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这次考试落第以后，又把希望寄托在河南尹韦济身上。杜甫在偃师时韦济曾屡次来访，所以他把韦济当做知己。后来韦济升任尚书左丞，杜甫求他引援不成，最后写了一首长诗《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依然存着一丝的希望。杜甫以诗干谒大臣，自叹卑贫，向往功名富贵，因而诗中糟粕不少。虽说也提到他的“致吾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但前面已谈到，这种“仁政”思想是没有多少积极意义的。但这首诗一向被认为是杜诗的名篇。
其实杜甫并没有立即离开长安，只是后来去到洛阳一次，也为时极短。他是打心眼里要在长安呆下去，等候朝廷的选拔、任用的。天宝十载（公元751年），杜甫迎合玄宗的兴趣，作了《三大礼赋》，献给玄宗，玄宗很赞许，召试文章，却无结果。后来杜甫又进《封西岳赋》和《赋》。直到天宝十四载，才被任命为河西县（今云南祥云附近）的县尉，杜甫没有到任。改任为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管理东宫宿卫，杜甫到了职，这时他已经四十四岁。
从天宝五载到天宝十四载，杜甫在长安住了十年，多数时间都是在客舍里度过的，最后他把妻子接来，寓居于少陵以西的地方（今西安城南）。他的妻子是弘农杨家的女儿，年龄比他小十岁多，他们大概是在开元末年结婚。这时，杜甫靠着“卖药都市，寄食友朋”，他的生活越来越贫穷。他抱着谋求功名富贵的愿望，不断地写诗向当时的一些达官贵人求援引，说什么“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这是杜甫思想里庸俗的一面。求援没有效果，最后不得不就任率府参军这个微末的职务。
长安是汉朝的都城，本为秦朝的乡名。隋朝也建都在这里，但在汉都的东南。唐朝大加扩建，成为一座雄伟的名城。初称京师，天宝元年称为西京。它分为外郭城、皇城、太极宫（西内）、大明宫（东内）、兴庆宫（南内）五个部分。据发掘结果，城的周围有七十多华里，比今天的西安旧城（即明清时代的西安城址）大五倍以上。城内有东西街十四条，南北街十一条，朱雀门大街纵贯南北，约有一百四十米宽。这些纵横的街道把全城（除了宫城和皇城外）的所有地区划分为一百零八个长方形的坊里。人口大约接近一百万，在当时全国的大城市中是首屈一指的。由于工农业的稳定和发展（杜甫《忆昔二首》说的“男耕女桑不相失”），商业比较发达，道路也较畅通（“齐纨鲁缟车班班”、“九州道路无豺虎”），使城市日益繁荣，因而封建统治阶级也日益成为豪富者，而人民则濒于贫困的境地，皇帝和大官僚的生活日趋奢靡腐化（玄宗开元二十年筑夹城复道自大明宫到兴庆宫，又到曲江芙蓉园，常去游乐；大臣们也常去曲江游宴），舞马斗鸡，民力供应为难（杜甫《壮游》诗说：“国马竭粟豆，官鸡输稻粱，举隅见烦费，引古惜兴亡。”），加以不断又和吐番、南诏发生战争，社会的两极化非常鲜明。杜甫的诗歌对这些现象越来越广泛并逐步深入地作了忠实的描写和揭露，是他同时代的诗人都比不上的。杜甫不止一次去到曲江，也参加过“王孙公子”的宴会，天宝十载作的《乐游园歌》写到了玄宗仗过门开，翠幕、银，舞袖、歌声，这是亲身的闻见，《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晚际遇雨二首》也是具体而忠实的描写（后来作的《醉时歌》也说“诸公衮衮登台省”、“甲第纷纷厌粱肉”）。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杜甫和高适、薛据、岑参、储光羲一起五人去登慈恩寺塔。至今寺塔仍存，雄伟挺拔，为西安有名的古迹（塔称大雁塔）。杜甫在他和高适、薛据的诗中，已经写下了这样的忧心国家前途的诗句：
……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
