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凌和卡缅斯基的反对意见，得到了党内和军方不少高级领导人的附和。其中以斯米尔诺夫、皮达可夫、戈洛晓金、伏罗希洛夫为代表的“军事反对派”在大会上指责说：“我们不否认一些旧军事专家为红军做了好事，但不能就此低估他们对红军的破坏作用。因为他们的阶级本性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上是不可靠的。如果一定要使用他们，那就只能起咨询作用，决不能让他们担任指挥员。”
列宁在耐心地听取了这些反对意见后，动情地说：“对旧军事专家中的一些人背叛苏维埃政权，我很痛心。我作为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这说明，我们的工作有疏漏，让敌人钻了空子。起码是过分注意使用，而忽视了监督。今后我们需要加强红军的政治工作，充分发挥政委的作用。”接着，他把话锋一转，严肃地说：“但是，这并不表明我放弃了吸收旧军事专家为红军服务的主张，相反，我的态度更坚定！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吸收旧军事专家，而是形势迫使我们必须吸收大量的旧军事专家。敌人的强大，不是因为他们在数量上超过我们，而是因为他们的指挥员具有丰富的指挥经验，在于他们有先进的军事技术装备。要知道，打仗仅靠士兵对革命的忠诚和勇气是不够的。我们为什么因为害怕极少数旧军事专家的背叛，而且是在当前急需军事人才的形势下，就把大多数愿意为苏维埃政权效力的人拒之门外呢？”
列宁的一番话说得持反对意见的人，心服口服。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了列宁关于吸收旧军事专家的提案，并强调进一步做好监督旧军事专家的工作。会议还赞同列宁提出的以红军主力，先打败高尔察克的建议。
第八次代表大会以后，红军又征召了大约三万多名旧军事专家，及时地补充到军事院校、作战部队、野战医院、后方武器制造场、军械修理所等单位和部门。这些人的到来，大大缓解了红军技术人才匮乏的状况。
由于采取了这些应急措施，从4月末起，前线的战局开始改变。东线红军的南路部队在著名将领第四集团军司令伏龙芝、第二集团军司令绍林（旧军事专家）的统帅下举行反攻。到6月初，先后解放了被高尔察克白卫军占领的大部分地区。
6月，列宁指示武装部队总司令瓦采齐斯，乘胜前进，在东线一举打败高尔察克。但是瓦采齐斯却主张，把主力调至南线，阻止邓尼金向库尔斯克方向逼近。为取得东线战役的彻底胜利，列宁没有接受瓦采齐斯的建议，而是提请党中央改组最高军事委员会，果断地撤销了瓦采齐斯的职务，改派他担任南线红军的指挥员。同时任命曾是旧军事专家、后任红军东线司令的谢·谢·加米涅夫为共和国武装部队总司令。
谢·谢·加米涅夫上任后，列宁和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请总司令记住：如果我们不打下东边的乌拉尔，我认为革命是非失败不可了。应该把一切力量都动员去保卫东线！”
谢·谢·加米涅夫遵照党中央和列宁的指示，亲往前线，调整战略部署，命令东线北路红军发动强大攻势。7月1日，第三集团军解放了战略要地彼尔姆和孔古尔。7月14日和24日攻克了叶卡捷琳娜堡和车里亚宾斯克。至此，乌拉尔全境解放。高尔察克被赶到了托博尔河和伊什姆河地带。
正当东线红军与高尔察克的白卫军激战的时候，由邓尼金率领的白卫军，在爱沙尼亚和芬兰的援助下，从苏俄西北方向发动了进攻。一支英国舰队也驶入芬兰湾助战。另外，他们还在红军第七军团、波罗的海舰队和克朗施塔得要塞内安插间谍和代理人。不到半个月，敌人就占领了彼得格勒的西北门户杨堡和普什科夫，致使彼得格勒危在旦夕。
列宁闻讯，一面指示彼得格勒的党组织发动市民投入保卫城市的战斗，一面急调东线红军赶来增援。同时，派遣斯大林作为他的全权代表负责彼得格勒的军事指挥。6月13日夜间，克朗施塔得要塞驻军在敌人奸细的挑唆下，发动叛乱。红军第七军团在斯大林的直接指挥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歼灭了红丘炮台和灰马炮台的叛军。6月21日，北线的红军开始向侵占了彼得格勒西面的纳尔瓦地区的敌军发起反攻，至8月收复了杨堡和普斯科夫，把敌人驱逐到爱沙尼亚边境。彼得格勒转危为安。
东线的高尔察克主力被击溃，彼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标志着西方列强在1919年组织的第一次对苏俄的联合进攻以失败告终。
五、国内战争
在国内战争中，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要面对两大敌人：一是外国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军；一是饥荒。所谓饥荒，就是全国上下都没有饭吃，都在饿肚子。“饥荒”这个敌人要比武装的敌人更可怕，更难对付。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俄国是欧洲的产粮大户。它每年向欧洲国家出口大批粮食。世界大战和接下来的内战，使苏维埃俄国的大片土地荒芜，粮食奇缺。早在1917年初，俄国就闹饥荒了。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被人民推翻，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解决席卷全国的饥荒问题。
