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知行统一论者。他自谓“知天命”，不仅包含对天之常道的体认，而且包含对常道的躬行践履和自觉承负。他说“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即有此义。人崇尚懿德善行乃“秉彝”即秉守常道之所使然，人也就成为常道的践行者和承负者。孔无疑以此自居。在他看来，他振兴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对道德世界和政治理想的执着追求，乃是天之常道所显示的历史使命的积极践履和自觉承负。这种使命感一旦确立，即使身处逆境，亦坚守不渝。因此，他后来游历诸侯，适宋遭司马桓魅图害及过匡为匡人所困时，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从这些话中，不难体会到这位满怀济世之愿而栖栖遑遑的行道者，在危难时刻那种肩负历史使命而不顾安危的慷慨与悲壮。
由上可见，孔子的天命观，就其无神论倾向来说，表现为非宗教的敬天知命的世界观；就其社会功利性来说，则为以行道济世为天赋天职的人生观。所谓“五十而知天命”，便是在此时期这一世界观、人生观之最后确立。
应当指出，孔子的无神论思想是不彻底的。正如当时无神论思潮还无力直接论证天帝神鬼之有无一样，孔子也没有从正面否定主宰之天的存在。他对天、天命所作的某种自然主义的理性思考，以及对决定事物发展的隐因（“命”）所作的体悟，其内涵较为朦胧。从这一点来说，孔子的天命观具有从主宰之天向自然之天过渡的特征。
如果说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孔子天命观中还存在超自然体的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在孔子关于鬼神问题的看法中则十分淡薄。
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这是孔子对自己立场的基本说明。敬，是指在祭祀时保持礼仪的严肃性；远，疏远，是说不要把人事吉凶同鬼神联系起来而祈其保护。在他看来，在对鬼神之有无及其作用难以作出实证的情况下，保持这种态度是明智的。因此，他坚持不谈鬼神，即使学生们直接提问，也不愿正面作出解释。有一次，子路问如何服事鬼神，孔子回答说：“人还不能服事，怎么能服事鬼？”子路又问：“死是怎么回事？”孔子说：“生的道理还未弄明白，怎么能知道死？”这样的问答还在子贡孔子之间进行过。子贡问：
“人死以后还有知觉吗？”
在科学的发展还处于蒙昧阶段的春秋时期，对人死是否有知、精神是否不灭这类问题很难做出真正的科学的说明，故孔子不正面作答，而以风趣的口吻说：
“我如果说死而有知，恐怕会使孝子贤孙为死去的父母过度操办而影响养生；如果说死而无知，又恐怕不孝子孙对死者弃而不葬。你想知道人死有知还是无知，等你死后自己去体验吧，到那时还不算晚。”
幽默中仍不失孔子关心人事、注重道德的立场。这种立场使孔子对一切玄想和宗教信仰不愿做过多探究，试图把宗教神秘转变为人伦日用之常。在他看来，人们对鬼神的虔诚如果不是表现为对神秘世界的憧憬，而是满足人伦道德的心理欲求，不因对鬼神的礼拜而放弃对人事的追求，那么，即使承认鬼神存在也无关紧要。“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鬼神不存在，也可以假想他们存在；假想其存在是为了寄托思情，达到死者与生者、历史与现实的统一。这就是孔子不相信鬼神而又尚礼重祭的复杂心态。
四、广纳弟子
孔子35岁访问京师洛邑归来以后，向他求学的门生逐渐增多。从此直至他51岁仕鲁前这16年间，是他的私学大发展期。他的许多高足，如颜回、冉雍、冉有、宰我、子贡、宓子贱、有若、公冶长、商瞿、高柴、曾点、巫马施、梁鳢等人，都可能是这个时期招收的学生。由于“有教无类”，故招生对象绝大多数都是出身微贱的平民子弟。文化课仍为诗、书、礼、乐。在孔子招收的学生中，有些人是抱着“干禄”（谋取官禄）的目的来学习的，孔子也希望他们学而有成，在有条件的时候担任国家公职。这样就向孔子提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以作用于社会？也就是按什么标准去培养人、塑造人的问题。因此，在孔子诲语中，便有“圣人”、“君子”、“成人”、“志士”等人格概念的提出，而提得最多的则是“君子”（《论语》一书言及“君子”者多达107次）。君子是孔子用来培养学生和律人律己的标准人格。
君子称号常见于孔子以前的文献《尚书》、《诗经》，其最初的涵义是指大夫以上的当权贵族。在古代，君不仅指国君，卿、大夫都可称君；子，是对男子的尊称。君子，就是“官长”、“官大人”的意思。这些人，地位高贵，饰容不凡，有文化。称他们为君子，往往包含着对其身份、教养和服饰仪表的赞美。西周厉、幽以降，随着氏族贵族的衰落，君子为当权贵族称号的垄断性逐渐淡化，但它作为一种美称的语义特征仍保留下来，故人们有时用来称呼亲爱者和受尊敬的人。如《诗经·王风·君子于役》所思念的在外地服役的“君子”，其贵族身份就不大明显。这种涵义上的变化，使孔子有可能利用这个称号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把它塑造成符合自己主张的理想人格。
孔子论君子，除少数地方外，多指居家处国和社会交往中表现出高尚德行的人。这种人实际上是孔子的仁在践行过程中的载体，是仁的人格化。所谓“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明确指出了君子与仁的密切关系。
正如孔子的仁离不开礼、通过礼以实现仁一样，他推崇的君子也是在礼所体现的人伦关系中实现自己的人格，从而表现出君子人格的一个基本特征，即其社会性与主体性的统一。孔子广泛谈论了君子与父母、兄弟、朋友、国君及其他人的关系和在这些关系中所遵守的社会规范，强调君子处人处事“度于礼”、“约之以礼”，“君子笃于亲”，“君子上不僭上，下不逼下”。
