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架！”我两手放在嘴边做成一个环形，大声喊着。担架！我想挪近巴西尼，给他腿上缚上一个止血带。可是我动不了。我又用力试了一次，我的腿稍微动了一下。我只好用胳膊肘支着身体向后拖。巴西尼现在没有声息了，我坐在他身边，脱下我的上衣，想把我衬衫的后面撕下来，但撕不下来，我只好用嘴咬布的边沿，这时我才想起他的绑腿布。我穿的是羊毛袜子，但巴西尼小腿上扎着绑腿布，司机都扎绑腿布，而当我正在解时，我发现已经不需要这样做，也不用绑什么止血带了，因为他已经死了。我摸一摸他，是的，我肯定他是死了。其余三个司机到哪去了呢？我得找到他们的下落，我直挺挺坐着，这时我觉得我的脑子里有个东西好像洋娃娃眼睛里的摆锤，在眼珠后面狠狠地冲击了一下。我的双腿又暖又湿，我的鞋子里也是又暖又湿，我知道，我负伤了，俯身去摸一摸膝头，我的膝头掉了。我的手伸过去才发觉原来膝盖已经落到胫骨上面去了。我在衬衫上把手擦干净。当时，我正好借着照明弹的光亮看一看我的腿，心里害怕起来。哦，上帝，救我离开这里吧，可是，我心里明白还有另外三个司机，本来一共四位，死了一位，剩下三位。有人从胁下抱起我来，又有一个抬起我的右腿。“另外还有三个人”我说，“一个已经死了。”
“我是曼纳拉。我们出去找担架，可是一张也没有。你怎么啦，中尉？”
“高定尼和加伏尼在哪儿？”
“高定尼去急救站包扎了。贾发齐在抬你的腿。抱住我的脖子，中尉。你伤得很厉害吗？”
“腿上受了伤。高定尼怎么样？
“他还好。这是一颗炮弹，是颗大型的战壕炮。”
“巴西尼死了。”
“是的，他死了。”
“一颗炮弹在附近落下，他们俩都往地上一扑，把我扔在地上。”
“对不起，中尉，”曼纳拉说，“勾住我的脖子。”
“可别再把我往地上摔。”
“那是，我们一时惊慌了。”
“你们没受伤吧？”
“都是轻伤。”
“高定尼还能开车吗？”
“恐怕开不了了。”
我们到达救护站以前，他们又一次把我扔在地上。
“妈的。”我说。
“对不起，中尉，”曼纳拉说，“我们再也不会把你摔倒了。”
我们一大堆受伤的人躺在救护站黑暗中的地板上。有人把伤员抬进抬出。当门帘掀开或抬伤员时，我看到里面有灯光。死的人搁在一边。军医们把袖子卷到肩膀上，满身是血，像屠夫一样。担架供不应求。少数伤员在呻吟，大多数一声不吭。能听到放在救护站门上作伪装的树叶在寒冷的夜风吹拂下沙沙作响的声音，担架员不断地抬着伤员进来，卸下伤员后，悄悄地又走了。我一到包扎站，曼纳拉就找来一个军医中士，他把我两条腿都扎上绷带。军医说，伤口里吹进了很多尘土污泥，他们将尽快给我治疗。说完军医急匆匆的回到里面去了。曼纳拉说，高定尼开不了车了，他的肩上中了弹片，头部也受了伤。起初他倒没觉得很厉害，只是现在他的肩膀变得僵硬了。他这会正坐在附近一道砖墙边。曼纳拉和加伏齐各自开车运走了第一批伤员。英军带来了三部救护车。每部车上配备两名司机，有一个英国救护队的司机由高定尼领着向我走来。高定尼本人也是一副苍白的病容。英人国向我俯下身子。
“你是不是受了伤？”他问道。他的身材很高，带一付钢框眼镜。
“腿上受了伤。”
“希望伤势不会很严重！抽根烟吗？”
“谢谢。”
“他们告诉我，你损失了两个司机。”
“是的，一个炸死了，另一个就是带你来的这一位。”
“真糟糕。你们的车子由我们来开怎么样？”
“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
“我们会非常小心照管好这些救护车并且送回别墅。你们的地址是206医院吧？”
“是的。”
“那地方很美，我以前见过你。他们说你是美国人。”
“是的。”
“我是英国人。难道你以为我是意大利人？我们有几个部队里边有意大利人。”