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和政府，颁布土地法令，把土地分给农民，着手解决粮荒问题。因为内战的爆发，恢复农业生产被迫中断了，致使饥荒在全国继续蔓延。
1918年1月，彼得格勒还有200万吨存粮。2月，仓库里的粮食和饲料总共只剩下4000多吨。这对于拥有240万人的大城市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1918年春，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工人，每天的面包供应量仅为120克，后来又减少到50克。到了夏天，这两个城市的工人有时接连几天也吃不上一块面包。
富农虽然有部分存粮，但是他们对苏维埃政权心怀不满，拒绝向国家出售粮食。有些投机商在黑市上乘机哄抬粮价，发国难财，使得缺粮问题更加严重。
为解决粮食问题，列宁亲自主持粮食供应事务。他每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询问粮食有没有运到莫斯科、彼得格勒和其他工业中心区。他经常给负责从南俄地区调运粮食的斯大林打电话、拍电报、催问粮食调运情况。他在给斯大林的一份加急电报中说：
“至于粮食，应该说，今天无论在彼得格勒或莫斯科，都一点也没有配发。情况很糟。告诉我，能否采取一些紧急措施？因为我们除了找你之外，别无它法。在雅罗斯拉夫的白卫军叛变已被扑灭。辛比尔斯克则被白卫军或捷克军队攻陷。等待你的回音！”
“北高加索有大宗粮食，但交通被敌人切断，无法北运。在线路未修复之前，粮食是没法运去的。已经派了武装运粮队到萨马拉和萨拉托夫省，但是在几天内我们还没法给你们送粮食。我们希望在10天内，修复线路。想办法坚持一下吧！列宁同志，我想，一星期之内，情况会好转的。”斯大林回电说。
“一个星期太长，因为我们这里快挺不住了！凡是有可以吃的东西，只要有的，请火速运来，越快越好！”列宁在接到斯大林的电报以后，又回电说。
面对紧迫的粮食问题，列宁和布什维克党中央多次召开会议，想尽了办法。最后，多数委员提出，在战争的特殊情况下，必须采取极端的非常措施搞到粮食。否则，前线的红军就无法打仗，后方的人们就不能生产，厂矿、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就不能运转，整个国家将陷于瘫痪，苏维埃政权将自行垮台。
1918年7月29日，列宁根据中央委员会多数委员的意见，召开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工会委员会联席会议。他宣布：“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党号召人民，掀起一场规模巨大的下乡征粮运动，拿出你们全部的力量向反革命分子发动军事进攻，‘不是胜利，就是灭亡’——这就是我们的共同口号！”
在秋天的收获季节里，为了能征购到粮食，列宁指示粮食人民委员部：“既然事情已经弄到战争的地步，那末，整个国内生活就应该服从于战争，对于这一点不容有丝毫的动摇。目前你们应该火速派遣粮食收集队、收割队到产粮区，尽量携带脱谷机和粮食晒干器具，把能够收到的余粮，尽可能地收得一干二净，以适应战争的需要！”
尽管党和政府采取了一些强制措施，但是饥荒问题仍然不能解决，以致严重地影响了前线红军的作战，后方工人的生产。许多工厂、矿山由于饥饿而被迫停工，甚至为前线生产武器装备的军工部门也无法正常开工。
于是，列宁决定采取进一步措施。9月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他亲自出席，坚决要求会议通过决议：“把全国变为军营，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胜敌人’的口号下，把全党、全国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转入战时轨道。”
所谓战时轨道，就是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下，把苏维埃俄国变成一个大兵营，凡是苏俄的公民，都是这座兵营里的军人。每个军人都得服从指挥，一切按照命令行事。若违反军令，将按军法处置。
根据这条原则，公民除可以拥有小件物品以外，其余一切财产，包括工厂、矿山、水源、土地、作坊、店铺、商业以及土地上所生长的物产，尤其是粮食都属于国家所有，统一由国家管理和经营，任何单位、部门和个人不能私自占用。个人消费品和家用物品的买卖，如粮食、大米、面粉、饲料、砂糖、砂糖制品、茶叶、食盐、肉类、海鱼、植物油、动物脂肪、马铃薯、火柴、肥皂、牙刷、牙膏、锅碗瓢盆、家具、靴鞋、布匹、交通车辆等，统一由政府办理，私人不得经营。
由于货币已贬值到一文不值的地步，许多人把整袋的卢布背回家糊墙、做窗户纸或用来烤火。这种情况，使列宁和苏俄政府开始考虑取消货币的问题。办法是，居民日常所需的生活物品，不用货币购买，而用实物交换。职工和干部的工资，不用货币发放，改发实物卷。参加了劳动的人，负责人发给他一纸证明，再凭这张证明去领取要发的东西。