——《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诗里他还用“惜哉瑶池饮，日宴昆仑丘”来暗写玄宗和杨贵妃的温泉游乐。对于贵妃姊虢〔guó国〕国夫人等的骄奢淫佚，他还写了《丽人行》等来揭露。
另一方面，玄宗发动了对吐蕃的战争，在关中征兵出战，杜甫根据他在长安和各地的所见所闻，写了《兵车行》。这虽是乐府体，但自出己意立题，是一创新，以后的《悲陈陶》、“三吏”、“三别”都如此。这诗描写战士出发时和家人离别，农业生产凋敝，人民生活困难，战士死亡累累。
揭露了封建统治集团急于征兵征税，造成民情的愤怨，社会的骚动和农业生产的破坏，“千村万落生荆杞”，这是当时全国农村悲惨景象的总图。透露了唐帝国的外强中干、开始走向下坡路的征象。这首诗是杜甫第一次较有力地抨击封建统治集团，是他的诗歌创作反映社会现实，走向广阔的现实主义道路的光辉的里程碑。
又有《前出塞九首》，也是写唐军与吐蕃之间的战役的。通过行军和战斗的经过，刻画了一个战士的形象，写得相当成功。
杜甫逐渐注意人民生活，他写过《秋雨叹三首》。那是天宝十三载的秋天，长安久雨，共下了六十多天，秋收大受影响，物价飞涨，杨国忠却挑选长得较好的谷子拿去给玄宗看，说雨水虽然多，但是没有损害庄稼。扶风郡太守房奏报了灾情，杨国忠便叫御史审问房，以后便没有人敢再说了。杜甫写道：
阑风伏雨秋纷纷，四海八荒同一云，去马来牛不复辨，浊泾清渭何当分？禾头生耳黍穗黑，农夫田父无消息，城中斗米换衾，相许宁论两相值？（第二首）前四句写阴雨的景象。后四句写禾黍被损，城中饥荒的情况，由于杨国忠的淫威，农村消息阻隔。一斗米可以换到被盖，谁管它本来的价值相当不相当呢？这时，杜甫也不能不将妻儿们送到长安东北的奉先县（今陕西蒲城）去就食，而自己独留在长安。
杜甫在长安有几个好友，常常来往：郑虔任广文馆博士；诗人高适、岑参都从西北回来过；苏源明被调到长安做国子监司业。还有诗人储光羲和薛据也在长安。他们有时和杜甫一起出游，并彼此做诗唱和，互相观摩。
四、颠沛流离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就在杜甫前往奉先县看望家人的时候，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以奉密诏讨杨国忠为名，在范阳（治今北京）起兵，率领所部以及同罗、奚、契丹、室韦等盟军，号称二十万步骑的精锐大军，烟尘千里，鼓噪震地，浩浩荡荡地向洛阳进发——“安史之乱”拉开了序幕。
一场绵延了八年、导致生灵涂炭并使大唐帝国从此一蹶不振的战乱就此开始了。
安禄山的军队基本上是采用游牧族军事战术，快速、迅猛、灵活，单一主力部队正面进攻，没有迂回，也不用左右侧翼掩护，直接自范阳出发，沿着西南方向挺进，直扑洛阳。所到之处，根本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中原士兵几十年不见兵甲，毫无准备。稍有力的抵抗直到河南洛阳、开封一线才形成。
封常清被任命为范阳、平卢节度使，他在洛阳临时召募起一支六万人的军队，阻挡叛军的推进。但是安禄山的兵马多年来一直转战南北，富有作战、行军经验，封常清的部队和各地的守军根本抵挡不住叛军的攻势。唐军在河南一线屡战屡败，洛阳不得不献城投降。封常清一直退到陕州，在陕州还集结着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的部队。在封常清的建议下，高仙芝移兵死守潼关。
潼关是进入关中、长安的必经之路，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实际上，这是当时唐军阻挡叛军西进的最后一个可以坚守的关隘。安禄山的军队一时被挡在了关外。安禄山西进攻势受到了遏制，没有实现一步攻占长安的愿望。
