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编《诗经》为“四”
孔子精研周人学问，又逋周礼，当然早就熟知了这个周人之间心心相传的秘密天机。孔子精数学，他也可能是在编《易经》之时推演易理破译出这条天机。
孔子编《诗经》，就运用了这条“道为四”的原理：
小雅本属风，是庙堂之风；大雅本属颂，是庙堂之颂。孔子又将小雅大雅单列出来，正为“四”之数：国风为一，小雅为二，大雅为三，颂为四。
小雅大雅又可合为一部，即雅。雅本属颂。诗经之数“四”亦包括了“三”。
老子之道为“三”，孔子之道为“四”，孔子包含了老子的思想，又高过了老子思想，于此可见。其实也不是孔子高过了老子，而是周人高过了殷人。这一点的悟出殊大不易！我如果家不在良乡，就不会去良乡的商周博物馆，就看不到周坑中显示的“一人四马”，就不能明白周人“一分为四”的哲学思维，也就不能明白孔子编《诗经》为四的用意。冥冥之中，确有天意。
《史记》载，孔子曾想去赵国见赵简子，因乱没去成，只能临河而叹。假如孔子过了河去了赵国，那么就可能到当时的赵国所在地，也就是后来春秋灭亡、战国兴起时的燕国都城燕邑，即古时的北京，今天的良乡，就有可能到我家所在的位置走过。惜吾晚生二干载，不能一亲圣人之颜！
——《颂》是赞美上天。
再说说《颂》。这个简单，《诗经》之“颂”包括周颂、鲁颂与殷颂。孔子这样编排意思是：
《周颂》——宗周
《鲁颂》——重鲁
《商颂》——怀殷
《周颂》在前，表明宗周，崇尚周礼。
《鲁颂》紧跟在周颂之后，表明鲁国紧跟周王朝走，如同当初鲁国开国之君周公紧跟周天子走。鲁与周一体，周与鲁一道。鲁在所有诸侯国中地位特殊而重要，是周公所在，是周礼与太庙所在。因此孔子将《鲁颂》列入《颂》中，而没有列齐楚等国的颂。每国国君都有家庙，每国都有颂，但敢与《周颂》、《商颂》并列的，唯有《鲁颂》。《周颂》《鲁颂》都是周颂，都是颂周。
《鲁颂》之后是《商颂》，这表明了周革殷道，同时又保留了殷道，抑之，故列于最后；存之，故列于其中，不废。孔子为殷人之后，孔子将《商颂》列入《颂》、列入整部反映周人思想的《诗经》中，也在表明：殷即周也，吾为殷人，吾亦为周人也。
《诗经》的《雅》与《颂》，对于孔子本人有特殊意义，相当于孔子的家谱。《大雅》与《颂》的大量诗篇，用饱含感情的语言记录了殷人的历史与周人的历史，如《大雅·緜》写到了周人祖先古父亶公，《商颂·那》写到商汤。殷人的祖先是孔子血统上的祖先，周人的祖先是孔子精神上的祖先，孔子一并祭之。
《诗经》的《雅》、《颂》中有大量赞美上帝之辞，这是《诗经》全书关键，是我们了解《诗经》不可或缺的钥匙。
以往我们读《诗经》都看《国风》去了，其实《雅》、《颂》才是真正的《诗经》。
《雅》、《颂》中大量赞美上帝的诗篇，体现了《诗经》作为祭诗的本质。不要忘了，《诗经》的作用不是拿来看的，根本上是用来敬拜上帝的赞美诗歌词，专用于太庙祭祀，不是哪里都可以放。
孔子编《诗经》，就是编一本赞美诗大全，配以《乐经》，诗歌与音乐合二为一，周礼成矣。
《诗经》之《雅》、《颂》歌颂的对象有二：上帝与列祖列宗。歌颂的方式分别为：
一，为直接赞美上帝，如《大雅·皇矣》：“皇矣上帝，临下有赫。”意思是：光明啊上帝，你降临世间有着赫赫光华。
二，为间接赞美上帝，通过赞美殷人周人的列祖列宗赞美上帝，如《大雅·文王》：“文王在上，于昭于天。”意思是：文王因为有丰功伟绩，已被上帝升到天上，也大放光华。
这二者都是赞美上帝，只不过一为直接、一为间接而已，毫不冲突。我们赞美上帝有多种方式，不能拘泥于形式。还有一点很重要：不能忘了列祖列宗。中国风俗最重列祖列宗，这是孔子“孝”的思想之来源。孝道思想代代相传，成为吾国之魂。这一点，被人认为是与信上帝相冲突的，其实不然，“孝”来自于“天”，没有上帝，哪来列祖列宗？没有列祖列宗，何来我身？从来没有人因为不忘列祖列宗就忘了上帝的，相反，一个人越有孝道，就越知敬天。此亦为《诗经》大义，不可不知。
