建立理想家庭作为一个问题加以研究。他认为理想的家庭应当充满民主精神，男女应该是平等的，共力合作的，包括对于子女也不应压抑。家庭应以一夫一妻的小家庭为原则，以爱情为纽带，若有第三者插入，失去了真正爱情，便应果断分开，“不可忍痛吞声，磨灭个性”。他在从自己的身边做起，在对未来的中国家庭和社会的民主充满期待的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新型、民主、文明的现代理想家庭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