“你们愿意替我们开车，那太好了。”我说。
“我们一定非常小心照管它们，”他站起身来。“你的这位伙伴很焦急，一定让我来见你。”
说着他拍拍高定尼的肩头。高定尼忍痛退缩着，微微笑一笑。英国人突然用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语讲：“现在一切都安排妥当，我已经和你们的中尉商定，你们的两部救护车由我们来开，请你放心。”接着他又突然打住转过身对我说，“我一定要把你运回去，我去找医务人员。”
他朝包扎站走去，小心地在伤员之间的空隙里一步一步地跨过去，免得踩在地上伤员的身上。我看见门帘揭开，灯光泻出，他走了进去。
“他会照顾你的，中尉。”高定尼说。
“你身体怎么样，弗兰哥？”
“我没有什么事。”他坐在我身旁。
一会儿，包扎站的门帘揭开了，两个担架员随那个高个子英国人走到我身边。
“这位就是美国中尉。”他用意大利语说。
“我没什么，还可以再等等，”我说，“还有伤势更重的伤员呢，让他们先来吧！”
“算了算了，”他说，“别再装英雄了。”随后用意大利语说：“抬双腿要轻，要小心。他的腿有伤。他是威尔逊总统的嫡亲儿子。”他们把我抬进包扎站。正在接受手术的伤员占满了所有的手术台。那个小个子少校怒气冲冲地瞪了我一眼。他认出了我，挥了挥钳子说：
“好吗？”
“还行。”
“我把他带来了，”高个子英国人用意语说，“他是美国大使的独子。我把他先抬进来，等你们一有空就给他医治。随后我要用第一趟车把他送走。”他俯下身子对我说：“我现在找他们的副官去，先给你开证件，这样就不会耽误时间。”他弯着身子走出包扎站的门。少校现在把钳子丢进盒子里。我的眼睛注视他的手。现在他在扎绷带。接着，担架员把桌子上的人抬走了。下一个该轮到我了。
“我来看这位美国中尉。”一位上尉级军医说。有人把我抬上手术台，手术台又硬又滑。有许多种浓烈的气味。其中有化学药品味，也有人血的腥味。他们脱下我的裤子，上尉医官一边诊视，一边口述，叫副官记录下来：“左右股，左右膝头、右脚都有多处表皮损伤。左膝和右脚深度受伤，头皮有撕裂伤，（他用探针探了一下——痛吗？——基督，是的！）颅骨可能破裂。在前线执行任务中负伤。加上一句，免得军事法庭说你自伤。”他说，“来一口白兰地怎么样？你怎么受的伤？你打算要自杀吗？请给我抗破伤风血清，两条腿都划个叉做记号。谢谢。我先把伤口弄弄干净，洗一洗，再用绷带包起来。你的血液凝结得漂亮极了。”
填病史的副官抬起头问：“负伤原因？”
上尉问我：“什么打中了你？”
我闭着眼睛回答：“一颗战壕日炮的炮弹。”
上尉的双手在我伤口拔弄着什么，并且在切开组织，使我疼得很难受，他说：“你能肯定吗？”
我竭力安静的躺着，肌肉切开时，我感觉到连胃也跟着颤动了起来，我说，“我认为是这样。”
军医上尉说（他对自己的发现感到很兴奋），“找到敌军战壕日炮炮弹的碎片啦。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多找一些。不过，现在没有必要了。我会把这一切处理好的，还有——这，疼不疼？好吧，这比起针的疼痛，可就算不了什么了。真正的疼痛还没有开始哪。给他一杯白兰地，一时震惊使疼痛暂时变成了麻木；不过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你没有什么可担心的，目前情况来看，伤口不会感染。你的头怎么样？”
“我全身冒汗。”
我说，“基督啊！”
“我想，你的颅骨可能断裂了。我为你包起来，免得你的头东撞西碰。”他开始包扎，他的手动作很麻利，绷带扎得又紧又牢固。“行了，祝你走好运，法兰西万岁！”
“他是美国人，”另外一个上尉说。