1919年3月末，人民委员会还颁布了《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其中规定，各级政府须建立统一的物资分配机关，组建城乡统一的“消费公社”，各地的商店要交给消费公社管理；应把每个居民编到公社的某个分配站，凭证供应食品和生活必需品。儿童上托儿所、幼儿园、学校，居民坐公共交通工具、去洗澡堂、理发店等，都不用花钱。到了下半年，公共食堂又开始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盛行起来。居民不用在家做饭，可以到消费公社开办的食堂里免费用餐。
列宁把这些做法统称为“战时共产主义”（又叫“军事共产主义”）政策。苏俄全体居民必须在这种政策下生活。当然，这是在战争年代被迫采取的，也是最难推行的政策。
为了搞到粮食，人民委员会被迫发布了关于采购食品的命令。根据这项命令，从机关、工厂和学校抽调精兵强将，组成武装征粮队和抢收队，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配备步枪和机枪，在军队的配合下，到乡下强行“征收余粮”。说是“余粮”，实际上是农民仅能维持生存的必要的口粮。特别是对富农采取的措施更为严厉，若发现不如数交粮或隐瞒不报，或故意藏匿者，轻则当场没收，重则剥夺其人身自由。若有胆敢以武力反抗者，就地正法。
1919年春，由铁路工人倡议，在莫斯科组织了第一次“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就是工人们为了帮助国家，利用工余时间，不要工资，自愿工作。
列宁立刻抓住了工人们提出的这一倡议，在党的会议和莫斯科群众集会上说：“‘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是社会主义的一项‘伟大的创举’。因为在‘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里，工人阶级代表并实现着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劳动组织。这是‘苏俄共产主义’的真正开始。”
根据这个论点，列宁打算把“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作为一项制度推行下去。这项制度规定：凡有劳动能力者，应不计报酬参加劳动，再由政府直接配给劳动者一切生活日用品，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凡有劳动能力而不参加劳动者，除“不得食”以外，还要对他实行惩罚，直至判处徒刑。
为了推行“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制，列宁身体力行，在1920年“五一节”那天，他亲自同克里姆林宫军事学院的学员一起清扫克里姆林宫前的广场。曾和他一起劳动的一个学员追述说：
这时，我们看到一个身材矮小的人，穿着一件旧上衣，带着一顶鸭舌帽，眼里闪着喜悦的目光。
“我来听你们的指挥。”列宁像军人一样挺直了身子，向指挥员报告说，“请接受我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
“请站在右边。”指挥员说。这时，克里姆林宫塔顶上的自鸣钟响起了洪亮的报时声，管乐队也奏起了音乐。指挥员命令一下，大家开始劳动。晴朗的天空，欢快的笑声，大家同列宁一块儿干活，格外地高兴。圆木很沉，六个人抬一根，大家注意到列宁一直抬着圆木最粗的一头。
“这不行，列宁同志，我们不能让您抬这么重的东西，会把您累坏的。”和他抬一根圆木的学员说。
“怎么，你们能抬，我为什么不能抬？”列宁说着，又抬起了一根。
“您最好还是走开吧，列宁同志，没有您，我们照样能把这里的活儿干完。”一个学员在旁边劝说着。
“不，不，你们别逼我走。反正我不离开。”列宁直摇头，说，“要知道，今天全国的工人都在参加义务劳动，我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怎能袖手旁观呢？”
“可您有那么多重要的工作在等着呐！”另一个学员说。
“今天的工作最重要。因为这是‘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共产主义制度的一种尝试，是令人最开心的事情。”列宁边说边擦汗。
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在内战爆发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及时地把全党、全国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转入战时轨道，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保证了城市工人和红军最低限度的口粮和对武器装备的需要，从而为最终战胜国内外武装的敌人奠定了物质基础。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于苏俄取得内战的胜利是一个功劳。但是列宁说，这个功劳是有限度的，是在国内战争时期被迫采取的应急措施。但是，如果把它运用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和平建设，是绝对行不通的。所以，在内战结束后，列宁改变了这项政策。
六、危机后的选择