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初任小官
结婚生子以后，家庭开支增加，孔子需要去找一份差事以便赡养妻小。当时孔子的好友南宫敬叔是鲁国公族孟懿子的哥哥，敬叔对孔子非常敬佩，把孔子视为老师，同时也很同情孔子的家道清贫，于是向弟弟孟懿子力加推荐。
敬叔的弟弟孟懿子名何忌，字仲孙。孟孙氏是鲁国的三大公族之一，其余两个公族是叔孙和季孙，他们都在各自培植自己的势力，由于这个缘故，孟懿子想把孔子留在自己的身边，他对哥哥表明了自己的心意，他说：“如今周室衰败，三大公族都各自培植自己的力量，我们的赐邑虽然和其他两家相同，但是户口不多，财用不丰，我很想把孔子留在身边，这样的贤才，岂能失之交臂？以后如有适当机会，再把他举荐给朝廷好了。倒不是我个人存有私心，而是时势使然，你说对不对？”
敬叔认为弟弟的话也不无道理，接着建议说：“那么，这样好了，田赋方面经过孔子的整顿已经上了轨道，今后的财用，大致不会有什么问题。不妨把他调为司职吏，让他管理户口的事，你看如何？”
孟懿子一听，欣然同意。他说：“田赋和人口正是困扰多年的老问题，田赋方面经过孔子的整顿，已经大有成效。另一个人口的问题，恐怕还得借重他才行。”
孟懿子是鲁国的贤大夫，他知道哥哥举荐的必定是才人贤士，于是立即派孔子为成邑的委吏。成邑是孟孙氏的赐邑，委吏是管田赋粮谷的小官。虽说是小官，却是一个肥缺，过去历任的委吏都和家臣们串通一气，营私舞弊，而且由来已久。孟懿子为了整顿赋税、清除积弊成见，所以才用新人，以求改革。
以孔子的学识能力，担任这种小官职，不但是游刃有余，简直是大材小用。
孔子初入仕途，并不因为官卑职小而马虎从事。他接任之初就发现其中弊端重重，而且上下其手，沆瀣一气，要跟这班恶势力周旋，还真不容易呢。
孔子聆受外公的教诲，要做一个正人君子，不但不肯和他们同流合污，而且加倍地择善固执，当他全盘了解舞弊的黑幕后，就大刀阔斧地予以改革，把过去赋税不足的情形，整个地扭转过来，使得田赋都能如期收缴，再也没有亏欠的事。
这么一来，当然引起那班宵小的猜忌，尤其是成邑宰公克，因为孔子断了他的财路，因此怀恨在心，处处暗加阻挠和掣肘，希望把他们的眼中钉拔掉。
渐渐地，孟懿子觉得事情有点蹊跷，猜想孔子已被宵小收买，跟他们一起同流合污了。于是派人彻查，巧的是，奉派彻查的正是孔子的好友南宫敬叔。这下子，所有的内幕完全抖了出来，凡是串通舞弊的人员，一律予以严惩。
之后孟懿子对孔子更是礼遇有加。随后就举荐孔子担任可职吏，并在孔子接任司职吏前曾设宴招待。席中，孟懿子问孔子有什么办法使辖内的人口增加。
孔子对显赫一时的孟懿子侃侃而谈，他说：“若想赐邑内的人口增加，必须要做五点：第一要薄赋税。如果赋税太重，人民负担不了，必然离此而去。第二要轻徭役。假如劳役过多，人民不堪其苦，就会纷纷逃亡，以致人口越来越少，这也是必然的道理。第三要慎刑戮。即使人民偶犯过错，也不可任意处罚，滥加杀戮，否则，人民就会逃离此地，投奔他乡。第四是定婚嫁。如果婚嫁无定期，则会出现不是早婚就是晚婚的现象，早婚则因为男女双方发育未全，产生的后代必定体弱而不健康；晚婚则虚度青春，减低了生育，两者都不适宜。我认为男子制定22岁、女子制定18岁为婚嫁期最合适，除残废、恶疾者外，不得逾期不婚嫁，否则家长应受处罚。第五是应该厉行节俭。奢靡浪费足以亡国亡身，故必须崇尚节俭，如此上行下效，才能臻于富强之境。如能切实做到这五件事，那么，邻近的百姓都会闻风前来，还愁人口不年年增加么？”
孟懿子一边聆听，一边频频点头称是。宴散时，他向孔子致谢说：“谨受教。”
孔子担任司职吏的这段期间，由于工作较为清闲，时常和敬叔等人结伴出游。有一天，他们一同去游泰山，在途中见到一位鬓发皆白的老人，他身披鹿裘，项挂丝索，手里拿着一把琴，且行且歌，一副自得其乐的样子。
孔子觉得很奇怪，于是走上前作礼，问道：“请教老丈尊姓大名？”
老人回答道：“我叫荣启期。”
孔子继续请教说：“久仰荣老前辈的大名，请问为什么如此高兴？”
“哈哈！你问这个么？我告诉你吧，我有三乐：天生万物，唯独人最尊贵，我生而为人，当然快乐。其次是，自古以来，男尊女卑，我有幸生为男子，这是二乐。第三，人的寿命有长短，有的刚出生就死掉，也有幼年夭折，更有中年身亡的。你瞧我，已经行年90岁了，身体还很健康，怎不令人高兴？这是三乐。再说，贫穷本是士人的常态，死亡是人生的终局，一个人能居常而待终，还有什么值得忧愁的呢？”