孔子编《书经》
孔子编《书经》，也是用编《诗经》的手法，“一分为四，四道合一”。
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就是此意。关于孔子编《书经》，下面我说两个问题。
孔子搜书
关于《书经》的第一个问题，孔子从何处得来《书经》的原始资料？
汉代的《纬书》说《尚书》原有三千二百四十篇，孔子删为一百二十篇。《史记》说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
结合这两个说法，当知孔子所做的工作为：
一，删《书》。孔子删书删得狠，凡是不合于周礼、周道的，一并删除。
二，在《书》前，孔子作了一篇序，叫《书传》。案，孔子作《易传》为可考之事，《史记》又说孔子作《书传》，我们可以推想孔子除了《春秋》外，其余五经都作了序。
三，孔子一边删，一边编次，最后作序，一共做了三项工作，三项归于一项：编。
我考察《书经》的所有篇目，从精神上都是讲周礼、讲周道的，这不是《书经》的本来面目，而是孔子整理的结果。
孔子当从五处获得《书经》原始资料：
一，鲁国太庙。太庙在当时兼为鲁国图书馆，有当初周公与周公的儿子伯禽（鲁国两代开国君主）从周邑运来的大量王家藏书，其中关于周人历史的文献十分丰富。孔子入主太庙后，珍贵文献一览无遗。
二，鲁国国君及执政大臣季氏手上。除太庙外，鲁君作为周公后裔，必有家传的私藏。季氏为鲁国执政宗亲大臣，实际权力一直在鲁君之上，季氏亦好学，根据他的权势与财富看，当有大量珍藏。孔子从鲁君处借书不存在问题，因为孔子一方面是鲁国祭司与鲁国相，一方面与鲁昭公、鲁定公、鲁哀公关系都不错。孔子与季氏一直是敌对状态，但这也不排斥二人有相互欣赏的时候。《史记》载孔子为相期间把鲁国搞得很好，“途不拾遗”，如果没有季氏的配合是不可能的。《左传》又载孔子在“堕三都”（捣毁三大臣的都城）时保留了季氏的都城，给足了面子。季氏是大臣，孔子也是大臣。季氏好学，孔子也好学。因此我认为二人有过关系较好的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孔子从季氏手中获得了他想要的一些秘藏古书。
三，周邑。孔子曾经被鲁君特许，在鲁国贵族子弟、他的学生南宫敬叔陪同下，到周邑去向老子问礼。此事值得细说、深说，我在讲老子的专卷中要讲。在此我可以肯定的是：孔子不但口头向老子问礼，还从老子手上带回了若干图书，其中当然包括许多重要礼书与史书。《庄子》上讲“孔子欲藏书于周室”，如果这样，那么可见孔子在带书回来之前，也曾送书过去（可能是他编的一些经典），作为交换。老子会不会给孔子书？我想会的。一则这是公事，孔子是以鲁君特使的身份去的，有官职，本身又是鲁国太庙祭司兼鲁国图书馆馆长。作为地方图书馆馆长的孔子向作为国家图书馆馆长的老子要书，老子只能说“好”。二则老子知道孔子的抱负。《史记》、《庄子》都记载老子训孔子的情况，但老子训完以后，还有下文，那就是给书，这是一种客观上的支持。
四，列国国君大臣手上。孔子周游列国，每到一处，必问文事。如《论语》、《史记》都载孔子甚赏“卫国夫子”遽伯玉，孔子与众贤人的交往肯定不只限于口头心头，还表现为手上。《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归鲁前“命载而行”。所载何物？衣服吗？孔子没几件衣服，除了在宋国祭天那次穿过的祭服，作为资深流浪汉的他实在拿不出几件像样的衣服。因此，孔子归鲁前“命载而行”载的肯定是书。当时书的形式有竹简与帛等，稍有一些就沉甸甸的。书要用车装，可见孔子周游列国收获不小，其中大部分都来自敬他是“夫子”的列国国君大臣手上。当时各诸侯国都是当初周武王大封天下时的宗亲与功勋之后，武王在封诸侯时，同时也赐下了大量图书，这些图书主要也是礼书（祭神用）与史书（施政用）。这些图书一代代传下，有散失，但肯定在各诸侯之家与大臣之家还有保存。孔子的特殊身份（终生的太庙祭司，曾经的鲁国相，现在的博学夫子、圣人）使他获得列国藏书的机会十倍于常人。孔子肯定不会放过这机会，因为，四处寻书本来就是他周游列国的一大目的。还有一点，当时周王室衰落，各诸侯国纷纷不宗周室，这样一闹，就使他们并不太看重当初周天子赏赐给他们祖先的书，在这种状态下，孔子向各国诸侯大臣要书，会有人乐意做顺手人情的，说不定他们还庆幸把那些“包袱”扔给了孔子哩。