“我原来以为你说他是法国人。他讲法语，”上尉说，“我很久以前就认得他，我认为他是法国人。”他喝了半杯白兰地酒。“把伤势重的送上来。多拿些抗破伤风血清。”上尉向我扬手告别，有人把我抬出去了。出门的时候窗帘擦过我的脸孔。到了外面，一位副官轻轻地问。“贵姓？”“亲属名？洗礼的命名？军衔？籍贯？哪一级？哪一军团？”等等。“我很关心你头上的伤，希望你早日康复，中尉。希望你精神愉快。我这就把您交给英军救护车。”
“我没什么，祝你工作顺利。”我说，“谢谢你。”刚才少校说过的疼痛开始发作了，而现在我对一切事情都失去兴趣，都认为无关紧要。过一会儿英国救护车来了，我被放在一张担架上，然后脸都扎着绷带，只能看到鼻子，呼吸沉重。我上面那几个吊钩上也放着一张担架。那个高个子英国司机在开车前特意探头进来，表示关心的说：“我一定把车开得平平稳稳，希望你舒舒服服的到达医院。”我感觉到引擎的开动，感觉到他已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感到制动器拉开了刹车，离合器踩上了，接着我们就动身了。我躺着不动，任凭疼痛越来越厉害。
救护车在路上缓慢爬行，有时停车，有时倒车拐弯，最后开始迅速爬山了。我觉得上层担架有什么东西滴下来，起初滴得又慢又均匀，一会儿就滴滴嗒嗒地变成一条溪流。我喊司机停车，他停车后，从车座后面那个观察孔望了进来。
“什么事？”
“躺在我上面的那个伤员在流血。”
“咱们快到山顶了。只有我一个人，毫无办法呀？”他又开车了。血，还在不停的流着。在黑暗中，我看不清从我头顶上的担架帆布上什么地方流下来的。我竭力把身体挪向一边，免得血流在我身上。血已经流到我衬衫底下，感觉到又暖又粘。我身子发冷，腿又疼得那么厉害，难过得直想呕吐。过了一会儿，上边担架上的流血缓和下来，又开始一点一滴地掉下来。我听到并感觉到上边的伤员在担架上动了一下。然后，比较舒服的躺定。
“他怎么样啦？”英国人回过头来问，“我们快到山顶了。”
“他可能是死了。”我说。
血液滴得很慢很慢，就像太阳落山后的冰柱滴下来的水珠。汽车越爬越高，车内夜风习习，寒气袭人。到了峰巅的救护站，有人把那张担架抬了出去。另外放了一张进来，于是我们继续向前驶去。……五
转眼间，秋天来临了。开始时使人感到夜里很凉爽，接着白天也凉爽起来。公园里的树叶蜕变成金黄颜色。我们知道，夏天已经逝去了。前方的仗打得很糟。他们攻不下圣边伯烈山。培思施萨高原上的战事已经结束，到了九月中旬，圣边伯烈山的战事也快结束了。他们就是攻不下来这个山峰。爱多亚已经重返前线。马匹已运往罗马。米兰赛马场关闭了。克罗威也去了罗马，准备绕路回美国去。米兰城里发生了两次反对战争的暴动。吐灵也有一次激烈的暴动。在俱乐部里，一位英国少校告诉我说，意大利军在培恩施萨高原和圣边伯烈山损失了十五万人。除此以外在卡索高原上还损失了四万人。我们要来一瓶酒，边喝边谈。他说，今年这儿的战事算是结束了，意大利军咬下很多东西却咀嚼不了。法兰德斯的总攻看来也不会凑效。如果盟军在秋天还是毫无谋略的用士兵性命开玩笑，一年之内协约国就要完蛋了。他说我们双方都已经完蛋了，只是大家还不知道具体情况，有的知道。哪个国家熬到最后才发觉自已快完蛋了，便会打赢这场战争。我们又喝了一杯酒。俱乐部里，现在只有我们两人靠在一张大皮沙发上。他那黑色的靴子，擦得闪闪发亮。多么漂亮的靴子。他说这全是胡扯谈。高级官员想的是师团和人力，大家为了师团整天争吵不休，可是一拨给他们，便总要把他们都送命了事。他们都完蛋了。德国人打了胜仗，德国佬才是真正的军人。不过他们也垮了。我问他，“俄罗斯怎么样？”“他说他们也完蛋了。这一点马上就能得到证实。接着奥军也要完蛋了。如果我们有几个师的德国兵，就可以打胜仗。”“今年秋天他们会不会进攻？”“当然他们会。意大利军垮了。这谁都知道。”“他们在1916年已经这样试过了。”我说。“那时，德军没有一起来。”“是的，”我说。他又说，“他们可能不会这么作。那样太简单了。他们准备来一个复杂一点的尝试。来一个辉煌的完蛋。”“我得走了，”我说。“我得回医院了。”“再见，”他说。随后愉快的说：“万事如意！”他对世界的悲观和他个人的乐观，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