“君子成人之美，而不成人之恶”，君子“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而讪上者”，等等。总之，维护人伦关系的和谐，做到爱亲、尊上、敬友、与人为善。所有这些，都表现了君子与社会环境相统一的一面。孔子没有也不可能把他理想的君子置于同人伦世界相对抗的地位。摆脱实际社会关系对人的一切制约，则君子无所附。但是，君子不是所在社会环境的简单附属物，他要在同人伦社会的深刻联系中实现自己的理想、情操、意志，即其主体意识。因此，君子与社会环境的统一只是相对的统一，是有差别的同一。孔子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即君子同人相处时，既彼此协调合作，又不盲目苟同，这句话可以作为这种相对统一关系的一个总体的原则的说明。孔子曾以父子、君臣关系为例说，不讲是非地听从父亲，不是真正的孝；不讲是非地听从国君，不是真正的忠；对父、君的服从要看在什么情况下，这才是所要求的孝和忠。而孔子反对盲目服从国君的话，更是说过多次。处理同其他人的关系，也应本守这种精神。有一次，子路问如何才称得上士，孔子回答说，朋友兄弟之间互相批评，和睦融洽，这就是士。自然，做到这一点也符合君子和而不同的原则。
君子人格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内向与外向的统一。内向，就是孔子说的“君子求诸己”，即通过自身修养和内心自省，完善和提高主体适应和改造环境的能力。即使身处逆境，也能求诸己而达到心理平衡，使内心世界充盈饱满而无忧无惧。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足够认识自我的社会价值，自尊、自信、自强。在孔子学说中，这种价值估量实际是对主体内在仁道精神的一种体认与弘扬。孔子多次申述“君子义以为上”、“义以为质”、“君子喻于义”、君子“见得思义”、“见利思义”，就是充分认识仁道的意义而把仁的原则——义放在首位。经过内心自省，确认自己的思想和行为都符合仁义，没有错误，那又有什么忧虑和畏惧的呢？无忧无惧的君子，胸际开朗，充满必胜的信心和勇气。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坦荡荡”便是对这种乐观态度的一种描述，它同小人（缺乏修养的人）畏惧困难的萎靡情绪成为强烈对照。
这个时期，孔子贫居不仕，条件艰苦，故十分强调以仁道、仁义为价值取向，以克服因为逆境而产生的见异思迁和悲观情绪。他反复告诫门生说：君子谋道不谋食。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得”字疑误，或为“去”字）之，不去也。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总之，忠于自己的原则，不为利引，不为物移，始终保持个体人格的尊严和目标的专一。
前面提到，君子求诸己的内向行为是为了完善、提高主体适应和改造环境的能力，故其目的归根结底是要加深对外部世界的开发，内向必然转化为外向。孔子把君子身上这种内与外的统一比作射箭：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靶心），反求诸其身。射箭没有射中目标，应该回头检查主观方面的原因。这话显然包含下一层意思：找出主观原因，克服缺点，又是为了射中目标。这便是由外向内，又由内向外。向内是为了更好地向外。因此，具有内向型品格的孔子哲学和君子人格，又是富于外向追求的。在孔子那里，对外部世界的追求表现为经世致用、治国安民。他赋予君子的也正是这种品行。他说：“君子学道则爱人。”以爱人为怀的体仁君子，就是要匡世济民，以天下为己任。孔子也以此鼓励自己的门生。
子路问怎样才称得上君子。孔子说：“修养自己，使自己对待工作严肃认真。”
“这样就够了吗？”子路问。
“修养自己，使一些人生活安乐。”
“这样就够了吗？”子路又问。
“修养自己，使天下所有的老百姓都安乐。要使天下所有的老百姓都安乐，尧舜也感到困难呢！”
孔子把君子加强自身修养的社会目的分为三个层次，最高一个层次是使天下所有人都生活得好。在他看来，这个连尧舜都不易做到的艰巨事业，也应该作为君子的最高奋斗目标。具有这种救世精神和博大情怀的人，是不会为一己私利和一家一氏的利益而闹宗派和相互勾结的。他说“君子周而不比”、“群而不党”，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精神情怀。从这一点来说，孔子的君子形象已非昔日“保姓受氏”的宗庙之器，而是突破氏族宗法狭隘观念的新型人格。
君子人格的第三个特征是言与行的统一。在这方面，孔子说了许多话：（君子）言之必可行也。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君子）敏于事而慎其言。
（君子）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孔子说的“言”，从一般意义来讲，是指用语言表达的判断、思想、愿望；具体来说，这里主要指道德和政治人生方面的言论。“行”，也主要指道德活动与政治社会活动。所谓“言之必可行”有两层意思：一是言对行有指导作用；二是言必切实可行。正确的言论会带来好的行为后果，错误的言论会带来坏的行为后果。因此，君子“讷于言”、“慎其言”。
所谓“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先去做，然后根据做的情况再说），是说言源于行，行是言的基础，言要符合行。言而无行，或言过其行，自吹自擂，君子引以为耻。君子人格的实现，他的一切内向和外向的追求，不是夸夸其谈，依靠空话，而是要身体力行，切实去做。因此，君子要“敏于行”、“敏于事”。
以上这些，都表现了孔子要求君子具有的求实精神和恭谨作风。由于实际情况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人的判断（言）和行为难免发生偏差，因此不能僵固不化。而“毋固”（不固执己见），也正是孔子的品行之一。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孔子嘲笑那种不管对不对，只要说了就信守无移、干起来死不回头的做法，认为这些人不过是“硁硁然小人（浅薄固执没有出息的人），同君子重行、务实、谦谨的作风毫无共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