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秦州的创作最重要的还有《秦州杂诗二十首》，这是一组五言律诗。从这时期的作品看，杜甫已经将五言诗运用到极纯熟的地步，提高到新的阶段。《秦州杂诗》的内容是丰富的，有游览、有感怀。如说“清渭无情极，愁时独向东”（其二），“俯仰悲身世，溪风为飒然”（其十二）。写到吐蕃作乱，相州兵溃，写到鼓角、天马、戍卒、使臣、驿亭、寺院、东柯谷、仇池穴……。山川城郭，东西战事，无所不咏。试看其中第七首：
莽莽万重山，孤城山谷间，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属国归何晚，楼兰斩未还，烟尘一长望，衰飒正摧颜。
这里把重山高城描写得多么逼真。二十首诗写景很多，各尽其妙。宋人林亦之说：“杜陵诗卷是图经。”（《送蕲师》）但《秦州杂诗》和别的陇蜀纪行诗都不只是图经，如上引这首诗写出使吐蕃的人未回，西征的军队未胜，长望而忧形于色，更是诗人自己的生动的写照。第十八首说：“警急烽常报，传闻檄屡飞，西戎外甥国，何得迕天威？”而末首“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云云，简直是咏怀了。
还有一些咏物诗，诗人也对自己的遭遇有所借喻，如《归燕》、《促织》、《蒹葭》、《苦竹》、《除架》、《废畦》、《病马》、《蕃剑》、《铜瓶》等。《蒹葭》诗说他自己“江湖后摇落，亦恐岁蹉跎”。又《萤火》讽刺宦官：“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阳飞，未足临书卷，时能点客衣。”他们虽然谗毁善良的人，但是“十月清霜重，飘零何处归”，终于是要灭亡的。《空囊》诗写他自己的贫穷：“翠柏苦犹食，明霞高可餐，……不爨井晨冻，无衣床夜寒。”末二语说“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虽然是戏语，但很工致，《杜》据伪苏注以此属之晋人阮孚，后世便称“阮囊羞涩”，其实靠不住的。这样的诗下开孟郊、贾岛一派，影响很大。
杜甫在秦州不能久住下去。他的侄儿杜佐没有怎样帮助过他。在这年的十月，杜甫全家又离开秦州往同谷（今甘肃成县）。原来是同谷的县令写信欢迎杜甫前去的。杜甫听说那里多产薯蓣，山崖多黑蜂产的石蜜，竹林中多冬笋，吃饭的问题比较容易解决。他说是“藏书闻禹穴，读记忆仇池（在同谷西）”，又说：“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他是兴致勃勃地前去的。可是当他一家人到了赤谷（秦州西南七里）的时候，就感到“山深多苦风，落日童稚饥”。
他经过铁堂峡（秦州西七十里），到了盐官城（今甘肃西和东北），盐的官价每斗三百钱，商人一转手就增至两倍，杜甫反对这种不合理的重利盘剥。这时杜甫还衣裳单薄，经过寒峡、法镜寺到了青阳峡，写有《青阳峡》一诗，诗中追述了经过垅坂时所看见的景物，并且描写了青阳峡的巍峨、突兀的形象。
从秦州到同谷后，杜甫一家在那里靠拾橡栗来过活。这时杜甫年才四十八岁，就已白发蔽耳，手脚冻裂。他做了《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节短音促，淋漓顿挫，是杜甫西行诗中的名篇。其中有对故乡的思念，有家人离别的哀愁，有对时局的忧虑，也有穷老作客的愤激话。这是他一生最穷困的时期，而感情也很是悲伤低沉。此外还有《万丈潭》一诗，俗传潭中有龙飞出，但杜甫当然并没有看见。