孔子转过身来对敬叔说道：“真不简单！他能如此地旷达，乐天知命，把人生看得如此地透彻，那么，世间的一切忧乐都可以撇下不管了。”
二、慈母病逝
孔子的母亲早年孀居，含辛茹苦地度过了不少寂寞岁月。纯性至孝的孔子一心想承欢膝下，反哺相报，让母亲享享清福，以尽人子之道。媳妇亓官氏非常贤淑，而且嫁过来的第二年，就替孔家生下一个白胖的儿子。
孔子自己已经有了一份稳定的差事，俸禄虽然不算丰厚，至少可以使一家人生活无忧。看到母亲含饴弄孙的喜悦之情，孔子的心中也感到无比的欣慰。
当时的世局是，表面上是周朝号令诸侯，事实上，周朝已日渐衰微，诸侯间各自扩充势力，彼此明争暗斗，互相倾轧。百姓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孔子向孟懿子建议要薄赋税、轻徭役，就是针对当时的情况而发的。
孔子对此深感痛心，他曾说过“士而安于居，不可以为士”。这就表示他不以目前的小成就而满足，他要以匡正天下为己任。
这时候。孔子母亲的身体由于多年来的操劳，健康状况一年不如一年，孔子不忍远离，以便多一点承欢膝下的机会，免得将来抱憾终身。
怎奈天命难违，就在孔子24岁那年，孔老夫人竟然一病不起，与世长辞了。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父母之恩，吴天罔极！孔子的哀痛，简直难以言喻。
以往，凡是遇到别人家有丧事，孔子前往吊唁的时候，如果人家招待他吃饭，由于心中悲伤的缘故，往往食不下咽，回家以后，仍然一直闷闷不乐，唱不出歌来。如今，亲人离去，那份悲恸，岂是笔墨所能形容？
在周朝以前的古礼，死者都是土葬，而且父母不合葬在一起，这也许是子孙不忍见到先人腐朽骸骨的关系。到了周代，就有合葬的风俗了，因为《诗经》上有“死则同穴”这句话。
孔子含悲忍泪把母亲入殓以后，就想将灵柩和先父合葬在一起，这时候却出现了一个难题。当初叔梁纥和征在结婚时，男方已是花甲老人，女的却还只是一个及笄少女，这种婚姻，不合“壮室初笄之礼”，所以称之为“野合”。基于这个理由，在叔梁纥病故时，根本就没考虑日后让征在与他合葬。征在可能知道先夫埋骨的地方，但她不敢做此想，也就没有告诉孔子。
孔子一心想让母亲和先父合葬在一起，于是四处托人到故乡陬邑去打听，经过不少的波折。才知道父亲的坟墓是在曲阜东南方20余里处的防山，孔子赶去一看，见到荒草蔓生，几乎无法辨认，他随即雇人将父亲的棺木起出来，重新挖穴，然后把母亲的灵柩运来与父亲的合葬在一起，最后在墓前竖立一块石碑，以便日后祭祀时可以辨识。
三、办学成名
孔子在30岁以前，对自己的未来作了一个重大抉择，即聚徒设教，创办私学。从此，他便长期从事文化教育事业，直至终老，成为当时创办私学较早、成就最大的著名教育家。孔子私学的出现，是西周末年以来文化下移的产物，又极大推进了文化下移形势的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划时代事件。
春秋以前，学在王宫，即文化学术由王室即国家中央政府的专职人员掌管，其人称为史官。国家有关典籍、礼乐制度和一切重要文字材料，都由他们解释、制作、收藏。史官还可参预诗事，如作诗、诵诗等。《毛诗序》谓鲁史克作《鲁颂》，《左传》昭公12年记楚史倚相诵《祈招》，其事虽在春秋，但这种作法想必沿于古习。负责诗事的还有乐师，一般由瞽者担任。其贤智者任太师、少师，执掌诗教。史官、太师位尊，既是国家文化顾问，也是学术大师。在古代世袭制下，他们的职守也是世袭的，所掌之文化典籍世代谨守而不外传。
在教育制度上，古代分设贵族、平民两类学校。贵族学校有小学、大学两级，均由国家设立。贵族子弟学习文化，先进小学，然后到大学深造。大学设礼、乐、射、御、书、数等课程，合称“六艺”，由国家委任的辅师执教。至于平民子弟，则享受不到这种官办教育的权利，只能到平民学校接受一般文化课程和军事训练。
以上由政府直接控制的封闭型文化体制，后世称为“官学”，它在文化建设处于知识积累阶段起过有益的作用。但时至西周中期以后，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以及周王室同各地封国的交往日益频繁和社会各阶层的文化需求日益增长，旧的文化体制必须打破；加上周厉王、幽王之后王室衰微，中央政府的控制能力削弱，文化建设也就进入了由“官学”而走向“私学”的文化下移的时代。