安禄山将部队驻扎在陕州，自己回到洛阳着手建立自己的王朝。这时已经到了新年，即天宝十五载（756）正月，安禄山自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同时任命了一批文武大臣，组建起自己的中央政府。
这年的二月，诗人杜甫告别了留在奉先县的家人，独自一人返回长安，就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此时，河南、河北等地的战斗异常激烈，安禄山为了尽快达到目的，调兵遣将，加强了对潼关的攻势。
兵强马壮的叛军威逼潼关，长安岌岌可危。
杜甫由于他的经历，他的关心国事和朝廷安危，他的细心观察当时社会，所以他在天宝十一载写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诗中已经见到国家的严重危机，写了“秦山忽破碎”以及“登兹翻百忧”的话。而在天宝十四载十月，他已经意识到大乱即将发生，在《奉同郭给事汤东灵湫作》里，把安禄山比做金虾蟆，说如果不收捕，就会变作长黄虬。
在十一月的一天夜半，杜甫从长安出发，到奉先探看家人。这时安禄山反叛的迹象已很显露，玄宗也开始怀疑，但他不顾社会的混乱和人民生活的极端痛苦，还同贵妃在骊山（今陕西临潼东南）上的华清宫里享乐，很多大臣随从着他们。黎明的时候，杜甫从山下走过，他感到十分愤慨。到了奉先家里写了一首长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他指出“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的残酷压迫的事实，接触到了阶级的对立，但是他从封建士大夫的仁政思想出发，是不能了解阶级剥削的本质的。他接下去写道：
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中堂有神仙，烟雾蒙玉质。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虽然是从《孟子·梁惠王》的“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来的，但却非常突出地表现了当时贫富悬殊的事实，很集中地概括了残酷的封建社会现实！语言精炼，千百年来盛传人口。
杜甫这种关怀国事和同情人民的思想感情是可贵的，因为他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封建统治集团的故作非为，但他的出发点是忠于皇帝和朝廷，仍然不超出禹稷的己溺己饥之念，他的希望只在于缓和矛盾，减轻压迫，实现其“仁者”之政。他还处处为皇帝开脱，表现了他的愚忠。
就在十一月中旬，安禄山的大军反叛南下了，所过州县望风投降。杜甫在《后出塞五首》中写了一个远赴幽州，在安禄山部中与奚、契丹作战多年的兵士，于安禄山叛变时不肯降贼逃归。
这年的十二月，安禄山的队伍从灵昌郡渡黄河，攻下了洛阳。唐军副元帅高仙芝和新任范阳、平卢节度使封常清在两都募兵十多万人，可是都战败了。副元帅哥舒翰又统率号称二十万的蕃、汉军扼守潼关，但因监军骄奢，军中缺乏粮食，加之哥舒翰患病，部将又不团结，士卒便无斗志。而玄宗和杨国忠一再催促出战，结果于次年（至德元载）六月被敌将崔乾所败。哥舒翰被蕃将火拔归仁劫持投降了安禄山。玄宗听杨国忠的建议逃往西蜀，长安也陷落了。那时，杜甫把家人由奉先送到白水县去，又由白水去到州（今陕西富县），在州北的羌村寓居下来。而在八月里，杜甫个人更从羌村北行，准备去到玄宗的儿子肃宗即位的灵武（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西北），想对朝廷有所效力。但他被敌军俘虏了，敌人把他送回长安。杜甫愤懑地在敌人压迫下过了八个月的痛苦的俘虏生活，这是他的不幸；但也得以亲眼看见长安陷落后的悲惨景象，写出了不少政治性很强的诗篇，并且使他进一步关怀国家的命运和同情人民的疾苦，产生了更多的思想内容丰富的作品。