他在同谷县只住了一月光景，就在这年十二月一日出发到成都去了。这次南行到成都的途中所经各地也多有诗，自《发同谷县》到《成都府》共十二首，也是一组五言古诗。《发同谷县》诗里说：“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这是说公元759年一年内，他由东都到华州，由华州到秦州，由秦州到同谷，如今又由同谷到成都府，最后这段旅程越来越远了。沿途经过木皮岭、白沙渡、水会渡、飞仙阁、五盘、（以下入蜀）龙门阁、石柜阁、桔柏渡、剑门、鹿头山等地，都各写一诗。《木皮岭》诗中说：“远岫争辅佐，千岩自崩奔，始知五岳外，别有他山尊。”《石柜阁》说：“石柜曾（同层）波上，临虚荡高壁，清晖回群鸥，暝色带远客。”《桔柏渡》写桔柏江上的竹桥说：“青冥寒江渡，架竹为长桥，竿湿烟漠漠，江永风萧萧。连笮动娜，征衣飒飘……。”这些都是写得使人如临其境的。《五盘》更写到国事：
东郊尚格斗，巨猾何时除？故乡有弟妹，流落随丘墟，成都万事好，岂若归吾庐？
《剑门》诗里还为地方割据担心：“并吞与割据，极力不相让，吾将罪真宰，意欲铲叠嶂，恐此复偶然，临风默惆怅。”在《鹿头山》诗里说：“及兹险阻尽，始喜原野阔。”就在这广阔的平原上，屹立着成都古城，这是唐玄宗不久以前逃难的地方。成都本来是秦朝张仪与司马错灭蜀后开始筑城的，经过历代的扩建，到中唐时代大约和今城的规模差不多。以当时成都府所属十县共十六万户九十二万人计，成都大约有三、四万户十多万人（杜甫后在《水槛遣心二首》中说：“城中十万户。”是夸张的说法），因为玄宗的来到，至德二载建都为南京。杜甫在《成都府》中歌颂了这座名城，却又表现了依然怀念中原的心情：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信美无与适，侧身望川梁，鸟雀夜各归，中原杳茫茫。
这和《五盘》一样，他的爱家乡也是他的爱国思想的表现。
杜甫这些纪行诗歌唱了祖国的壮丽山河，引起了我们的美感，使我们感到自豪，想去游览。而更重要的，是这些诗写作时诗人往往能够触景生情，表现了他的关心国家和同情人民的疾苦。就艺术性说，也是“新奇俊拔，各首自辟境界”的。这些诗是《秦州杂诗》的进一步发展。
八、成都草堂
杜甫到四川成都后，暂住西郊浣花溪边的草堂寺。草堂寺是一个古寺。在南齐时就已经有了。浣花溪有三丈来宽，好象一条小河，曲曲折折地从西往东流着，一年四季都有流水，到春夏时水位涨些，可以划行小船。溪边疏疏落落有些人家（杜甫南邻有朱山人、斛斯融，北邻有县令某，《江上独步寻花七绝句》还说到黄四家），大约都是茅屋，春来处处花开，夏天水边长满芰荷，风景异常幽美。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年初，杜甫便在这里选择了一块有林塘之胜的地方，准备建一座茅屋。他的表弟王十五在蜀中做司马，给他送来修建费，他又从一些相识处要来各种树秧，亲自种植。
这座新建的草堂是杜甫和他家人苦心经营出来的，经过很多周折，他们才算暂时有了一个安居之地。杜甫写过一首《堂成》的七言律诗：
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qī欺〕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
这诗前半写草堂的规模和林景，五、六两句写禽鸟有巢，以比喻自己的得携妻儿安居，但说是“暂止”，说是“错比扬雄宅”，杜甫考虑到他以流离之人，未必能住得长久，他是仍然怀念着中原的。
他到过成都南郊的武侯祠，有七律《蜀相》一首，表现了他对诸葛亮的敬仰：“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这里也表现了杜甫的忠臣思想。结语“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惋惜他的北伐未胜。这诗写得悲壮遒劲，一直流传在广大读者之中。
这年秋天，杜甫到蜀州新津去，与诗人裴迪相见，不久回到成都。他又写了“闻道河阳近乘胜，司徒急为破幽燕”，“恋阙丹心破，沾衣皓首啼”之类的诗句。又有《建都十二韵》反对吕〔yīn因〕请以荆州置南都，杜甫认为应该迅速平定北方，不该在东南虚张声势。
冬天，梅花初开的时候，裴迪寄了一首诗来，是他登蜀州东亭逢早梅因忆杜甫而做的，诗里致歉说没有能折赠一枝，杜甫答诗说：