五，列国民间。孔子从列国民间搜的书以《诗》最多，十五国风，多半从此出。民间也能找到一些史书，因为当时民间隐藏了很多隐士，这些隐士都是有大来头的，或者曾经是周王室的大官员，或者是各诸侯国的重要人物，甚至可能是殷王朝遗民的后代。虽说年代久远，必有遗珠。
孔子又把最开始的3240篇删为120篇。其中以周邑老子之藏为准，约50篇；太庙周公之藏副之，约10篇；鲁君之藏与季氏之藏副之，约10篇；列国诸侯之藏又副之，约30篇；列国隐士之藏又副之，约20篇。
删后定书，又补上《秦誓》，共120余篇。余下的3120余篇，存入鲁国太庙，等良辰吉日送还周邑老子处。可惜老子在孔子《书经》成书时已经骑牛出关，因此余篇只能暂放鲁国太庙。孔子死后，这些资料又随六经搬到了孔府，大部分毁于秦火。
以上是我的推论，仅供参考。下面这个问题更复杂，我大胆把它提出，希望引起争鸣。
孔子恨黄帝
关于《书经》的第二个问题：孔子编《书经》为什么从《虞书》开始？而不是从黄帝开始？
难道孔子从上述五处搜集来的数千篇古文献中，竟没有一篇讲到黄帝？这是不可能的。既然孔子曾经搜到了关于黄帝的文献，他为什么不把它放在《书经》中作为开头？后世司马迁撰《史记》，开头正是《五帝本纪》，一开头就讲轩辕黄帝。司马迁修《史记》时看到的资料不会比孔子多，因为孔子比司马迁早生数百年，看资料的条件又优越得多。
孔子既然搜集到了关于黄帝的文献，为什么不放在《书经》中作开头？这是一桩疑案，我推测有三种情况：
一，《书经》中本来是有关于黄帝的记录，说不定就叫《黄帝书》，或《五帝书》，但在流传过程中，被焚于秦火。
秦始皇焚书，主要就是针对《诗经》与《书经》。《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六年，丞相李斯奏请“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有敢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
秦王朝的前身秦国，本是借勤王起家的，秦穆公以上都对周王室甚忠，国力强大后，暴露了野心，最终取代周。秦易周道，因此痛恨作为周朝文化的代表《诗经》与《书经》，百家语即百家书连带被焚，只是陪葬。
秦烧周书，用意明显，就是想抹去自己曾经做周朝臣子的这一“不光彩”的身份，就是想烧掉自己的过去，其做法就像今天某人春风得意了，赶紧烧掉自己穿开裆裤时的相片。问题是，烧掉容易忘掉难，秦烧周书等于自毁历史，这样一个“没有历史”的朝代不但没能走得更远，反而亡得更快。
二，历史上并没有黄帝这个人。这种观点是疑古学派津津乐道的，顾颉刚曾说“禹是一条虫”，今天我也可以说“黄帝是一把黄土”——这当然是玩笑。黄帝不但存在，而且就是孔子的直系祖先。其中关系，我已在《孔子做人做事的中庸之道》一书中细述。
今天甚至还有人说“没有孔子这个人”，对这种人我只能回敬说：“世上也并没有你这个人”了。