秦以前，文化下移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文化由中央散入地方。此阶段始于周平王东迁前后。西周厉、幽之乱和平王东迁之初的混乱局面促使大批王官（文化公职人员）流入畿外封国。孔子所闻“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就指这个阶段。《论语·微子》记云：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罄襄入于海。所列8人，郑玄以为周平王时人，都是知名乐师。这仅就乐师流散而言，而实际流散者自然不限于乐师，人数也不限于这些。司马迁把这种人材流动称为“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并指出其事在“幽厉之后”。所谓“畴人”，就是世代执掌学术的王官。这些人流入各地封国和边鄙四夷，也就带去了他们所熟悉的传统文化。
周人封邦建国之初，受封的畿外方国不过是一些散布在广大占领区的军事据点，地盘都不大，即所谓“列国一同”，其地不过方百里。经过二三百年的疆土扩张和军事兼并，有些封国逐渐强大起来，形成一个个规模不等的地域性中心。他们原来也有一套摹仿周礼或与当地礼俗相结合的政治文化制度，因处于初创期，内容很不完备；且因长期忙于军事活动和推行较原始的部落殖民统治，所以对存于周室并日臻完善、精细的典章制度也显得陌生起来。当这些国家逐渐强大和成熟的时候，迫切要求改变这种情况，有的甚至要求在礼仪上享有和周天子同等的待遇。因此，他们都十分欢迎王官流入，以加强礼乐建设。有些国家还主动到京师聘请王官，鲁惠公请礼即其一例。事见《吕氏春秋·当染篇》：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所云“桓王”不确。梁玉绳《吕子校补》引《竹书纪年》，称惠公请礼在周平王42年。史角，西周成、康之世的著名史官史佚之后裔，即司马迁所谓“畴人子弟”者。他应聘至鲁，成了鲁国史官。鲁本周公伯禽封国，其文化典籍和礼乐制度比其他封国完备。他们尚且请礼于天子，留用周室王官做本国顾问，其他国家对王官和礼乐之需求可想而知。大批王官流入诸侯各国，加强了中央和地方的文化交流，使传统的礼乐制度更加兴旺。后世史家以为厉、幽之后“礼崩乐坏”，实非尽然。事实上，崩坏者乃周王室对传统文化之垄断。礼乐制度和大批文化典籍经王官流散而普及于各国公廷。今传世之古籍中，反映西周时期各国历史者甚少，平王东迁后则骤然增多，各国著名史官、乐师也都出现在平王东迁以后，由此亦可推断当时文化下移所带来的进步。
文化下移的第二阶段始于春秋后期，其标志是大批文化公职人员由各国官府而走向民间。《汉书·律历志》所说的“三代既没，五伯之末史官丧纪，畴人子弟分散”，当为这一阶段的实际情形。出现这种情形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生产力提高和私有经济发展，以及战争和各国内部政治斗争加剧，使旧的贵族制度日益衰落，文化贵族的世袭官禄不能保持，于是走出官府，散居民间而另谋生计。他们利用自己的文化专长，或为各种礼仪活动相礼，或传授知识而为人师。因此，他们的流散，实际上为民间私学的兴起准备了条件。
随着旧的贵族制度衰落，上层奴隶主贵族日益腐朽无能，远不能适应国家的人才需要。作为下级贵族的士，由于他们中许多人具有“六艺”知识和实际工作才干，便成为政府选拔人才的主要对象。这种情况促使那些同士阶层比较接近的平民、商人、无业游民等纷纷要求提高文化素质而跻身于士的行列以求闻达；即使其中一些人无政治上的闻达之愿，但也希望增进文化知识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旧的封闭式的贵族教育体制显然不能满足这种日益增长的社会文化需求。随着王官失守、文化下移，私学的出现势不可免。时至战国，私学的发展已如雨后春笋，并形成诸子蜂出、百家争鸣之势，从而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化之空前大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