幸不折来伤岁暮，若为看去乱乡愁，江边一树垂垂发，朝夕催人自白发。
——《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
说你幸而没有折来，免我想到岁暮而悲伤，如何可去蜀州同看，更引起我思乡的愁绪，我这里江边的一株梅花看起来已经够叫人伤心的了。
上元二年（公元761年）春天杜甫再游新津，不遇裴迪，独自一人两次到了修觉寺，写下了“野寺江天豁，山扉花竹幽，诗应有神助，吾得及春游”以及“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的名句，都是写美景的，但是他也有诗说：“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望乡应未已，四海尚风尘。”再美丽的风景和再平静的生活也不能不使杜甫想到当时的国事。
不过杜甫有了草堂以后，过的是近乎隐居的生活，和社会联系很少，在成都只是和邻人朱某、斛斯融等略有往来，他说过“渐喜交游绝，幽居不用名”的话。在蜀州，也只是和裴迪、刺史王某、新津县令、青城县尉常某等人来往，生活接触面不广，这样就使他的某些作品的题材，比较狭窄。比如《绝句漫兴九首》、《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形式上非常自然而多变化，音节优美，能大胆使用人民的语言，很象竹枝词，但是内容就没有接触到当时的社会生活，而且还有避世、颓废的感情的表露。虽然后诗也有两、三首写得很健康优美，但是并没有能够改变全组诗的上述情况。当然，象《客至》、《寒食》、《春夜喜雨》、《水槛遣心二首》的第一首等，虽然没有写什么重大题材，但是给人清新的美感，仍然是写景咏物的佳作。
杜甫初到草堂的两年多，所写的几首著名的歌行体七言古诗是应该大书特书的，那就是《楠树为风雨所拔叹》、《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以及《石笋行》、《石犀行》、《杜鹃行》、《戏作花卿歌》等。前两首应该是叙实，过去有人说是杜甫比喻他在节度使严武等人死后失去倚靠，也有人说是讥刺唐玄宗和杨贵妃的，这都是出于附会，不过杜甫总该对自己的生平和当时社会的混乱有所寄慨。大楠〔nán南〕树倒了，“草堂自此无颜色”，茅屋破了，“床头屋漏无干处”，这和国家自大乱以来的情况不是相类似吗？当树倒屋破的时候，他不止于自叹，而是立即想到在树下憩息的那些行人和自己一样都要遭霜雪之苦，不得再听见如竽籁般的风吹树叶的声音了，他还进一步想到社会上众多的受冻的人，在战乱中流离失所的人，比他自己更不幸的人，于是他提出了这样的愿望：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九、漂泊梓阆
草堂宁静，但此时整个国家并不太平。
动荡了八年的安史之乱在广德元年（763）被平息了，而朝廷上下，仍是一片混乱，宦官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相继专权乱政，国家政治已无清明可言。国家内部动乱，外族更是借机侵扰，形势比以前更为严重，自上元元年（760）始，党项、吐蕃等不断骚扰边陲。广德元年（763）七月，吐蕃入寇，尽取河西、陇右之地。十月，吐蕃寇奉天，代宗出奔陕州，吐蕃攻入长安，大肆焚掠，直到郭子仪收拾散兵，反攻长安，吐蕃才退去。可是次年十月仆固怀恩引吐蕃、回纥寇奉天，长安为之戒严。直到郭子仪击退吐蕃，才算稍稍喘了一口气。大唐帝国已经穷于应付，然而更令其不安的是，各地藩镇割据的形势却越来越严重。唐帝国已经走到了风雨飘摇的末途。
事实上，成都也并非世外桃园。蜀中地近边鄙，吐蕃的威胁始终都很严重，地方上大大小小军阀的叛乱此起彼伏，整个蜀中也日夜不得安宁。上元二年（761）四月梓州刺史段子璋叛乱，刚刚被崔光远平定。杜甫在诗中常常流露出对这些外族侵扰、内部叛乱的忧虑与不安。即使他面对草堂幽静、渔樵暮归的景象也会自然隐现出深深的忧患。