三，孔子故意不把黄帝列入《书经》，有他的用意。这是最有可能的，要说散失，其实不大可能。民国时有人“考证”出“五经皆伪”，如今又过去几十年，自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众多专家学者数十年研究，配以科技手段，再参考新出土的大量文物文献，已经得出“五经皆真”的公论。既然《书经》基本上是古貌，为何孔子要把它从尧开始，而不是从黄帝开始？孔子本人当然也知道自己是黄帝后裔，他本有很深的血统观念，比如他在《诗经》中编入了大量赞美商周列祖列宗的诗歌。《论语》也有零星记载。孔子大倡孝道，重血统、重亲情，又好修族谱（指《诗经》中关于殷人起源的相关篇章），又怎会不重视黄帝这个大起源？
这个问题太难，要从书上找答案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不是一个资料问题，而是一个理解能力的问题，亦即研究角度的问题，亦即治学方法的问题。传统治学，“以史论史”；我今只“以人论史”。我掌握的资料肯定不多，但我善于研究孔子的为人，根据他的人生经历与生活态度研究他的学问，每每中的。
上面这个问题：孔子为什么不把黄帝事迹放在《书经》里作全书开头？我的观点如下（这是我的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据《史记·孔子世家》：“丘生而叔梁纥死，葬于防山。”防山之名，是孔家人为纪念祖先孔防叔起的，是孔家坟山。《史记》这段话是说，孔子一生下来父亲就死了。原来孔子是个孤儿。但他还有母亲颜氏。不幸孔子在十七岁之前母亲又死了，孔子成了真正的孤儿，无父无母，孤苦一人，屡被人欺负。《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孤儿孔子曾赴季氏之宴，被季氏家臣阳虎嘲笑说“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意思是说俺家请客，不请小孩！这就是真实的孔子，圣人幼年，苦于常人。
孔子是孤儿，对父母的追思贯穿了他的一生，由此，他将“孝”的思想发扬光大，昭示世人必须爱父母。对孝道的发扬，是孔子作为一个孤儿得出的补偿性理论：越是孤儿，越爱父母。父母越没在身边，越明白孝道。这也可以说是孔子做孤儿的收获。他没有获得父爱，也没获得太多母爱，但他获得了上天对他的厚爱，获得了自己对自己的爱，当然还有世人对他的爱。
然而，人毕竟是人。孔子作孤儿，身心所受的伤害无疑是巨大的。在孔子幼年，父母双亡，这两次先后的打击必然会在他心中投下终生的阴影，终生的遗憾，终生的缺陷。没有父母的关爱，任何人不能健全地成长。我可以肯定地说，孔子丧父又丧母，这使他长期处于心理不健全的状态。这主要表现在：心理阴暗，人格扭曲，性格内向，遇事执着，做人不改，意志力坚定，信仰极深、不动摇。后四条成就了孔子，前三条当然阻碍了孔子。这事我也要专章讲述，在此我要说的是：
——孤儿孔子的心理是不健全的，哪怕他晚年成为“圣人”后，依然不健全。先天的缺陷使他决定报复先天，既然历史断了他的源头，那么他就要断了历史的源头。
——孤儿孔子故意不把他的祖先黄帝列入《书经》作开头，意在断掉这个历史的源头。他一边做这事，一边在心里说：请看，我的祖先消失了！我没有祖先，我没有父母，我是孤儿。这是孔子向历史报复、向祖先复仇的具体做法，他斩断了自己的根。
——当然，这种做法根本是无效的，黄帝不但没被湮灭，反被更多史书记录下来。孔子也深知自己不可能断掉这个开头，但他就是要这样干。
——这种不可理喻的孩子气的做法，正是孔子“孤儿心理”的典型表现。孤儿心理即逆反心理，明知不可以，偏要干到底。谁让我是孤儿呢？
——这是一种自暴自弃的做法，属“文化精神病”与“孤儿综合症”的产物。此事可见孔子是活生生的人，他也有常人共有的心理特点。他是圣人，他有信仰，但还不是完人。世上本没有完人。
——孔子不将黄帝列入《书经》之首，这事给后世带来极其深远的影响……
五
世俗生活最能见真道
［日常日常，常日常新］
本章讲孔子的日常生活
孔子是快乐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