天宝十五载（756）八月，杜甫被押到长安后，心里一直惦记着家中的亲人。来到京师不久，正赶上中秋节，皓月当空，诗人思绪万千，写下了著名的五律《月夜》：
今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此诗手法上极有特色。大抵诗歌写思念他人，皆从己身所处之地写起，可这首诗并不从自己的思绪着墨，而是写在州的妻子思念自己。妻子身边虽然有小儿女，可是儿女很小，童稚未脱，还不能理解母亲的“忆长安”，所以妻子只能形单影只地在清冷的月光中思念丈夫。杜甫对亲人关怀备至，体贴入微，他不愿自己给亲人带来痛苦。他又想象今后与妻子亲人团聚之时，同望明月，再回过头来回忆此刻分离相思的情形。后来晚唐诗人李商隐的“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夜雨寄北》），正是同一种心情。
杜甫在京城常常思念亲人，也十分关注平乱形势的发展。此时河南南部地区的抵抗还在艰难地进行，张巡、雷万春死守雍丘。史思明在河北的进展很不顺利，由颜真卿领导联络当地诸郡的抵抗依然很顽强。
不久，郭子仪等将兵五万自河北奔赴灵武，灵武军威始盛，人们都相信复兴指日可待。肃宗以郭子仪为武部尚书、灵武长史，以李光弼为户部尚书、北都留守，并同平章事。
肃宗此时虽有朔方之众，但仍考虑向其他部族借兵以张军势。于是遣使至回纥请兵，又发拔汗那兵，且使转谕城郭诸国，许以厚赏，使从安西进兵入援。肃宗又听从李泌的建议，发灵武，屯兵彭原，进而再向凤翔挺进。
至德元年（756）十月，宰相房上疏请求率领众兵，收复两京，肃宗同意了。房本是书生，对于军旅战事并不熟悉，不免把打仗看得太简单。当他率兵与叛军安守忠战于咸阳的陈陶斜时，竟仿效古代车战之法，以二千辆牛车居中，左右两侧布置骑兵与步兵。叛军见状，顺风鼓噪，声震于天，唐军战牛皆惊骇，四处乱走，早已没了阵容，叛军借机纵火焚之，顷刻之间，群牛狂奔，人畜大乱，官军死伤四万余人，存者仅数千而已。两天之后，肃宗派中人邢延恩催战，房再率余部与叛军战于青坂，又遭大败。消息传到长安，杜甫沉痛地写下了两首诗。《悲陈陶》曰：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
《悲青坂》曰：
我军青坂在东门，天寒饮马太白窟。黄头奚儿日向西，数骑弯弓敢驰突。山雪河冰晚萧瑟，青是烽烟白是骨。焉得附书与我军，忍待明年莫仓卒！诗中没有具体描述战斗的过程，而是描写唐军失败后血流成川、尸横遍野的惨状，重点突出了“悲”的气氛，同时表现了诗人对于官军的失败感到非常悲痛，对于叛军气焰嚣张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两诗清楚地表明了诗人当时身处沧陷之地的复杂心情。诗人与长安百姓一样都日夜盼望着唐军能尽早出兵反攻，收复长安，但是诗人又不希望唐军仓猝行事，造成巨大的牺牲，诗人真恨不能写信告诫官军，谨慎应战，积蓄力量，待机而动，以最小的牺牲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冬天到了，沦陷的长安死寂一般。诗人在艰难的境地中坚守着，他吟唱道：“战哭多新鬼，愁吟独老翁。乱云低薄暮，急雪舞回风。瓢弃樽无绿，炉存火似红。数州消息断，愁坐正书空。”（《对雪》）他等待着第二年春天的来临。
春天虽然像往年一样如期来到，可是此时长安的春天更让诗人伤感，他作《春望》一诗以抒怀抱：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此诗一向为人称道，花鸟无情，不解人间沧桑事，而此时却也能与诗人之心相通，花为之溅泪，鸟为之惊心。值得注意的是，此诗短短四十字，真切地反映出杜甫对国家、家庭的认识和感情：国破则城毁，城毁则家亡；在国家动荡的年月里，也就没有家庭和个人的幸福生活可言。
五、“三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