严武于宝应元年（762）七月入朝任职，杜甫作《奉送严公入朝十韵》诗以送行，诗中曰：“四海犹多难，中原忆旧臣。”又嘱咐严武说：“此身那老蜀，不死会归秦。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杜甫从成都一直把严武送到绵州，绵州杜使君邀请他们一起登江楼宴饮，杜甫席间作诗，《送严侍郎到绵州同登杜使君江楼宴得心字》中曰：“野兴每难尽，江楼延赏心。归朝送使节，落景惜登临。……灯光散远近，月彩静高深。城拥朝来客，天横醉后参。穷途衰谢意，苦调短长吟。”严武也作诗酬别诗人，对于杜甫“临危莫爱身”的嘱咐，表示“但令心事在，未肯鬓毛衰”。两人依依惜别，杜甫又送了三十里到奉济驿才与严武分手，严武走后，两人还作诗酬唱，各表相思之意，但是杜甫在蜀中的生活从此失掉了最主要的依靠。
杜甫从奉济驿独归江村，正赶上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叛乱。徐知道以兵守要害，人们无法通行，杜甫只得滞留巴山一带，不得前行。严武也为乱军所阻，八月，徐知道被他手下的将领李忠厚所杀，直到九月，严武才得以入朝。杜甫径往成都不成，只好先逗留在绵州。可是蜀乱一时难以平定，绵州也不是久留之地，此时得知汉中王李在梓州，汉中王原与杜甫相识，梓州离成都又稍近一些，于是诗人决定先到梓州避乱。
杜甫到了梓州后不久，汉中王就要离开梓州到蓬州去上任了，杜甫写《玩月呈汉中王》为他送行：“夜深露气清，江月满江城。浮客转危坐，归舟应独行。关山同一照，乌鹊自多惊。欲得淮王术，风吹晕已生。”前人评此诗淡语而有深致耐人寻味。汉中王虽然走了，好在梓州前任李刺史，继任章彝对杜甫还算不错，所以这年秋末，杜甫把全家都接到梓州居住。离开草堂时，一家人恋恋不舍：“我行入东川，十步一回首。成都乱罢气萧索，浣花草堂亦何有？”
广德元年（763）春夏间，杜甫把家安置在梓州，自己穿梭来往于阆州、盐亭、绵州、汉州、涪城等地。
开春时，杜甫听到了史朝义自缢、官军收复河南河北的喜讯，万分高兴，写下了生平第一首快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真是一首难得的好诗！一般说来，律诗形式严整，特别是中间二联的对仗，对律诗的表现力形成了某种限制、障碍，容易造成语气、意脉中断，然而杜甫的这首律诗不但通首合律，而且尾联也对仗工稳，语气流转自如，意脉贯若连珠，明显具有近于古诗的特征。
这年十月，吐蕃大举进犯奉天、武功，京城受到严重威胁。代宗下诏以雍王李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出镇咸阳，加强防御。可是郭子仪长期闲废，部曲离散，临时召募，只得二十骑而行，到了咸阳，吐蕃率领吐谷浑、党项、氐、羌二十余万军队，漫山遍野，延绵数十里，唐军哪里能够招架，而且吐蕃军队已经渡过了渭水，形势十分危急。渭北的驻军奋勇抵抗吐蕃，可是寡不敌众，敌军长驱直入，渡过便桥。朝廷无力抵挡，代宗只得逃到陕州避难。吐蕃占领长安。唐军用计疑敌，吐蕃惶骇，逃离长安。到了十二月代宗重新回到长安。
为了在西南方向牵制吐蕃，朝廷任命高适为西川节度使，在蜀中加紧练兵，从吐蕃的南面进行牵制。可是蜀军失利，松州吃紧。杜甫连作《王命》、《征夫》、《西山三首》等反映当时局势的诗作，对时局表现了极大的关心。
“别家三月一得书”，好不容易得到住在梓州的家人的来信，却是女儿病重、妻子焦虑的消息。“江风萧萧云拂地，山木惨惨天欲雨。女病妻忧归意速，秋花锦石谁复数？”诗人迫不及待地返回梓州。
诗人与家人相聚之时，已经到了广德元年（763）的年底。女儿的病稍好，他又开始鞍前马后，应酬梓州刺史、兼侍御史、留后东川章彝。此时国家危难，蜀中形势正紧，可章留后不想着练兵防卫，却偏偏想要打猎。
诗人哪里也没有去，只是默默地忍受着客居他乡的悲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