回医院之前，我在理发店修了面，我的腿经过长期疗养，能恢复到这种程度也算不错了。三天前复查了一次。我在马奏列医院再作几次机械治疗就要结束了，所以我故意走小路，来练习不跛脚走路。有一个老头儿站在路边替人剪半身纸像。我停下来看了看。两个姑娘站在一起摆着姿势让他剪影。他手很麻利，边剪边斜着头看她们。
姑娘们笑的很开心，他把剪好的黑纸像先拿来给我看，然后贴在白纸上递给姑娘们。
“她们都很漂亮，”他说，“你剪一个怎么样，中尉？姑娘们看着她们的剪影笑着走了。她们都长得很漂亮。其中一位是医院对面那个酒店的女店员。“来一张吧。”我说。“脱掉帽子。”“不，还是戴帽子剪吧。”“那剪出来就不十分美观了。”老人说，他高兴起来。“不过这样倒更有军人风度。”他在一张黑纸上剪来剪去，随后分成两层厚纸，把半身象贴在一张卡片上递给我。
“多少钱？”
“用不着，”他挥了挥手，“我是送给你的。”
“请收着吧，”我掏些零钱来。“就当作茶钱吧。”
“不用，我剪它就是为了消遣，把钱留给你的女朋友吧。”
“多谢你啦，再见。”
“再见。”
医院有我的几封信件，一封公文。我打开公文，公文写着我享受三个星期的痊愈休假自四日算起，我的机械治疗也就在那天结束。三个星期是二十一天。屈指可数，十月二十五日我就要返回前线了。我告诉他们我出去一会，就独自一人去对面小酒馆吃晚饭。顺便在桌子上阅读信件和晚报。有一封是祖父写来的信，信里谈到家人近况以及为国尽忠的勉励话。附有一张两百元的汇票和一些剪报。饭堂那位神甫也来了一封枯燥乏味的信。一个参加法国空军的朋友来了一封信。现在他结识了一帮放荡的朋友，满篇讲的是荒唐事。雷那蒂也来了一封短信，问我还想在米兰躲多久？一切情况如何？他让我带一些唱片回去，还开了一个单子。我吃饭时喝了一小瓶斯安蒂酒，饭后一杯咖啡，一杯利纳克，读完了晚报，我把信件放在口袋里，把报纸和饭钱留在桌子上便走了。回到病房，我脱了外衣，换上睡衣睡裤，拉下通阳台的门帘，坐在床上看迈耶斯太太留在医院里给孩子们看的波斯顿报纸。芝加哥的“白索斯”队在美国棒球联合会中要争取冠军，而纽约“巨人队”在全国联合会中的分数遥遥领先。垒球贝家比·卢斯当时正在波斯顿队当投球手。报纸上没有振奋人心的消息，新闻是本地的而且陈旧过时。战事报导也是旧闻，美国新闻讲的都是训练营，幸而我没有进训练营。报纸上让我唯一感兴趣的只有垒球消息，但是我对这个又不是十分感兴趣。报纸堆成一大叠，竟没有能让人读得津津有味，引人入胜的消息。报纸虽然失去了真实性和及时性，我还是看了一会，用来消磨时间。
我心想，如果美国有一天真的卷入战争，这些职业垒球队是否会停歇？很可能不会，意大利作战相当激烈，米兰照样有赛马。法国已停止赛马了。那匹叫做爪巴拉的马就是从法国运来的。凯塞琳九点钟才能上夜班。她刚一上班，我就听见她在我这层楼上走动的脚步声。看见她走过走廊。她到过几个病房，最后才来找我。
“我来晚了吧？亲爱的？”她说，“刚才有一大堆工作要做。你好吗？”我把所收到的公文和休假的消息告诉她。
“那好极了，”她说，“你想上哪儿去呢？”
“哪也不去。我就想留在这儿。”
“你太傻了。你选个地方，我陪你去。”
“还不知道，办法总会有的。”
“你真有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